面對疫苗分配正義與專家信任問題，台灣該怎麼做會更好？

然而，若是在時間有限（例如面臨到疫情嚴峻的狀況）的緊急情況下，審議式民調的執行可能不切實際。因此班尼特認為還有第二種方式可以增加建議信任：從公眾關係（public relations）方面著手。具體來說，政府和專家單位不應提出過於強硬的政策，甚至必須盡可能讓政策的敘述包山包海，以此讓不同立場的民眾能夠在政策中找到自己所相信的價值。此外，政府和專家單位也應該盡可能在決策團隊中納入身份多元的成員，以此照顧到不同團體和族群的認同感。

小結

本文針對疫苗分配以及疫苗信任的議題分別提出簡短的分析和建言。台灣在疫苗分配指引上已有成熟的政策，但相比於國際上的疫苗指引而言，台灣較少考量平等主義之精神。因此，應可納入簡單的幾項措施兼顧效益和平等的考量，例如推行抽籤制而非先到先贏制，以及在同風險的群體內部優先分配給弱勢族群。

而在疫苗信任的議題上，政府應持續增加政策制訂的透明度、專家的真誠性，以及教導公眾關於科學知識生產的脈絡性，以增進民眾對防疫專業知識的信任。另一方面，政府可使用審議式民調、包容的政策以及專家團隊成員的多元性，來增加公眾聽取專家建議而行動的意願。尤其與國外相比，台灣目前防疫情況所面臨的時間急迫性較低，應更有餘裕採取更需要時間的溝通方式（例如審議式民調），以此讓公眾增加聽取專家建議而行動的信任。^[7]

延伸閱讀

• 就算有血栓爭議照打AZ疫苗，是因為英國人比較不怕死嗎？
• 為什麽打完COVID-19疫苗，有些國家的疫情仍然失控？

註釋

[1] 見衛福部網站公告。

[2] 更多對於疫苗分配原則的分析和建言，請見我們於《北市醫學雜誌》所發表的專論「新冠肺炎疫苗的分配正義：台灣疫苗分配模式之分析」。本文疫苗分配的部分內容也是改寫於該篇文章。

[3] 新冠疫苗將抵台，你打或不打？《遠見》調查：僅六成民眾願接種

[4] 丹麥停打AZ 查核中心：專家指台灣不能直接類比（中央社）

[5] Matthew Bennett (2020). “Should I Do as I’m Told? Trust, Experts, and COVID-19.” Kennedy Institute of Ethics Journal 30 (3):243-263.

[6] Benjamin W. McCraw (2015). “The Nature of Epistemic Trust.” Social Epistemology 29 (4):413-430.

[7] 首要感謝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防疫科學研究中心（MOST 109-2321-B-010-007）的支持，讓我們進行本文所提及的相關防疫哲學研究。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