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光(一)清教秩序五百年》:有良俗才有良制,未來一百年美國還將獨領風騷

《大光(一)清教秩序五百年》:有良俗才有良制,未來一百年美國還將獨領風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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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書雖分為獨立的三卷,但以一個相同的主題使三卷得以連貫為完整的長篇史詩,即——清教徒的觀念秩序及追求自由的保守主義思想,如何影響歷史走向,最終推動了法治社會及憲政國家的建立,奠定了現代世界秩序的基礎。

文:余杰

你如何認識歷史,決定了你如何定義自己

清教秩序五百年的故事,到此暫告一個段落。

以下的歷史,我將與讀者朋友們共同經歷和參與,我們的餘生將看到更加波瀾壯闊、激動人心的劇幕上演。

你如何認識歷史,決定了你如何定義自己。我是基督徒,是清教徒的屬靈後裔,是保守主義者,是美國公民。我認識和書寫的歷史,是由清教徒的觀念秩序及精神、心靈秩序主導的歷史,是由宗教改革形塑的近代化和現代化,是建立在新教信仰、喀爾文神學、保守主義、公民美德、城邦正義、地方自治、共和政治和市場經濟等核心價值之上的「現代世界之誕生」。

當代西方世界的學術、傳媒和教育系統,成為進步主義、世俗主義、人本主義及左翼自由派的奴僕,早已背叛了真實的歷史脈絡——他們拒絕承認形而上的真理和基於聖經的世界觀,歷史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們企圖以子虛烏有的「一六一九」取代蕩氣迴腸的「一七七六」。

在左翼知識人看來,既然歷史並非由上帝掌控,歷史的動力就是地理、環境決定論或偶然論。關於近代化為何出現在西方而非東方,當代名聲顯赫的歷史學家們的答案大都不出以上這兩方面。

生物和地理學家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在其經典之作《槍炮、病菌與鋼鐵》中認為,歐洲而不是中國主宰當今世界的原因是,歐洲的半島地形使得小王國有能力抵禦潛在的征服者,因此偏好分散的政治權力,而中國更為渾圓的海岸線使得中央集權而不是諸侯割據成為偏好(關於中國中央集權的原因,還有魏特夫的治水理論)。戴蒙指出的政治制度上的分權和大一統跟近代化的正向或負向關係,大致是正確的;但是,地理原因只是「西風壓倒東風」的多種原因中的一個,且並非決定性的那一個。就淡化和忽視基督教文明而論,這種被視為「長期注定」理論的地理決定論,顯然是左派的唯物主義理論,但它後來被更左的左翼批評為西方的辯護士,甚至是種族主義,戴蒙大概只能哭笑不得。

在「長期注定」理論的對立面,是近年來更流行的「短期偶然」理論。「加州學派」開創者傑克.戈德斯通認為,直到一六〇〇年以前,東西方的優勢大致相當。十八世紀,經過瘟疫和戰亂之後,大多數帝國恢復了元氣,鞏固了正統思想的統治,唯有西北歐的新教徒摒棄天主教傳統,這種反抗行為推動西方走向工業革命之路。但他並不認同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導致「資本主義精神」的理論,他只是認為宗教改革造成的分裂成為新思想迸發的溫床,但新教未必比天主教更有利於資本主義和科學的發展。

他還認為,一些偶然事件有可能改變歷史進程。例如,一六九〇年的博因河戰役中,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軍隊射來的滑膛槍子彈撕破了奧蘭治親王威廉的肩膀——如果那發子彈再低幾英吋,威廉戰死,天主教就可能統治英國,法國就可能主宰歐洲,工業革命就可能就不會發生。然而,他忽視了比威廉這位來自尼德蘭的新教君主更至關重要的是英國的傳統和民情——即便威廉死在戰場,已占人口多數的英國新教徒不會容忍詹姆斯二世將英國拉回天主教世界;即便沒有威廉,英國人仍將捍衛其信仰和政治制度。

美國歷史學者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也是「短期偶然」理論的支持者,他在《大分流》一書中指出,在一八〇〇之前,英國或歐洲並未領先於中國、日本和印度,中國江南的市場經濟形態,甚至比歐洲更接近亞當.史密斯的古典經濟學理想。他不讚同「英國奇蹟」的說法,也反對歐洲中心主義。他解釋說,西方的成功是靠兩次運氣——一次是偶然發現美洲,從而產生了一個能為工業生產提供動力的貿易夥伴。第二次是英國擁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便於開採的煤礦設備,以及快速實現機械化的工業。

然而,西方發現並殖民美洲絕非偶然,海外冒險和遠航的驅動力是西方特有的貿易和傳教的激情——否則無法解釋為何西方在航海技術和船隊規模遠不如鄭和船隊的情形下,卻能創造如此輝煌的事業,而鄭和下西洋只是彗星閃過天幕。另外,彭慕蘭更不能解釋的是,英國為何能擁有採礦設備及機械化工業?工業化離不開知識爆炸、對自然的研究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成熟,這一切背後有賴於整體性的觀念秩序和政治經濟制度。在二十世紀亞太地區經濟崛起之前,在基督教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中找不到這樣的觀念制度和政治經濟制度。

美國學者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標新立異地將「政治正確」推展到極致,為了破除所謂「西方中心主義」,他提出「東方中心主義」——歐洲僅僅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的「一個遙遠的邊緣半島」;西方並未崛起,只是「東方的衰落」襯托了西方的崛起;「東方的衰落」源於白銀危機,這場危機使中國錯失工業革命的契機。這種極端化的「政治正確」的歷史敘事,既無事實支撐,也不合基本邏輯,倒是與中國當代民族主義者的「貨幣戰爭」之說不謀而合,清晰地顯示出「政治掛帥」的西方學界的「自我憎恨」症候。

而在「長期注定」和「短期偶然」兩種理論之間採取中庸立場的,是史坦福大學歷史學教授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在《西方將主宰多久》一書中提出的「生物學法則」、「社會學法則」和「地理學法則」,這些法則之間不斷的相互作用使得西方取得主宰世界的地位,而「地理學法則」——從歐洲航行到美洲比從亞洲航行到美洲更近、更容易(橫渡大西洋比橫渡太平洋更容易)是決定東西方近代發展差異的關鍵原因。莫里斯否定了文化、宗教信仰、價值觀、社會制度或盲目的隨機事件的解釋,而以「確鑿的物質現實世界」為焦點,這顯然是唯物主義的態度。然而,絕對的地理決定論無法自圓其說——鄭和的船隊不是抵達了非洲嗎?對鄭和而言,橫渡太平洋在技術上並非難事。顯然,在地理和技術之外,還有更重要的原因。

另外還有一種近年來興起的「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敘述,其代表人物為美國歷史學家湯瑪斯.本德爾(Thomas Bender)。他在《萬國一邦:美國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一書中宣告,「美國史壽終正寢」,因為舊美國史強化了「地方主義的眼光」,他要從全球史的角度寫新美國史。既然「民族國家史是更大範圍的普遍史的一部分」,所以他要「把合眾國視為集體構成人類整體之諸多行政區劃中的一部分來進行檢視」。

在他的全球史的美國史中,幾乎看不到清教徒的腳蹤,他否定清教徒布道中對建立「上帝之城」的信念,否定雷根用以反對共產主義的基於聖經的價值觀,批判並企圖顛覆「美國例外論」——「美國例外論的概念把美國割裂、隔絕於在更大範圍內做出的自我理解以及在世界中的自我定位,美國本身是諸國中的一國,諸民族中的一員。例外論造就了一種地方主義和傲慢自大的古怪結合。」

他雖然享受著美國秩序所帶來的自由與富足,卻又認為:「美國的民族建構計畫已經取得了異乎尋常的成功。但是這種成功的歷史並不能也不應該被拿來宣稱並維持一種歷史上的獨特性或範疇上的差異性」、「美國人只是諸多民族中的一種,而非什麼特立獨行的例外,跟所有民族一樣,我們最終都要對人類整體擔負責任。」然而,在這些自詡為世界主義和世界公民的美好憧憬和豪言壯語背後,是左翼知識人對美國秩序和美國傳統的敵意和排斥。他們號稱多元主義,卻絕對不包容清教秩序這一元。

在結論部分,湯瑪斯.本德爾理直氣壯地展示了試圖翻轉美國憲法的野心:在論及美國最高法院判決的一件案例時,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抱怨說:「外國佬不應在解釋美國憲法中占據一席之地。」斯卡利亞是原憲法主義者,是美國憲法忠誠的守護者,他的名言是「法律治國,而非立法者治國」;川普總統任命的艾米.巴雷特(Amy Vivian Coney Barrett)大法官曾經當過斯卡利亞的助理,因而也是其精神的追隨者,她堅信:「法官必須遵循憲法典章的原初公共意涵。」

湯瑪斯.本德爾不認同斯卡利亞大法官的抱怨以及抱怨背後對美國憲法的忠誠,反之,他高度讚同極左派大法官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的立場——「學習外國資源可能會傳達出來的良善美意」。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左派聲稱熱愛所有的價值,偏偏仇恨美國賴以立國的價值——如果以聯合國《人權宣言》、歐洲憲章等文件來取代美國憲法,美國還會存在嗎?

英美的啟示:有良俗(信仰、風俗、民情)才有良制(政治和經濟制度)

西方文明跟非西方文明,在價值上不是等量齊觀的;在西方文明內部,英美路徑與其他路徑也有天壤之別。

法國學者菲利普.尼摩(Philippe Nemo)雖然是英語世界之外的學者,卻在《什麼是西方?》一書中對「西方文明」給出了比那些放棄美國秩序的美國學者更具「文明論」高度的闡釋,他堪稱雷蒙.阿隆之後最具保守主義思想的學者。尼摩認為,希臘城邦的「法治自由」、古羅馬的私法和人文主義、聖經的倫理學和末世論、十一至十三世紀的「教宗革命」以及此後的宗教改革、近代的幾次重大民主革命,奠定了當代西方「法治社會和市場的普遍價值」。

尼摩毫不畏懼地為「西方中心主義」辯護——「所有這一切都是只在西方而非別處發生,抑或如近來那樣都是只在西方而非別處的影響之下發生」;「除了西方沒有任何文明把精神多元化轉化為一種積極的價值,也沒有建立起特殊的制度來保護和實施這種多元制」;「民主誕生於一片確信人類有犯錯誤的可能、有渴望更好未來以及獨自承擔這一未來的權利,和構成人類生活最後遠景的政治權力不具合法性等學說的文化土壤之上。我們確實懷疑民主是否能扎根於那些沒有這種精神和道德沃土之處,亦即大部分非西方文明國家」;

「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沒有任何人類社會最終能夠逃避法治社會和市場這兩個西方發明的事件,除非這個社會願意接受與那些採納了西方法律和市場的社會相比永遠低人一等的結構性狀況」;「西方曾經是殖民者,因為它在技藝和經濟方面高於其他地方……把不管是什麼罪過都歸於殖民者這個不具名的集體是毫無意義的。在殖民化裡沒有任何惡意」。這些為西方所作的擲地有聲的辯護,會讓那些「新馬克思主義」、「後殖民主義」、「東方主義」等左派意識形態把玩者們的玻璃心碎落一地。

不過,雖然尼摩在書中承認「民主毫無疑問地尤其是從喀爾文的教義中汲取養分」,但他作為法國人,仍然未能對法國及歐陸模式之差異做出更深刻反思,未能將英美模式與歐陸模式(即宗教改革與啟蒙運動)做出更為細緻的區分,他使用的仍是籠而統之的「西方」這個概念。

「英國(以及此後的美國)奇蹟」確實存在,你可以假裝不承認它,但它就是存在。認識到現代世界的誕生之地是英國、而非整個西方的,是英國歷史學家艾倫.麥克法蘭。他比其他學者更接近真相和真理。但他並不認為十六世紀是「現代社會」的分水嶺,而認為英格蘭的現代性是一道橫亙一千年的「長長的拱弧」。

在將英格蘭與中國相比時,麥克法蘭指出,英格蘭很早就是一個充分發展的現代社會。英格蘭文明立足之本是個人,僅憑個人串聯著互相分立的經濟領域、社會領域、宗教領域。每個個體都是社會的完整縮影,都有其天然的權利和責任。中國卻不同,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立足於集體的文明,中國至今尚未實現經濟、社會、政治、意識形態(宗教)的徹底分立。

麥克法蘭固然看到了英國的個人主義與中國的集體主義之間的巨大不同,但他在強調英國的「分立」時又矯枉過正了——在每一個「分立」的社會領域之上,必然存在著一個整全的觀念秩序及精神、心靈秩序,如光一樣照亮每一件事物並將事物之間聯繫起來。但麥克法蘭無意探討這些「神祕」領域。他用七巧板或拼圖的比喻來形容現代轉型的諸多因素「一個也不能少」,但他忘記了最後一步的追問:七巧板或拼圖不是自然界自然而然地生成的,也不是人自己發明的,人只是遊戲者與使用者——顯而易見,有一種高於人的力量將它放在人的面前。

耐人尋味的是,當代傑出的華裔歷史學家余英時,對中國儒家傳統懷有相當的「同情的理解」或「理解的同情」,甚至為修正馬克斯.韋伯的理論,深入發掘似乎可以跟新教倫理相媲美的「儒家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但他反倒比大多數左翼西方學者更肯定基督教傳統對現代化的貢獻。他認為,西方的基督教傳統與現代化並不衝突。西方價值之源的超越世界,由於希臘理性與希伯來信仰的合流,在中世紀曾獲得統一。人格化的上帝是萬有的創造者,也是所有價值的源頭。

「西方人一方面用這個超越世界來反照人間世界的種種缺陷與罪惡,另一方面又用它來鞭策人向上努力。而西方近代的世俗化,是理性與信仰再度衝突的結果。這種衝突並未使得基督教的觀念秩序解體,也沒有使得宗教與科學成為勢不兩立的敵人。相反,基督教經過宗教改革的轉化之後成為西方現代化的重要精神動力之一。」

余英時進而分析說,於科學而言,牛頓堅信宇宙確是上帝智慧的傑作,對上帝的深信不疑正是激勵他探求宇宙秩序的力量。十六世紀英國醫學的發展也得力於上帝的觀念,治病救人是響應上帝的召喚,發現人體機能的奧祕和藥物的本性也是執行上帝的使命。醫德和醫學研究的熱誠都源於對上帝的信仰。在社會政治方面,「天賦人權」觀念具有基督教背景。

據白特菲(Herbert Butterfield)的觀察,西方近代的個人主義和近代基督教的發展有密切關聯。宗教改革以來,各種教派興起,彼此相持不下,於是才出現「良心的自由」的觀念。這是個人主義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容忍」這一重要觀念也是在這一宗教背景之下產生的。英國學者陶奈(R. H. Tawney)在重新探討韋伯的新教倫理議題之後,再度肯定清教徒的倫理觀對英國勞動和企業精神的興起產生了決定的刺激作用。不但如此,英國清教徒不肯向國教屈服的精神對英國民主的發展貢獻尤為重大。余英時如此總結說:

西方自宗教革命與科學革命以來,「上帝」和「理性」這兩個最高的價值觀念都通過新的理解而發展出行的發現,開闢出新的天地。把人世的勤奮理解為上帝的召喚,有助於資本主義的興起;把學術工作理解為基督教的天職促進了西方近代人文教育與人文學術的發展。

「上帝」創造的宇宙是有法則、有秩序的,而人的職責是運用「理性」去發現宇宙的秩序和法則。這是近代許多大科學家所接受的一條基本信念,從牛頓到愛因斯坦都是如此。在政治、社會領域,自由、人權、容忍、公平等價值也不能脫離「上帝」與「理性」的觀念而具有真實的意義。西方外在超越的價值系統不僅沒有因為「現代化」而崩潰,而且「現代化」的一個極重要的精神泉源。

余英時指出,就整體性的西方與中國對照而論,非基督教傳統的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化」相當艱困。中國文化只對價值的超越源頭作一般性肯定,而不特別努力去建構一個完善的形而上的世界以安頓價值,然後再用這個世界來反照和推動實際的人間世界。這種價值系統必然影響到中國的政治文明。由於近百年知識界在思想上的分歧和混亂,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一直沒有機會獲得有系統、有意識的現代清理。中國持續兩百年的近代化,至今始終未能建立一套形而上的價值系統和形而下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社會規則。

但余英時最終仍未更細緻地區分英美與歐陸兩大西方傳統的差異,他的焦點在於比較中國與西方之差異。

在余英時等先賢止步的地方,我努力向前邁出一小步。

本書是華文世界第一本系統梳理清教徒觀念秩序五百年脈絡的著述。清教徒觀念秩序及精神、心靈秩序,從小小的日內瓦到更大一些的尼德蘭,再到更大的英倫三島及大英帝國,最後到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最自由的美國及若干英語國家,一路走來,由小到大,從弱變強,幾多山重水複,終於柳暗花明。我相信,未來一百年,只要持守清教徒觀念秩序,美國還將獨領風騷,維持其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的地位。

這一聖經中心主義、基督新教(清教)中心主義、英語國家(美國為主體)中心主義之脈絡,卑之無甚高論,只是「有良俗(風俗、民情)才有良制(制度)」的常識而已。然而,若非上帝的光照和啟示,以人之有限性和人之傲慢自戀,人不願承認和接受此一真理和真相。左派的東方主義、多元主義、相對主義、國際主義、進步主義等對人似乎更有吸引力。智性的敗壞跟道德的敗壞往往是同步的。

人若能認識真理和真相,人就能正確定義自己——尤其是人在上帝永恆救贖計畫中的位置。歷史不單單是好聽的故事,歷史關乎我們是誰,關乎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關乎我們的價值、信念和夢想。

相關書摘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光:宗教改革、觀念對決與國族興衰【全套三卷】(第一部華文界認識清教徒如何影響世界的宏觀大作)》,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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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流、大革命、大變局
從歐洲到新世界,再到華夏大陸,清教徒締造了現代世界的形成!
清教徒不只信仰虔誠,更富於創新與反抗,更善於組織社區、建立社會,
契約精神、法治社會及憲政國家,皆來自於清教徒追求自由的歷史!
不了解清教徒文化,就無法真正了解歷史的變化與文明秩序的核心價值!

華語世界第一部綜論清教徒歷史及英美保守主義思想的宏觀史著
深入分析西方基督教文明,如何影響近代世界歷史發展

套書焦點

  1. 宗教改革運動孕育的基督新教精神與清教徒文化,如何催生法治社會及憲政國家,奠定現代文明的秩序基礎?
  2. 歷經啟蒙運動,追求自由、平等普世價值的歐陸國家,為何會在近代發生一系列大革命,最終陷入極權主義的災難?
  3. 近代中國面對「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多次推動「西化」改革,為何總是以失敗收場,最終淪為無神論的共產專制國家?

《大光:宗教改革、觀念對決與國族興衰》全書分為三卷,以宏觀的視野描繪了英美、歐陸及東亞(中國及日本)三地,自十六世紀宗教改革運動以來的五百年歷史變化。

這些歷史變化包括了:宗教改革之後,日內瓦、荷蘭等小國的獨立,與英國與美國「清教徒秩序」的建立;啟蒙運動後的歐洲大陸,歷經法國大革命到俄國大革命的百年動亂,如何引發世界大戰,並最終催生了極權主義的災難;還有近代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所面臨的西力入侵,與相應而生的社會轉型。

本書雖分為獨立的三卷,但以一個相同的主題使三卷得以連貫為完整的長篇史詩,即——清教徒的觀念秩序及追求自由的保守主義思想,如何影響歷史走向,最終推動了法治社會及憲政國家的建立,奠定了現代世界秩序的基礎。


《清教秩序五百年》(大光:第一卷) 

真正的歷史大分流,始於宗教改革運動——
清教徒的觀念秩序,是文明歷史發展的原動力,更是今天世界秩序的基礎。

自從馬丁路德反抗天主教會的絕對權威、開啟了宗教改革的大門以來,西方陸續誕生了數位重要的宗教思想家,如約翰・喀爾文、約翰・諾克斯、約拿單・愛德華茲;通過他們的新思想,歷經中世紀千年以上的西方基督教傳統得以煥然一新,他們的追隨者陸續在西歐及北美建立了新的城邦共同體或國家,包括了日內瓦(瑞士)、尼德蘭(荷蘭共和國)、英國與北美殖民地。

今天的現代世界,便是奠基於以英美為首的清教徒國家之上。本卷主要分析上述四個歐美清教徒國家的歷史文化,並分析這些國家興盛繁榮的根本原因,均源於清教徒的觀念秩序所形成的國族性格與社會規範。

清教徒的觀念秩序包含了三種要素:

  1. 注重歷史傳統,講究權力制衡的保守思想,推動了三權分立、政教分立的憲政國家政體,具體展現在日內瓦、荷蘭的城邦共和制、英國及美國的憲政體制。
  2. 重視勞動及天職的觀念,發展出榮耀上帝的資本主義倫理。
  3. 神聖的契約觀念,確立人權與財產權的法律規範,奠定了現代法治社會的基礎。

因此,可以說清教徒基於宗教文化所形成的各種社會與政治規範,不僅推動了自身的社會轉型、民強國富,更推動了西方乃至於世界歷史的「現代化」發展。

第一卷焦點

  • 宗教改革與新教思想家的歷史重要性?
  • 誕生於宗教改革後的清教徒美德與衍生的保守主義思想內涵為何?
  • 日內瓦(瑞士)及尼德蘭(荷蘭)共和國的興起,為何能代表清教徒的反抗精神?
  • 英國「光榮革命」與美國「獨立革命」如何在追求自由的同時,維持社會傳統的連續性?
  • 英美清教徒重視契約與個人權利的觀念,如何建立現代法治社會及憲政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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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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