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光(三)華夏轉型兩百年》:在民國史上,孫文犯有不可赦免的十宗罪

《大光(三)華夏轉型兩百年》:在民國史上,孫文犯有不可赦免的十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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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卷主要處理中國近代史與西方近代化諸模式之關係,企圖回溯中國歷史的根源,分析所謂「中華文化」的問題,並且明確指出清教徒觀念秩序和英美政治傳統是西方文明之精髓,應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以及政治上邁向自由民主的最終出路。

文:余杰

第四節 民國毀於孫文、蔣介石和馮玉祥三個假基督徒之手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帝國,中華民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但是,那個時代最具遠見卓識的知識分子,並未深入思考民主、共和、憲政等政治模式跟基督教文明之間的關係。他們從美國等先進國家抄來像模像樣的憲法及各種法律制度,但中國並不具備美國那樣的民情秩序。所以民國徒有虛名,一步步走向崩壞。

基督教未能挽救中國被左翼暴力革命吞噬。基督教在近代中國的失敗,最直接的體現是中國基督徒的失敗,尤其是掌握權柄的基督徒,其政治活動與基督信仰脫節乃至對立,所作所為不是榮神益人,乃是辱神害人。

判斷某人基督信仰的真偽,最終和最高的裁決權在上帝手中。但從一棵樹結出什麼果子,就可判斷這是一顆什麼樹,好樹結出好果子,壞樹結出壞果子;同樣,評估一個人的信仰狀態,可「聽其言觀其行」。

二十世紀上半葉,三名個人生命和觀念秩序未能更新的「偽基督徒」、「假基督徒」,將中國拖入更大的黑暗之中。孫文、蔣介石和馮玉祥聯手毀掉了中華民國,也毀掉了中國成為「亞洲的美國」的歷史契機。他們的失敗,既是個人信仰的失敗,也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國的失敗,他們的個案亦表明中國的民情和國民性跟基督教的觀念秩序格格不入。

孫文:不是民國國父,而是民國終結者

孫文成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民立報》的賀電推崇其為中國當代華盛頓:「我公雄略蓋世,為華盛頓替人,祖國明燈,非公莫屬。」事實證明,將未完成的獨裁者孫文比作華盛頓,如同將毛澤東形容為「中國的甘地」一樣荒誕不經。孫文死掉的時候,對孫文的斑斑劣跡了如指掌的辛亥革命元老章太炎反對編造孫文神話,在輓聯如此概括孫文之一生:「舉國盡蘇聯,赤化不如陳獨秀;滿朝皆義子,碧雲應繼魏忠賢。」

孫文去世後,國民黨官方意識形態打造者之一陳果夫曾試圖將其列入民間崇拜的神祇,並在端午節進行祭祀——對一個逝去的基督徒來說,這是極為怪異的「身後榮譽」。又有國民黨人提議仿效美國將首都定名為華盛頓,將南京改名為中山城——這個提議未被採納(因為當時南京尚在孫傳芳控制下,國民黨人退而求其次,將其治下的孫文的故鄉廣東香山易名為中山)。一九二七年,黨軍北伐獲勝,南京政府剛成立,即耗費巨資興建中山陵。中山陵之規模超越歷代皇帝陵墓且至今仍在中國充當鮮活的「現代政治符號」。

如果拿一個人與孫文相提並論,顯然不是華盛頓,如引用孫文本人的說法,他是「洪秀全第二」。從「假基督徒」這個意義上說,孫文跟洪秀全是一對難兄難弟。

孫文編造其出身於基督教家庭的謊言,一九一一年十一月接受倫敦《濱海雜誌》記者訪問時說,他的「父親皈依基督教並任職於倫敦布道會」。學者莉奧.莎曼(Lyon Sharman)多方考證並向倫敦布道會查詢,發現孫文的父親不曾任職於倫敦布道會,她稱此事為「基督徒父親的神話」。孫文十二歲到夏威夷,入讀聖公會辦的教會學校,那是他最早接觸基督教的時刻。後來,孫文到香港唸教會學校,在此期間受洗,「革命性地接受了人生的一種新秩序」。

對孫文有所影響的牧師王煜初及基督徒何啟都是社會福音派,是「基督徒的改革者」,他們相信進化論和暴力革命學說。王煜初牧師的兒子、法學家的王寵惠指出,耶穌捨己救人,革命捨己救國,犧牲精神原屬一致。

在此期間,孫文對傳教頗為積極,並幫忙出售聖經,甚至一度考慮唸神學、做傳道人。美國學者威廉.H.布蘭察德(William H. Blanchard)指出:「他之所以這樣起勁,是因為他不僅將基督教看成是一種新的宗教,而且把它看做是一種政治解放的形式。」

孫文信奉的是進化論和革命論版本的基督教,既不符合聖經真理,也毫無清教徒觀念秩序。這種「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的信仰,淪為自我偶像崇拜也不奇怪。國民黨宣傳家張振說出了孫文的心聲:「我們站在黨的立場上面講,可以說宗教一方面的好處,我們黨都包括了。我們做黨員的,畢生致力於黨的建設還來不及,哪裡有功夫去管教不教的問題呢?……我們黨的唯一領導者中山先生的精神,更來得偉大精深,為摩西耶穌所不能比擬!中山先生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學說,更非粗淺的教義所能望及!我們只有把全部的聰明才智獻給黨,不管什麼教不教,而在黨之下更不應該使教有具體的組織。」對於國民黨而言,孫文崇拜比基督教的上帝崇拜「進化」百倍。

台灣太陽花學運期間,占領立法院的學生們沒有將孫文的巨幅畫像摘下;蔡英文在兩屆總統就職典禮上,都對孫文像宣誓,這是學生和民進黨政治人物缺乏深刻歷史感的表現。孫文跟台灣毫無關係(他曾以美國公民身分到作為日本帝國治下的台灣遊玩和嫖妓),卻享有國父之尊榮,這是世界上最大的笑話。孫文不是中華民國的國父,而是中華民國的魔鬼終結者。在民國史上,孫文犯有不可赦免的十宗罪:

第一宗罪,孫文個人生活敗壞,對幾任妻子始亂終棄,重婚兼「蘿莉控」。他還偽造美國出生紙,騙取美國公民身分——這些資料可在美國國家檔案局查到。孫文以出生在夏威夷為理由取得美國國籍,時間在一九○四年三月十四日。孫文在申請美國公民的申請表中填寫他是一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生於夏威夷歐胡島。這是欺騙美國政府,因為孫文的真正出生地是廣東香山縣翠亨村。孫文靠洪門幫他請律師提供假證明,打贏了與美國移民局的官司,從此持美國護照遊走列國。然而,一個美國公民怎麼能當中華民國的國父呢?

第二宗罪,孫文熱衷於暴力革命,自己卻躲在後方,讓革命同志在前線送死。一九〇九年九月,光復會領袖陶成章發布《南洋革命黨人宣布孫文罪狀傳單》指出:「竊念我同盟會初成立之際,彼(孫文)固無一分功庸,而我同志貿貿焉直推舉之以為總理,不過聽其大言。」一九一三年七月,英國《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理循專訪黎元洪,談及孫中山時,黎說:「孫逸仙……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根本沒做什麼實際的工作。他返回中國時,革命已經結束。除了一些道聽塗說的模糊印象外,我幾乎沒有聽說過他這個人。……我認為他是個空想家。」

第三宗罪,孫文以革命為幌子,在海外發行不能兌現的愛國債券,欺騙貧苦僑民投資其革命事業,宛如金光黨。其成立的第一個革命組織興中會,宛如老鼠會,要求入會者每人限繳五元會費,再入股十元,承諾日後可獲利百元。同時,又以割讓滿洲等地為由,從日本政府及三井財團騙取大筆款項,這些巨款供其個人揮霍一空。此後,「護國運動」中,孫文暗中與日本軍部田中義一等祕密往來,透過日商久原房之助,先後收受日本軍部接濟一百四十萬日圓。有奶便是娘,任何個人、任何國家的錢,孫文都敢拿來用。

第四宗罪,孫文獨斷專行、不容異己,對政敵乃至戰友屢屢實行肉體消滅的暗殺計畫,從同盟會到國民黨,暗殺手段一以貫之。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深夜,陳其美秉承孫文意旨,派出二十四歲的殺手蔣介石潛入上海廣慈醫院,對辛亥革命元老陶成章連開數槍,將其射殺於病房。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上海報人黃遠庸在舊金山上海樓遭國民黨人劉北海、劉棠刺殺。一九一八年九月一日,辛亥革命元老、立憲派活動家、民國前國會議長湯化龍在維多利亞敘馨樓被國民黨人王昌刺殺。

第五宗罪,孫文策畫了對宋教仁的暗殺,拒絕政府的司法調查,以此為藉口發動「二次革命」,企圖顛覆合法的中華民國。此前,宋教仁已與孫文決裂,公開批評孫文:「蓋孫文素日不能開誠布公,虛懷坦誠以待人,做事近乎專橫跋扈,有令人難堪處故也。」「像孫逸仙那樣的野心家做領導人,中國革命要達目的,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孫逸仙已是落後於時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導革命運動。」

孫文不能容忍宋教仁將本來是黑幫會黨的國民黨改造成議會式的現代政黨,那樣他就無用武之地,所以孫文策畫除掉宋教仁,宋案也讓「二次革命」師出有名。

第六宗罪,「二次革命」失敗後,孫文在海外成立中華革命黨,要求每個成員按指印、立誓盟,向其本人宣誓效忠,儼然是黑幫頭目,哪裡是基督徒之作為?黃興等不堪受辱,拂袖而去。一九一五年,孫文之摯友宮崎寅藏調解孫、黃矛盾無果,遂致函在上海的宮崎民藏(宮崎寅藏之兄),對其直言:「孫氏曰,『支那人全都不行,唯吾獨豪。吾乃支那之救世主也,凡服從吾命者來矣!』對此,就連一直追隨孫文始終奮戰、最終逃亡的李烈鈞也產生了反感。」「黃氏曰,『孫文瘋子也!還自鳴得意地謂其神降人界,此乃最善!』」孫文之獨裁者本性在此暴露無遺。

第七宗罪,孫文在廣州建立軍政權,橫徵暴斂,民不聊生,引發商團反抗。孫文動用軍隊鎮壓,對無辜平民放火乃至開槍掃射,製造了慘絕人寰的西關慘案。在大元帥府任職的鄧警亞、唐璞園回憶,孫軍「為速戰速決,完成任務,不得已用火油燃燒柵閘,又以小鋼炮掃射高樓大廈」。香港《華字日報》報導說:「廣州西關的兵火慘劫,所殺害的人命千百條,所喪失的財產五千餘萬,所焚毀的家屋商店二千餘間。」廣東各界組織「各界救粵聯合會」,在香港通電指控孫「禍國禍粵」十一大罪狀:搖動國體,妄行共產主義,縱兵殃民,摧殘民治,破壞金融,抽剝民產,大開煙賭,摧殘教育,蹂躪實業,破壞司法,鏟滅商民團。廣東人對孫文痛恨到了極點。

第八宗罪,孫文熱衷於武力統一,屢屢發動北伐,為一己私慾,不惜生靈塗炭。主政廣東的陳炯明致力於地方建設,傾向聯省自治。陳炯明在其著作《中國統一芻議》中,對孫文《三民主義》提出異議:「三民主義及其發表之政綱,類皆東抄西襲,絕少獨立之思想,一貫之理論,而於國情亦未適合。」因政見不合,孫文先是派人暗殺陳炯明的得力部將鄧鏗,又企圖暗殺陳炯明。陳炯明致吳稚暉的信中曾說:「南寧勞軍之日,欲演烹狗之劇,事後聞之,毛骨俱悚。」於是,孫陳決裂,國民黨從此將陳炯明汙衊為「叛逆」。陳炯明被趕下台後,聯省自治之路半途而廢。

第九宗罪,孫文以捍衛民初約法為名發動「護法運動」,在南方建立割據政權,並聯合西南實力派軍閥。最初他曾承諾,一旦北方恢復約法、徐世昌下台,他也將辭去「非常大總統」之職。但北方滿足了這些要求、徐世昌隱退之後,孫文卻自食其言,繼續過總統癮。一九一九年,孫文堅決反對南北和談;到了一九二四年,他卻執意北上,與他最痛恨的北方軍閥段祺瑞和張作霖和談。孫文朝三暮四、翻雲覆雨,就連共產黨人蔡和森都看不過去,發表評論說:「中山先生現在若上午入北京,我可斷定他在革命上的信用下午便要破產。」

第十宗罪,也是最大的罪,就是聯俄容共。由於在西方民主國家信用破產,孫文不惜充當蘇聯的傀儡,以成就其帝王夢。中華民國的厄運降臨了,它的覆滅只是時間問題。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梁啟超在給女兒信中說:「孫文東和這個軍閥勾結,西和那個軍閥勾結……依然是不能發展。適值俄人在波蘭、土耳其連次失敗,決定『西守東進』方針,傾全力以謀中國,看著這垂死的國民黨,大可利用,於是拿八十萬塊錢和一大票軍火做釣餌,那不擇手段的孫文,日暮途窮,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孫文晚年已整個做了蘇聯傀儡,沒有絲毫自由。」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稱,孫的政治遺產是暴力革命和列寧式政黨。孫在思想上和在行動上都是激進的革命者和霸道的專制者。在中國政黨史上,孫開創黨派至上、君師合一、以黨建軍、以黨訓政之傳統;在中國新聞史上,孫是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孫眼中的報紙是黨的宣傳工具,新聞和記者是黨派思想的宣傳員。

孫文不是真基督徒,至少不是具備清教徒觀念秩序的基督徒。威廉.H.布蘭察德指出,孫文既為軍事統治而鬥爭,又常常退回到道德領袖的角色上,他經常在這兩種角色之間搖擺,反映出他具有施虐和受虐的傾向。莉奧.莎曼在《孫逸仙:他的生活及其意義》一書中指出,孫文失敗的原因正是其專制的領導方式,而這種傾向又是由古代中華文化的專制傳統所決定的。

相關書摘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光:宗教改革、觀念對決與國族興衰【全套三卷】(第一部華文界認識清教徒如何影響世界的宏觀大作)》,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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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流、大革命、大變局
從歐洲到新世界,再到華夏大陸,清教徒締造了現代世界的形成!
清教徒不只信仰虔誠,更富於創新與反抗,更善於組織社區、建立社會,
契約精神、法治社會及憲政國家,皆來自於清教徒追求自由的歷史!
不了解清教徒文化,就無法真正了解歷史的變化與文明秩序的核心價值!

華語世界第一部綜論清教徒歷史及英美保守主義思想的宏觀史著
深入分析西方基督教文明,如何影響近代世界歷史發展

套書焦點

  1. 宗教改革運動孕育的基督新教精神與清教徒文化,如何催生法治社會及憲政國家,奠定現代文明的秩序基礎?
  2. 歷經啟蒙運動,追求自由、平等普世價值的歐陸國家,為何會在近代發生一系列大革命,最終陷入極權主義的災難?
  3. 近代中國面對「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多次推動「西化」改革,為何總是以失敗收場,最終淪為無神論的共產專制國家?

《大光:宗教改革、觀念對決與國族興衰》全書分為三卷,以宏觀的視野描繪了英美、歐陸及東亞(中國及日本)三地,自十六世紀宗教改革運動以來的五百年歷史變化。

這些歷史變化包括了:宗教改革之後,日內瓦、荷蘭等小國的獨立,與英國與美國「清教徒秩序」的建立;啟蒙運動後的歐洲大陸,歷經法國大革命到俄國大革命的百年動亂,如何引發世界大戰,並最終催生了極權主義的災難;還有近代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所面臨的西力入侵,與相應而生的社會轉型。

本書雖分為獨立的三卷,但以一個相同的主題使三卷得以連貫為完整的長篇史詩,即——清教徒的觀念秩序及追求自由的保守主義思想,如何影響歷史走向,最終推動了法治社會及憲政國家的建立,奠定了現代世界秩序的基礎。


《華夏轉型兩百年》(大光:第三卷)

中國社會的轉型關鍵,在於清教徒觀念秩序的引入:
但近代中國錯失宗教改革,現代化屢遭挫折,最終淪落為無神論的共產極權國家。

本卷主要處理中國近代史與西方近代化諸模式之關係,企圖回溯中國歷史的根源,分析所謂「中華文化」的問題,並且明確指出清教徒觀念秩序和英美政治傳統是西方文明之精髓,應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以及政治上邁向自由民主的最終出路。

今天所謂「中華文化」,肇始於二千餘年前的秦漢之際,秦始皇兼併六國後建立的皇帝獨裁制度,並由漢王朝承接,開啟了天下一統的「秦漢秩序」,成為中國歷史的真正開端。「秦漢秩序」主要由五個要素組成: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編戶齊民的戶籍制度、鹽鐵國營的國家經濟,小農為主體的農業文化,與以「天朝」為中心的朝貢模式。在大一統文化的影響下,中國社會發展為農業內陸文明,人民普遍缺乏冒險性格與精神自主性。

歐洲自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後,包括利瑪竇、馬禮遜等許多傳教士來到中國,成為中西文化溝通的橋樑,既帶來西方的基督教思想與理性文化,也試圖理解中國文化的本質。他們雖然成功傳播許多新知如數學、天文學,以及實用的科學技術,也推動廢除纏足與抽鴉片等社會陋習,但受限於文化差異,始終無法真正促使舊中國轉型為真正的現代化社會。

直到十九世紀,近代中國於鴉片戰爭後,面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西方勢力軍事及經濟上的威脅下,先後以四波政治、經濟、文化運動應對現代化之挑戰,分別是:物質層面,追求船堅炮利的「自強運動」;政治層面,追求君主立憲的「維新運動」與自由共和的辛亥革命;以及思想文化層面,追求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的「五四」運動,但這些改革都遭到挫敗。

最終,在蘇聯與馬列共產主義的執導下,一九二七年國民黨軍北伐顛覆正統的中華民國(北京政府),以及一九四九年中共擊敗國民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中華文化最終還是回歸「秦漢秩序」,結合無神論的共產主義,成為極權主義的專制國家。

第三卷焦點

  • 為什麼「秦漢秩序」會成為中國歷史二千年來的主流觀念秩序?
  • 「秦漢秩序」的大一統體制,如何塑造中國社會及政治文化?
  • 近代以來,許多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他們如何影響中國文化?
  • 近代中國經歷了數次「現代化」的政治及社會轉型,為何總以失敗收場?
  • 馬列共產主義與「秦漢秩序」的大一統文化,如何形塑現代共產專制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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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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