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鄂蘭《人的條件》前言：我在初版60年後重讀本書，仍舊懾服於鄂蘭的先見之明

文：丹妮爾・艾倫（Danielle Allen）

【前言】

2018

蘇聯人造衛星史普尼克（Sputnik），第一個繞行地球軌道的人造物體，是漢娜・鄂蘭在其《人的條件》裡闡述論證時提到的天文學徵兆。「一九五七年，」她寫道：「一個從地裡冒出來的人造物發射到太空裡。」她接著說，「這個無比重要的事件，就連原子分裂都比不上。」這個直徑約莫二十三英寸的燦爛金屬球體，比蕈狀雲的駭人黑暗更加重要。科學是《人的條件》的第一個主題，包括科技以及科學的認知方式對於人類經驗造成的改變。至於第二個主題則是，既然我們都看到了科學的誘惑和危害、它那自明的優點以及回報，那麼我們如何喚醒政治思考的力量和科學齊頭並進，藉此重拾人類對它的掌控權。

緊接著史普尼克之後，鄂蘭馬上提到原子分裂，它成了書中開頭的第二個天文學徵兆。於是，這本書的論證不僅是以科學種種誘惑的徵兆（見證了我們地球生物如何掙脫地球的桎梏的歡悅景象）為起點，更警告了它的危險。誘惑比危險更加重要，因為它為種種危害鋪了路。科學誘使我們以為可以不再碰政治了，而使人類的種種條件限制變成一連串的技術性問題，並且有確定的答案加以解決。鄂蘭在書末明確指出，由這個誘惑流出的危險，是「發軔自人類活動史無前例的、前途看好的爆發……其終點可能是歷史上最死氣沉沉的、最貧瘠的消極狀態。」

鄂蘭大抵上是以現象學這個哲學傳統為其取向。也就是說，她審視日常生活裡的現象，以作為洞察「人的條件」的起點。她探究周遭的世界，在日常經驗裡觀察到一種越演越烈的習慣，它會把人的行動化約成講究效益的行動，或者是，種種結果的計算，成本和獲益的加總，或者是機械式地把演繹規則應用到行為上的運算法則。重點是，相對於主流的現象學家，例如鄂蘭的老師海德格，她並不認為這種對於現象的化約論看法是關於日常經驗的自然而且必然的病理學。

她認為那並不是不可避免的，即使真正的「存有」會消失在其現象之後而令人扼腕。相反的，她認為這種化約論的看法正好反映了「規則」本身的難題，套用馬克爾（Patchen Markell）的說法，那是一種霸權式的思想典範宰制任何對於人類生活的可能詮釋的難題。她心目中的化約論的典範，其實就是科學以及它所依賴的思考模式，那種期盼有個確定而究竟「正確」的答案的思考類型。

在鄂蘭的論證裡，有兩種主要的科學思考特徵會改變人類的經驗。第一個特徵是著眼於因果關係（事物的運作），認為人類的推理可以用機器取代，例如速度快得多的計算機。「變成完全沒有意義的經驗的沉思，並不是唯一的損失，甚至不是主要的損失。當思考變成『對於各種後果的考量』，它也就成了大腦的功能，其結果是電子工具在執行這些功能時做得比我們還要好。」

隨著科學用以解釋事物的運作以及製造事物（而那剛好又是擁有資源和權力的人所要的，例如核子武器）的技術性解決方案的力量越來越大，關於我們應該追求什麼目標以及為什麼的問題，也就漸漸退讓了。的確，鄂蘭說，她想要讀者從這本書得到的東西「很簡單：它只是要思考我們到底在做什麼而已」。

當代科學和「消極性」牽扯不清的例子不難發現。二○一四年，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發表一份題為「美國監禁率的成長」（The Growth of Incarce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ing Causes and Consequences）的報告，文中對於這個問題的描述相當傳神。報告試圖找到美國過去三十年間刑事司法系統的監禁率迅速飆升的原因，並且對於以前的許多研究提出一個後設分析，追溯到犯罪率、監禁政策改變造成的衝擊以及選舉政策之類的問題。

作者們得到一個具有說服力而且令人擔憂的結論：「在司法界，經驗證據本身無法作為政策的指引，而隨著過去四十年來美國監禁率的大幅上升，卻顯然始終欠缺對於規範性原則的一個公開透明的說法。在法理學以及政府理論裡，規範性原則一直是根深柢固的，我們需要它以補經驗證據之不足，作為未來政策和研究的指引。」（粗體為作者所加。）

簡言之，作者承認過去數十年來的刑事司法政策的轉變是以社會科學家的經驗研究為導向的，他們著眼於可以量化回答的問題，而「美國進年來關於監禁政策的辯論明顯欠缺對於原則的全面性討論」。政策擬定者不想討論懲罰的原則，而只在意原因和結果：監禁究竟是提高或降低犯罪率？它對於再犯率有什麼影響？諸如此類的問題。報告的作者們提醒我們，在這個政策競技場上，我們完全看不到規範性問題的討論，而在刑事司法政策的問題上看到了鄂蘭更廣義地指出的癥結：我們始終不曾「思考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造成「去政治化」（或者說是不想「思考我們到底在做什麼」）的科學的第二個特徵，是對於數學的信賴。鄂蘭說，科學家（她在書中一貫如此通稱之）「躲到一個語言失去其力量的世界裡」。她接著說：「因為現在的科學被迫採用數學符號的『語言』，儘管它原本只是口說述句的縮寫，現在卻包含了無法譯回言說的述句。」儘管數學化本身就是一種語言，它卻會迫使人類共同的語言結構產生斷裂，人們原本是依靠它來敘說歷史、選擇行動方針，並且為生命賦予意義的。鄂蘭在這點上是沿襲了亞里斯多德的說法。人類是政治的動物，他們之所以是政治的，那是因此他們配備了語言。她寫道：

或許有些真理是言語道斷的，他們對於單數的人或許很重要，也就是說他不是一個政治存有者，無論他是什麼其他角色。複數的人，也就是在這個世界裡生活、行動和有所作為的人，唯有彼此交談，相互了解以及認識自我，才能經驗到意義。（頁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