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用《租借法案》拉了中華民國一把，也為雙方長達80年的合作拉開序幕

2021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許多重大日子的80周年，不久前我們討論了1941年4月13日簽署的《日蘇中立條約》，為蘇聯援助中華民國抗日的歷史劃下句點。蘇聯撤出後，若沒有任何強權願意向中華民國伸出援手，蔣中正領導的重慶國民政府勢必將因為失去外援而走向覆滅。在這個緊要關頭，哪一個國家可以扮演這個拉中華民國一把的角色呢？

英國統治的緬甸與法國統治的越南，都是海外華僑與列強國家過去向中國輸入物資的重要通道，然而此刻英法兩國根本自身難保。除了面對德國空軍的無差別空襲之外，英國還要在北非戰場上因應德義兩軍的大規模地面攻勢。尤其隆美爾（Erwin Rommel）將軍的到任，更是給英國帶來空前的戰場壓力，不可能為了中華民國在亞洲發起另外一場戰爭。

法國此刻已經投降，並由一戰英雄貝當（Henri Philippe Pétain）主導成立了親納粹的維琪政府。維琪政府雖然抗拒來自德國與日本的壓力，持續維繫與重慶國民政府的外交關係，而不是承認親日的南京國民政府，但他們在中南半島的武力仍難以阻止日軍南進。伴隨著北越在1940年9月為日軍佔領，中華民國再也沒有辦法經由東南亞的法屬殖民地取得戰略物資。

就在這最危機的一刻，長期隔岸觀火的美國終於站了出來，於1941年5月6日宣告中華民國被納入《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的適用範圍之內。美國終於取代了蘇聯，成為中華民國對日作戰的主要援助國，也為雙方接下來長達80年的軍事合作關係拉開序幕。沒有錯，今天美台雙方的安全合作關係，基本上就是以1941年5月6日為起點。

那麼《租借法案》是怎麼來的？把中華民國納入《租借法案》，給亞洲局勢帶來了什麼樣的變化？中華民國又是如何受益於《租借法案》？當然最重要的一點，是《租借法案》提供給中華民國的物資是「租借」來的，那麼繼承重慶國民政府法統的台灣歸還給了美國沒有？中國對於《租借法案》，抱持的又是什麼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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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租借法案

到底什麼是《租借法案》？即便我們不提中華民國，也不能否定掉《租借法案》在當代世界史上的意義。因為有了《租借法案》，美國正式擺脫了建國以來不干涉舊大陸事務的「孤立主義」（Isolationism），成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Arsenal of Democracy）。換言之，《租借法案》代表的是美國成為自由世界領袖的開端。

雖然自詡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可嚴格意義上來講《租借法案》的針對性十分強烈，並非所有接受美國援助的國家都是民主政體。蘇聯是實施共產主義的極權國家，英國是版圖涵蓋全球五大洲的殖民帝國，中華民國則還處於軍事強人蔣中正領導的訓政時期。就連美國本身，也尚未廢除區分白種人以及有色人種權力的種族隔離制度。

相反的，遭受蘇聯侵略而不得不靠攏納粹德國的北歐國家芬蘭，反而在各種意義上比絕大多數的同盟國更符合當今「民主國家」的標準。所以《租借法案》援助的對象從嚴格的定義上來看，應該是指一切抵抗德國、義大利、日本以及其他軸心國侵略的國家。性質就如同冷戰時代，美國援助一切反對共產主義的國家，而不在乎這些國家民主或者不民主一樣。

蔣中正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因為在二戰與冷戰期間都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營，從而也是除大英國協會員國之外，極少數在這個世界上不間斷接受美援的國家。不過《租借法案》在意義上，又與後來的美援有所不同，因為至少在名義上，《租借法案》物資是要歸還的。套一句羅斯福總統的話，這一切不過是「在你的鄰居家著火時借給他一個消防水管」。

一切由美國經由《租借法案》提供給盟國的物資，無論是戰機、戰車還是驅逐艦，通通都是要在軸心國被擊敗以後歸還的。這不是因為美國小氣，或者因為美國剛剛才走出經濟大蕭條陰霾，沒有辦法如戰後那麼大方所導致。羅斯福之所以名義上要求盟國歸還《租借法案》物資，更正確說來是為了應付國內孤立主義者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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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到1941年才通過？

受到「孤立主義」影響，美國沒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加入由威爾遜總統提倡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導致義大利法西斯主義、日本軍國主義以及德國納粹主義紛紛崛起，點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為了防止悲劇再度重演，羅斯福總統早從他上台開始就希望積極介入並撲滅由軸心國在歐亞大陸上引發的戰火。

不過美國內部的「孤立主義」依舊勢力強大，他們在一戰英雄Robert E. Wood准將與飛越大西洋的第一人林白（Charles Lindbergh）號召下，成立美國第一委員會（America First Committee），反對美國介入舊大陸的戰火。另外還有以福特汽車（Ford Motor Company）為代表的美國企業，也極度仰賴與德日兩國的經貿維生，他們在國會裡的影響力相當驚人。

美國第一委員會的部分成員，不只從現實利益角度出發反對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還在道義上同情軸心國。尤其是飛行英雄林白，他因為兒子遭德國移民綁架殺害，認為如果沒有協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施加在德國身上的賠償壓力，就不會有德國人為了求生存到美國綁架他兒子的悲劇發生。因此反戰的政治聲浪，在30年代主宰了整個美國的政治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