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是很危險的，女人該乖乖在家？紀錄片《印度的女兒》沒說的事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儘管看到成千上萬的群眾在事件發生後自發性地走上街頭，公民運動的多元性與個體的能動性被壓縮得只剩扁平
作者：鄭欣娓（畢業於台大政研所。曾至亞洲基金會駐尼泊爾辦事處實習，參與防制人口販運與打擊性別暴力計畫，並參加浩然基金會「另立全球化」國際志願者交流計畫，赴印度社運組織服務年餘，關注性別平權與教育普及化等議題。現旅居印度Bhopal，為印度左翼社運組織「印度科學知識運動組織，Bharat Gyan Vigyan Samiti」成員）
今年婦女節前夕，英國導演Leslee Udwin以2012年德里巴士強暴案為主題所拍攝的紀錄片《印度的女兒》（India’s Daughter）在國際間引發熱議，印度的婦女處境問題也因此再度成為各界關注、辯論的焦點。
Photo Credit：鄭欣娓
在這部遭印度政府強硬禁播的紀錄片裡，Udwin除了訪談遇害女學生的雙親與好友之外， 更獨家在獄中專訪到本案其中一名主嫌，以及其他幾位嫌犯的家人。
鏡頭前，遇害女學生的雙親噙著淚水追憶女兒的貼心懂事，受訪的主嫌則大言不慚地大放「她如果不反抗就不會被殺」的厥詞、高談自己對於「好女孩」的定義，對比強烈的畫面一出立刻點燃隆隆的輿論砲火──人們震驚於強暴案主嫌的毫無悔意、對印度男性的沙文主義心態感到憤怒；「落後」、「可悲」、「這個社會有病」等各種譴責像利箭直射，將印度「性侵大國」的惡名突顯得更加昭彰。
Photo Credit：Reuters/ 達志影像
《印度的女兒》花了很多時間講述遇害女學生勤奮上進的故事，也藉由受訪主嫌的口述鉅細靡遺地重現了當晚的事發經過；在按捺著怒氣聽完主嫌與其辯護律師令人無法苟同的父權言論之後，我們又跟著Udwin的鏡頭來到幾名嫌犯位於農村或貧民窟裡的老家，近距離看到他們窮苦低下的出身。
在德里巴士強暴案事發兩年多後的今天，Udwin重新在印度揭開這道沉痛且巨大的傷疤，試圖以貼近第一線的視角探討「男人為何強暴女性」，卻將焦點過份放置於事發經過為何、受害者與加害者分別是誰而他們的出身又為何之上，整部紀錄片的論述最終流於善惡二元、階級刻板印象的陳腔濫調。
德里巴士強暴案在印度當代的性別平權發展史中當然是意義重大的。但我認為，這起事件之所以意義重大，在於它激起印度公民社會對於父權壓迫與女性現實處境的反思、帶動公民社會面對性別暴力議題時態度的轉變，進而回到結構面去檢視性別權力不平等的問題。
這個事件之所以意義重大，在於其後續之公民運動以前所未見的力道對政府構成龐大壓力，進而促使相關行為者回到制度面去檢討現行法制的缺失並進行修正，成為印度性別平權法制向前推進的重要動能，同時也促成公民社會對性別平等教育的正視。
可是這兩件事情在《印度的女兒》裡都看不到。我們儘管透過紀錄片畫面看到成千上萬的群眾在事件發生後自發性地走上街頭，卻始終無從具體得知這些示威者──做為不同個體的示威者──參與集體抗爭的個別動機，公民運動的多元性與個體的能動性被壓縮得只剩扁平。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回到社會權力結構的脈絡來理解印度性侵害事件層出不窮的事實。紀錄片裡，受訪的主嫌理所當然地說「好女孩不應該晚上九點還在外面閒晃」、「女人就應該操持家務」、「好女孩應該穿著得體」，而加害者的辯護律師則把女人比喻成需要保護的花朵，提高聲量強調「我們的社會不允許男女之間的友誼」──出身低下階層的主嫌和做為高知識份子的律師顯然抱持同樣的男性霸權思維。
這沒有什麼好大驚小怪，因為類似的父權思維其實出現在大多數印度人──不論男人或女人──的身上，強暴案其中一名主嫌的妻子在受訪時哭訴「丈夫若被判死誰來照顧我？」就是最直接的例子。
Photo Credit: Rape convict Mukesh Singh. —Screengrab from ‘India’s Daughter
在我的印度生活經驗中，類似的父權思維同樣一再在我眼前以不同形式體現：印度同事看到男友幫我洗衣服時半開玩笑地責備我「不知羞恥，竟然讓男友幫忙洗衣服」；同事不想把妻子從農村裡接來辦公室同住，因為他擔心妻子「在城市裡接觸到太多新事物會想要造反」；我們到印度中部農村裡推行兒童保護計畫時，發現當地童婚盛行的原因之一是人們認為「女孩長大有自己的想法後會想談戀愛不聽父母安排，所以早點把她嫁出去可以預防這類事情發生」。
換句話說，同樣的思維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不停被實踐，人們習以為常卻不自知；而性侵害，說到底，其實就是同一種父權思維極端形式的呈現。
我想再說一個故事。
不久前，我的組織招募了一批青年組成鄉野巡演隊，準備前往印度中部農村展開為期十五天的走唱巡演，到各個村落去宣導兒童權利與基本教育的重要性，而在24個巡演隊成員中，不意外地，只有兩個女孩子。
就在巡演隊進入最後整裝階段之際，其中一個女孩子的堂哥突然跳出來反對她參加這次的活動。一晚雙方又起口角，堂哥竟火爆地當眾人的面一把推倒停在一旁的摩托車，隔天甚至想直接把這個女孩子從排演場強行帶走，把大家都給嚇壞了。
起初，我對一個男人竟認為自己擁有決定成年的堂妹是否能夠外出、參與活動的權力感到不可思議。後來我明白了，這正是與「好女孩應該聽話待在家」、「女人需要被男人保護」相同的男性霸權思維啊。
然後，我終於明白為什麼每次組織舉辦工作坊時總是只有極少數的女性來參加、為什麼跟同事去外面吃飯時常常整個餐廳裡只有我一個女生、為什麼同事反映在農村裡設立青年小組時招募不到女性成員、為什麼我們到村落裡開會時總是看不到女性出席的身影。
我進而明白為什麼德里捷運只需要一節「女性專用車廂」就可以容納所有通勤女性，而男性卻時常得以臉皮貼玻璃的姿態塞滿剩下整整五節車廂；我更突然明白下田野時村子裡的人們看到我為什麼覺得驚訝──他們說，你爸媽怎麼會允許你一個女孩子跑來這麼遠的地方？我們這裡的女孩可是連單獨上市場都不行啊。
Photo Credit：鄭欣娓
是呀，是這樣的父權思維脈絡將女性限制在家裡，讓「外面」成為男性的世界、成為對女性不友善的世界。於是男人更有理由對女人說「外面很危險」；而當女性在公共場域成為性別暴力的受害者時，人們的直接反應便成為「誰叫你不聽話，硬要往危險的地方去」。
到底是什麼樣的社會權力結構，會像這樣形塑出人們如此根深柢固的父權價值觀念，我認為這才是最值得去追問的問題。《印度的女兒》只透過對主嫌與其辯護律師的訪談點出了這個問題的表面，便見獵心喜地以為找到了「男人為什麼強暴女性」的解答，而未能以更宏觀的高度及視野，繼續探究問題背後的結構性因素，終究可惜了一個可能帶動更多社會思考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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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獲南亞觀察授權刊登，原文請見：On ‘India’s Daughter’《印度的女兒》評論3：善惡二元的陳腔濫調
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楊士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