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低落的主因不是高房價，而是女性找不到理想的結婚對象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既然結婚率下降是總生育率下降的主因，可能有人認為：提高女性結婚率，就可以解決問題了。但要提高結婚率，卻遠非易事。她們不只是「找不到結婚對象」，更精確地說，是找不到「理想對象」。
文：劉玉皙、佘健源
美國中情局公布全球生育率預測，台灣敬陪末座，使得台灣總生育率低落的老問題再度成為國人熱議的焦點。而且，由於一年來國內游資充沛，房價蠢蠢欲動，許多台男便將「台女不生小孩」一事歸罪為高房價。但低生育率是否真的源自於高房價？這要先看是否有證據支持這個論點。
高房價是否造成低生育率？
一個簡單的想法是：如果高房價造成了低生育率，那麼，當房價上升時，生育率也應該同步下跌；高房價的地區，生育率也應該比較低。然而，根據《今週刊》2018年的調查，以2017年為例，全台房價最高、房貸負擔率也是前三高的台北市、新北市與台中市，其出生率並不是最低的；台南市的房價低，但出生率並不高。若以出生率最高的彰化縣與桃園市來看，其房價相對於所得其實是偏高。
如果看鄉鎮區的資料，以2014年為例，除去離島、原民地區，全台出生率最高的前三個區分別是竹北、林口與內湖，這三區並不是低房價的地區。簡言之，從橫斷面的資料，我們看不到「高房價、低生育率」的證據。
若參照時間序列資料，自1985年起至今的35年間，我國總生育率下降最劇烈的時期主要是2000到2005年間，由1.7人快速下降至1.1人（見表一）。但若參照房價走勢，這段期間卻也是近35年來房價走勢的相對低點；房價偏低，總生育率卻也探底。而在1980年代末與2010年後這兩段房價飆漲的時期，總生育率卻沒有明顯下跌的走勢。總生育率的變動似乎和房價走勢並沒有明顯的關聯。
因此，雖然高房價會造成許多危害，但似乎不包括總生育率低落。台男將生育率低怪罪給高房價，只會變成怪東怪西的理由伯。若認為自有房屋才能生養小孩，只會讓自己落入房屋代銷公司的話術之中。既然高房價不見得是罪魁禍首，那麼，總生育率低落的背後究竟意味著甚麼樣的社會現實？
總生育率低落，主因是結婚人數下降，不是高房價
要理解總生育率低落的原因，首先要先知道甚麼是總生育率。先說重點：我們可以將總生育率拆解成各年齡層的「已婚婦女生育率」和「女性結婚率」。拆解後，我們可以發現，已婚女性的子女數並沒有比以前少。
甚至，根據調查，女性期望的子女數，跟過去也相差也不多。也就是說，如果女性找得到人結婚，生小孩的意願並不比以前低，實際生的小孩也依然接近兩個。生育率下降的真正原因，是未婚女性變多了。台女不是「不想生小孩」，而是「不想跟你結婚生小孩」。
茲說明如下：總生育率的定義是「婦女一生中預期的生育子女總數」。在某特定年度，先統計15到49歲間的婦女在該年度的生育率（該年齡的婦女生育數／該年齡的婦女總數）；之後再假設該年15歲的女性，將來也會如她前輩在該年的生育模式，直至49歲；再將該年各年齡層婦女的生育率加總，得到總生育率。
此外，由於台灣非婚生子的情況仍屬罕見，我們還可粗略將各年齡別婦女的生育率拆解成「該年齡婦女有配偶的比率」乘上「有配偶婦女的生育率」，藉由觀察各年度各年齡別婦女此兩項的變動，來理解總生育率變動的來源。
根據台大經濟系教授駱明慶在2007年的分析指出，台灣在2005年探底的總生育率，主要是來自女性有偶率的下跌。若以1985到2005年間的變動為例，在這20年間，尤其是最後5年，總生育率的變動主要是來自20到29歲女性生育率的變動；而由表二中可進一步看出，在這段期間，該年齡層女性生育率的變動，主要是女性有偶率的變動。換言之，總生育下降的重點主要在不婚女性增多；但如果女性進入婚姻關係，現代婦女的平均生育數並不會較她們的前輩少太多。
相較之下，台女的理想子女數和實際子女數是否真的降低了呢？根據主計總處在2010年與2017年的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1977到1981年間出生的女性，當進入婚姻關係後，實際生育數並未大幅降低到1.1人左右；而與她們的前輩相比，其理想子女數依舊在2人左右。因此，我們幾乎可以歸納說：台女不是不想生小孩，是找不到可以結婚生小孩的對象。
為什麼女性結婚率下降了？
既然總生育率下降的主因是結婚率下降，我們也可以用年齡分層，檢視各年齡層女性未婚比例劇烈上升的情況。根據駱明慶最新的彙整，自1987到2017年間，40至44歲女性沒有配偶的比例，由2%大幅上升至23.3%；而35至39歲女性沒有配偶的比例，也由4.1%大幅上升至31.2%（請見表四）。在2018年時，我國35至39歲女性，則有27.2%從未結婚過。
既然結婚率下降是總生育率下降的主因，可能有人認為：提高女性結婚率，就可以解決問題了。但要提高結婚率，卻遠非易事。她們不只是「找不到結婚對象」，更精確地說，是找不到「理想對象」。
這些年來，台灣女性眼中的「理想對象」，隨著時代有了長足的演進，但台灣男性卻相對沒有追上這個理想標準，因而導致了結婚率的下降。但這可以歸咎為女性「太挑」嗎？以經濟學的角度來說，當一個人有更好的選擇，他／她不見得要屈就於比較差的選項。
這些年來，總生育率下降，也伴隨著女性高學歷的比例增加（根據2019年內政統計通報，近20年來，女性具有研究所與大學學歷的人數與比例皆大幅增加。女性受高等教育人口的年成長率也高於男性）、以及女性勞動參與率的增加（根據2018年勞動統計通報，近20年來，25歲至54歲之各年齡組勞參率提升20個百分點左右）。這些都是比房價更直接的經濟因素。當女性有了「更好的選擇」，她不再需要藉著不理想的婚姻來保障自己的經濟或生活。
談到這裡，可能會有人主張：那就剝奪女性的「更佳選擇」如就業和學歷，不就能提高生育率了？這樣的主張不但偏激又方向錯誤，也在執行上不可能。學歷的提高，有助於生產力全面性的提高。如果學歷能夠帶來更良好的專業知識與訓練，以更高的學歷擔任母親、秘書、店舖經營、工班工頭，對整個社會都大大有利。
隨著女性自己經濟能力的提高，「理想對象」經濟條件的比重會慢慢降低，其他非經濟條件如平權概念等，會變得更加重要。如果男性沒有追上進步的標準，請男性逐漸追上，會比強制另一性「倒退」來得容易。
從這裡，我們也可以間接看出：高房價並非是生育率降低的主因。如果高房價是生育率降低的唯一因素，那麼，高學歷女性的生育率應該比較高、低學歷的女性生育率應該比較低，因為高學歷女性應該更能負擔高房價，但現實數據卻剛好是相反的，女性學歷越高，生育率越低。
如何面對總生育率降低的社會現實？
前面說明了影響總生育率的種種因素，那麼，究竟台灣能夠怎麼辦？這是大家都關心的議題。前面已論證，高房價並非生育率低的主因；數字也顯示，已婚婦女的生育率並未下降太多；而刻板印象以為外籍配偶「很會生」，但根據楊靜利等人的估算，外籍配偶的生育率甚至低於本國籍已婚婦女。因此，這些政策諸如打房、獎助已婚婦女的第二胎、甚至引進外配，對生育率的幫助都微乎其微。
至於政府提供的育兒津貼，是否能有效提高生育率？這就要看這些金錢津貼是否真能讓高學歷者「走入婚姻」了。高學歷者一輩子的總所得也高，根據經濟學的恆常所得假說，若某筆收入能對高學歷者「影響一生的決策」產生顯著影響，那應該不是一個月幾千元的紅包。
更何況，目前許多津貼都是針對已婚夫婦、針對第二胎或第三胎，但已婚者的生育率原本就沒有下降太多。如果未婚讀者覺得育兒津貼與你的結婚決策沒有什麼關聯，那麼，這些金錢津貼對生育率的幫助也就有限。
一個根本的方法，自然是建立一個對育兒友善的社會。每個帶著嬰兒的爸爸或媽媽，都體會過在日常生活中被翻白眼的感覺。如果今天讓帶著幼兒不會成為現代生活裡的麻煩事，生養幼兒能重新成為社會上一件光榮的、四處被歡迎的事實，或許能夠稍微提高育兒的誘因。
而一個育兒的「神隊友」也十分重要，如果某些台男能不再抱怨，擺脫「母豬教」的自怨自艾，重新了解這個社會兩性的新共識，或許能有效促成更多佳偶。而女性如果更加獨立自主、甚至了解到自己也能夠承擔育兒的絕大部分經濟責任、甚至獨身也能育兒，或許能夠拆解「低結婚率＝低生育率」的魔咒，讓多元家庭也能參與育兒大業。這些高調都看似虛無飄渺，但社會風氣的潛移默化，有時的確可以改變事物的相對價格，進而改變大家的行為。
台灣總生育率的降低，是十幾年前已浮現明確跡象的問題，並不是等到美國中情局做了報告，才成為社會焦點。任何社會的長期趨勢，都需要長期的政策引導。如果等到這個趨勢已成為不可逆的事實，或許社會只能學著適應它。
經濟學對人類社會的適應能力是很樂觀的；不論是短期或長期，透過價格機能，萬事萬物都可以自動調整。如果未來沒有足夠的勞動力進行長照，或許我們會看到更廉價的AI長照系統，即使對機器不信任，我們也必須適應。又如果未來沒有足夠的勞動人口支撐退休年金制度，我們這代就必須提早進行更縝密的理財規劃。讓我們誠實面對問題，然後如實地擁抱它。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