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丟掉中國」的馬歇爾（中）：強迫打勝仗的蔣介石在東北停戰，是馬歇爾犯下的最大錯誤

• 「丟掉中國」的馬歇爾（上）：自以為能調停國共內戰，馬歇爾犯了天真與狂妄的錯誤

「傳教士外交」何以淪為「親共外交」？

加拿大資深記者文達峰（Jonathan Manthorpe）在《大熊貓的利爪：中國如何滲透、影響與威嚇加拿大》一書中，以專章追溯了加拿大內部親共力量的歷史淵源，其主要構成居然是「傳教士之子」群體。

從一八八零年代開始，不計其數的加拿大傳教士遠渡重洋，到中國去拯救中國人的靈魂，有許多加拿大傳教士的家族在中國待了好幾代，深刻影響了加拿大與中國的關係——因為他們是在亞洲唯一具規模的加拿大社群，他們的影響被放大，從而形塑了加拿大官方及民間對中國的看法。

由傳教士以及他們在中國長大的子女（熟悉中國的語言和文化，即所謂「傳教士之子」）所形塑的公眾支持，使得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上台後，加拿大很快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五零年代，加拿大外交部的高級官員們——思高頓、皮爾遜、文森・梅西、休姆・朗等人——都來自聯合教會，都有傳教組織「基督徒學生運動」之背景。

傳教士之子同情中共的原因有兩點：一是因為他們討厭法西斯色彩的國民黨，二是因為衛理公會和加拿大聯合教會對基督信仰的解釋，在政治上屬於中國偏左。（註1）

文達峰還講述了多個傳教士及「傳教士之子」如何為中共服務的故事——他們對為上帝服務已經感到厭倦，於是轉而為中共服務，或者他們以為，為中共服務就是為上帝服務。作為傳教士之子的文幼章，在戰爭期間服務於美國戰略情報局（中央情報局之前身），他通過在加拿大使館做外交官的傳教士友人魏璐詩的介紹，認識了周恩來，從此將正面評價中共的情報，源源不斷地呈送給美國對華政策的決策者。

也是傳教士之子的穰傑德，在加拿大駐華使館任第一秘書，對周恩來讚不絕口：「他是位自信而謙恭的男子。他的舉手投足幾乎就像中國的士大夫。」

穰傑德在其著作《革命中國回憶錄》中如此描述一位加拿大醫生訪問延安時的感受：「進入共產黨領土就像到了另外一個國家。人民受到良好對待，也支持各社區所建立的人民委員會。當地沒有貪污或壓榨，共產黨員友善對待新教傳教士。他們的醫院管理特別良好，他們給予免費的醫療服務。他們管制糧食價格，賦稅並不過重，當地未有饑民。」（註2）

當然，這些外來參觀者在紅色中國的首都所看到的，只是一個精心打造的「波坦金村」。他們絕對不知道關於延安整風的血腥慘烈的真相：異見學者、翻譯家王實味被被砍死後扔入枯井，作家蕭軍如此描述延安令人窒息的氛圍——「這次『搶救』大部分是靠嚇詐、株連等辦法，很少靠證據解決問題，而且應用的是報復主義，巫神主義，形式邏輯，打手主義，立功主義。」（註3）估計，馬歇爾（George Marshall）訪問延安時，所看到的也是同樣虛假且生機勃勃、井井有條的景象。

馬歇爾不是傳教士，也不是傳教士之子，但他被這兩類人包圍，這兩類人的觀點和立場深刻影響了他。

馬歇爾本人信仰淡薄，且並未形成基於清教徒傳統的保守主義觀念秩序。他是一名幹練的技術官僚，籌劃了一支人數多達八百多萬的、歷史上空前的武裝力量，以及更為強大的從太平洋到大西洋的綜合的、統一的工業體系——戰後初期，這個「有機整體」對全球工業產值的貢獻超過一半。

然而，馬歇爾並不清楚地知道美國力量的終極來源，他當然反對共產主義，但他不知道如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所說「只有觀念才能打敗觀念」——僅僅用技術和軍事的力量來反對另一種觀念是不可能成功的。

聚集在馬歇爾身邊的傳教士和傳教士之子們，跟他們的加拿大同仁一樣，其信仰根基早已動搖，他們信仰的是一種被進步主義、現代主義、自由主義和進化論腐蝕、掏空的基督教，其外在表現就是捨本逐末的「社會福音」——即從事教育、醫療、慈善、文化事業，而放棄對基督教基本教義及其形成的觀念秩序的宣揚（當然，他們自身並未具備此一觀念秩序，就更談不上將其傳播出去了）。

比如，深受馬歇爾信任並被其推薦出任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就是這種自由派基督徒的典型。司徒雷登是傳教士和教育家，在教會內享有崇高聲望，參與創建了齊魯大學和燕京大學這兩所學術水準極高的大學並長期擔任校長。

但是，司徒雷登在中國推行的並非承續清教徒傳統的基督教教育，而是杜威式的進步主義教育，因為美國本國的教育基本上就是如此。

司徒雷登與蔣介石夫婦及國民政府的很多基督徒高官保持著良好關係，也與很多共產黨人建立了他自以為你溝通良好的管道。在國共內戰中，他當然支持蔣介石，但他極少批評共產黨——因為他確實沒有認識到共產黨敵視基督的本質。

在共產黨軍隊攻佔南京、即將下令驅逐美國外交官前夕，司徒雷登仍對共產黨充滿正面評價：「共產黨努力致力於官員與群眾能夠和睦相處，該黨的黨紀、軍紀十分簡單且務實，他們有著良好的貫徹力。共產黨給老百姓留下了一個印象：他們領導的革命運動代表人民的利益，他們會拯救人民於水火之中。要知道，以前基督教會和其他文化勢力也都試圖實現這一目標，但得到的效果實在不佳。」（註4）

司徒雷登試圖影響華府的對華政策，讓美國與中共政權繼續保持外交關係。但當毛澤東決心向蘇聯「一邊倒」並發表戰鬥檄文《別了，司徒雷登》之後，司徒雷登才發現他的善意換來的是巨大的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