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峰會達成「康瓦爾共識」,能取代影響拉美經濟30年的「華盛頓共識」嗎?

G7峰會達成「康瓦爾共識」,能取代影響拉美經濟30年的「華盛頓共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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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從國際層面看,沒有中國的參與康瓦爾根本不能算是共識。例如德國總理梅克爾就認為中國在許多問題是敵手,但也是夥伴,因此要盡可能與中國進行建設性對話。

文:向駿博士(中華戰略學會理事,《拉丁美洲經貿研究》季刊創刊總編輯)

哈佛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在其2017年出版的《貿易的取捨》Straight Talk on Trade)指出,經濟學家「為支撐過去數十年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的種種安排,提供了知識架構、敘事和理據(如果你認為不是自由主義,而是新自由主義,那也可以)。他們是否也將參與摧毀這種秩序?抑或他們將協助重新設計該秩序,使它得以避免因為自身的極端和矛盾而毀滅?」

顯然,他已深感「華盛頓共識」病入膏肓。

華盛頓共識

後冷戰時期見證了「華盛頓共識」的興衰。1989年,美國經濟學家約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在華府為拉丁美洲主要經濟決策者召開了一場會議。威廉森是華盛頓智庫國際經濟研究所(已改名為彼得森研究所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經濟學家,長久以來一直是拉丁美洲經濟體的觀察者。

他注意到決策者為拉丁美洲建議的改革措施,出現引人注目的觀點趨同現象,國際金融機構(如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智庫,以及美國政府的經濟機構,都提出了幾乎一模一樣的改革想法。另一方面,在美國大學拿到博士學位的經濟學家,紛紛在拉丁美洲各國政府擔任重要職務,迅速推行這些政策。

在威廉森為這場會議所寫的論文當中,他把這些改革稱為「華盛頓共識」。

然而不到十年,新一輪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減速使拉美地區經濟陷於困境。很多人將其歸咎於拉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認為這種改革不但沒有使本地區經濟得到持續快速增長,反而使它更加脆弱,導致失業和貧困人口不斷增加,社會分配不公愈加嚴重。

2003年,「華盛頓共識」的首倡者威廉森和秘魯前經濟部長庫辛斯基(Pablo Kuczynski)合編的《華盛頓共識之後:重振拉美的增長與改革》(After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 Restarting Growth 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試圖對此作出解答,其中心思想是:拉美經濟失敗之由不在於新自由主義改革本身,而在於這些改革實施不到位或有偏差;未來出路在於通過適當調整,進一步正確深化改革。以上是中國外交部網站2003年刊登的〈拉美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得失及前景〉一文重點,這在當時的時空環境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問題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媒體開始認為「新自由主義的局限性和內在不足逐漸顯現,『華盛頓共識』最終脫魅,而隱藏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和『華盛頓共識』外衣之下的西方國家霸權也暴露無遺。…拉美國家和前蘇東波國家經濟轉型的曲折歷程,及至今仍頻頻遭遇金融和經濟動盪的現實,力證了『華盛頓共識』的失敗,成為另一種版本的『通向奴役之路』。」

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指出「新自由主義相信市場是通往共同繁榮的最可靠道路,這樣的信仰在今天已經奄奄一息了。陷入這種境地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對新自由主義和民主信心的同時減弱既非巧合也非單純相關。新自由主義已經破壞民主近40年了。」

無論窮國或富國,精英階層都聲稱他們以「實證研究為基礎」所承諾新自由主義政策會導致更快的經濟增長,而這些福利也將源源不斷,導致包括最貧困階層在內的所有人都能過更好的生活。

但40年後反映結果的資料卻是:「增長已經放緩,而增長的成果絕大多數都流向了極少數最高階層。隨著股市飆升而工資停滯不前,收入和財富都在向上聚攏,而不是向下流動。」斯蒂格利茨強烈質疑「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是否存在。

曾任聯合國、世界銀行、亞洲發展銀行顧問、現任劍橋大學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韓裔學者張夏准,2007年在《富國的糖衣》曾以「壞撒瑪利亞人」(Bad Samaritans)形容富裕國家的虛偽。2020年他為該書再版撰寫的序文中憂心地指出,「我先前提到在富裕國家中,許多被新自由主義『遺棄』的民眾引發暴動,但就連智利、哥倫比亞和黎巴嫩,即一般公認新自由主義政策相對成功、社會接受度也高的國家,近來居然也出現政治動亂與暴動。」

2021年4月11日威廉森逝世,享年83歲。《華爾街日報》訃聞中最有趣的描述是「簡言之,他因被誤解而成名」(In short, he was famous for being misunderstood.)兩個月後,G7迫不及待地推出新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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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瓦爾共識

6月11日,G7領導人在康瓦爾(Cornwall)峰會前散發了一份諮詢備忘錄,標題為《康瓦爾共識建議一個更市場形塑途徑強化韌性》(The Cornwall Consensus Suggests a More “Market-Shaping” Approach to Fostering Resilience)。《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蓮・邰蒂(Gillian Tett)認為由於新冠疫情、中國的崛起、氣候變化的威脅,西方圍繞自由市場理念的傲慢情緒消失,「康瓦爾共識」(Cornwall consensus)將成為新的時代精神。

她特別指出「康瓦爾共識」與「華盛頓共識」的五點不同之處。

首先是今天的西方領導人害怕政治民粹主義;其次是G7領導人如今也承認,全球化和自由市場競爭在帶來效率的同時也帶來了脆弱性;第三是儘管對中國的擔憂籠罩著G7的辯論,但備忘錄中沒有提到北京;第四是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正在經歷微妙但意義深遠的調整;最後是在拜登(Joe Biden)的白宮以及其他地方,經濟學正在被重新定義。

康瓦爾共識前景預判

以下從國際、區域和國家三個層面預判康瓦爾共識前景。

  • 國際層面:沒有中國還能算是共識嗎?

《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七國集團(G7)的重要性正面臨巨大挑戰,這七個核心國家的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比重不斷下降。」

根據英國智庫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雷娜塔・德萬(Renata Dwan)的統計,上世紀70年代,G7的GDP約占全球GDP的80%。1980年,G7占世界GDP的51%,而亞洲發展中國家占8.8%。2021年G7只產出了世界GDP的31%, 而同一批亞洲國家貢獻了32.9%

「當2008年金融危機席捲全球時,全世界需要有一個比G7更大的國際組織來領導各國擺脫困境。為了應對這一緊急情況,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召開了首次20國集團(G20)峰會,該峰會除了七國集團國家,還加入了巴西、印度等新興經濟大國,尤其是中國。」

從國際層面看,沒有中國的參與康瓦爾根本不能算是共識。例如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就認為中國在許多問題是敵手,但也是夥伴,因此要盡可能與中國進行建設性對話。

6月13日結束的G7峰會最重要成果是與會六個發達國家支持美國倡議、協助貧窮國家興建基礎設施的全球新計畫「重建更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簡稱B3W),以抗衡中國已推動逾七年的「一帶一路」倡議。白宮表示該計畫將「幫助發展中國家縮小40多兆美元的基礎設施需求,新冠肺炎大流行加劇了這一需求。」

但B3W經費如何分攤是個難題,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對此有相當傳神的形容:美國是帶去了一批「獎狀」,但沒有帶去「獎金」。由於「外交政策首先取決於國家利益,而不是與其他國家的友好關係或對全球社會的關懷。除非符合美國和愈來愈重要的新興強國的利益,國際協議根本不可行。」

過去評論總認為,前蘇聯是被美國的軍備競賽拖垮。拜登現在要集發達國家之力,用新時代的投資競賽拖垮中國,但最後究竟誰拖垮誰,有待發展證明。

更尷尬的是,民主聯盟基金會(Alliance of Democracies)最近在53個國家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世界各地的人們認為,美國對本國民主的威脅比中國或俄羅斯更大。巧的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朱雲漢甚至認為「儒家民本思想比西方代議民主理論更具普遍性。」什麼是普世性,永遠需要在經驗上做嚴格驗證。

從某些角度來說,其實儒家傳統所強調的良好政體的一些要素和條件,可能在很多社會都是會被重視的,只是從來沒有被好好驗證。將來如果有機會,我們希望用這個理論架構同樣去分析亞洲以外的國家,包括歐美的國家,這樣我們才知道到底它只是一個適用於亞洲的某一種文化脈絡的合法性的基礎,還是說它有一定的普世性,而且它的普世性可能不比我們以前認為主流的自由民主的理論更低,他覺得這是政治學將來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 區域層次:恐難說服拉美大國

其實早在2009年G20峰會期間巴西前總統魯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就曾抨擊「由富國製造的全球經濟危機不應用來逞罰貧國」,他甚至嘲諷「經濟危機是由那些白人、碧眼的不理性行為引發的,危機之前他們看似對經濟什麼都懂,但事後顯示他們對經濟啥都不懂。」

前英國首相布朗(Gordon Brown)被迫承認「華盛頓共識已死」(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is dead)。今(2021)年3月8日,巴西聯邦最高法院判決魯拉在巴西石油公司貪瀆案的指控與定罪判刑作廢,等於提前展開2022年巴西總統選戰。

今年6月初《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葛瑞普(Grep Ip)在墨西哥期中選舉和祕魯大選之前,撰文指出拉美正引領反對「自由市場成長模式」(free-market growth model)。卡斯提略(Pedro Castillo)當選祕魯總統勢將走社會主義路線,支持他的國際友人,包括玻利維亞前總統莫拉雷斯(Evo Morales)和烏拉圭前總統穆西卡(José Mujica)。

  • 國家層次:智利大選恐敲響新自由主義喪鐘

2019年10月智利發生動亂後,《經濟學人》拉美專欄認為「新自由主義和左派民粹主義之間勢同水火,導致學術界的辯論日益激烈。拉丁美洲既需要競爭的市場,更需要國家有效的分配,亦即需要一個新的社會契約。」

2020年10月25日舉行的修憲公投,結果78.27%選票贊成修改1980年由軍政府制定的憲法,78.99%贊成全新的制憲委員會。2021年4月27日,智利憲法法院以7票贊成、3票反對,拒絕了總統皮涅拉(Sebastián Piñera)針對智利國會養老金預支法案提出的上訴請求。

同日,皮涅拉總統發表電視講話宣佈將簽署該法案。這是自去(2020)年11月以來,智利五個月之內三度通過養老金預支法案。國際媒體普遍認為,這是皮涅拉在其第二個總統任期內遭遇的又一次重大失敗。

5月15-16日制憲委員選舉結果顯示「智利人民已經意識到了新自由主義的局限和現存政治體制的諸多弊端。現在,他們將以更大的決心和行動力來創造更為公平、包容和開放的社會。」目前民調顯示11月21日總統大選,新自由主義模式似乎已無發展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2月3日發表題為〈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的《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沃爾特・米德(Walter Mead),今年6月14日發表了一篇題為〈當民主國家侃侃而談時,敵對陣營依然消遙法襪〉(While Democracies Lecture, Their Adversaries Run Free)的評論,他指出「除非拜登開始取得一些具體的勝利,否則無論寫下多少措辭嚴厲的公報,我們的對手都將加速取得進展。」

看來華盛頓共識將隨威廉森邁入歷史,康瓦爾共識能否形成恐難樂觀。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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