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成為真正的人》作者甘耀明：用兩肩扛起創作與工作，寫作讓我覺得自己不平凡

文：愛麗絲

「一開始總先有幾個畫面，起心動念，引領你去完成。」望向遠方，甘耀明彷彿隨目光回溯至2004年，他與夥伴們登上嘉明湖、待了五天，在那裏，他第一次聽聞1945年的「三叉山事件」。

當時日本宣佈投降，一輛載滿美軍被釋俘虜的軍機，從日本沖繩起飛，卻在三叉山附近墜毀，機上人員全數罹難，而後日本軍警、原住民、平埔族組成的三隊搜救隊中，因碰上颱風天候不佳，前隊幾乎全數遇難，僅一人生還。

「那就像個閃電鞭一樣打中我，在這個事件的歷史衝突、人情事故中，我好像看見自己能有以文字介入的角度。」甘耀明說，寫小說的人似乎有種與生俱來的敏銳嗅覺，從歷史事件裡聞到故事的氣味，發現自己能用書寫重返當年風狂雨驟的山岳之間，以文字創造全新的詮釋角度。

文字隨步伐走入山中

「寫作的敏銳度是觀窺世界的觸角，引領我攀登三千公尺的大山，文字也亦步亦趨跟著我入山記錄。山是藝術品，無懈可擊。而走入大山源自於我童年經驗中，身上殘留淺山氣息。」甘耀明在苗栗獅潭客家庄成長，環境使然，大自然便是童年記憶的一部份，「小時候我們都知道要去拿大自然的犒賞，那些落下的野果啊，都是大自然送的小禮物。」

甘耀明攀登百岳的起點可回溯至1999年，「我們本來想去大壩尖山，不幸碰到九二一大地震告吹，改爬北大武山。」攀爬南部第一高峰，在山林間感受到的澄澈氣息，令甘耀明印象深刻。「那是我第一次去檜谷山莊，在接近開燈的黃昏時分，一個人去取水，那是最寧靜的一刻。山上的水是那麼乾淨，彷彿看不見的透明液態，像空氣一樣。」記憶如山上流水的質地，靜靜流淌在時空裡。

甘耀明回憶過往，經歷過山禁、海禁的戒嚴與解嚴年代，「大學參加登山社的大概都會被當怪人吧！」在各種登山傳說、山難總被放大檢視的時代，多數父母總叮囑孩子不要輕易上山，而「要恫嚇小孩，最好用的肯定就是傳說故事啊！」甘耀明以大眾耳熟能詳的「魍神仔」為例，估計正是為了恫嚇調皮孩子、不讓他們隨意亂跑上山，所衍生出的山岳傳說，與原住民文化裡的矮黑人同屬類似的「神隱」概念。

除了口耳間代代相傳的鄉野傳奇，甘耀明過往「為理解世界運作的方式」任職苗栗地方電視台記者期間，大量閱讀地方鄉誌，補充不少書面紀錄的地方狂想。「鄉下地方電視台，其實每天沒什麼大事可寫，記者們天天都在苦惱該出什麼報導，」甘耀明笑稱地方鄉誌中的內容素材，如一線曙光，「每隔幾年就拿出來重寫一篇相關題材，讀者總是健忘的，會忘記啊！」

當記者的那幾年，甘耀明自認也是自己客家話最好的時期，「因為用客家話溝通，總得能到更多反饋，那時候都覺得原住民警察有夠厲害，會講原住民語、閩南話、客家話、國語，什麼都難不倒他們嘛！」

語言如開關，帶說者、聽者、讀者前往未知境地。

在甘耀明的作品裡，不難見到多元族群、語言、文化的交織共構，在《成為真正的人》裡，甘耀明藉主角布農族青年哈魯牧特視角，梳理當年慘絕人寰的山難事故，創作期間，甘耀明除了研究布農語、布農文化，書籍完稿也曾交由布農專家閱讀、校正。

米呼米桑，期待你的生命力繼續旺盛；米呼米桑，只為了能再次相逢。

《成為真正的人》裡不斷重複出現的米呼米桑，是布農族長輩給晚輩的祝福語，多用於見面或別離時，當中的情感寄託，一如甘耀明對筆下角色的深刻投入。

兩肩扛起創作與工作

創作多年，甘耀明說自己如導演，在故事裡兜攏角色、推進劇情，一人分飾多角。而在筆下眾多人物中，「浸淫越久的角色印象越深刻，」在《成為真正的人》裡，哈魯牧特是故事裡的主述視角，自然是甘耀明「入戲最深」的角色。

「每回交稿，也像把自己的一部份交出去。」甘耀明想起《殺鬼》完稿隔天，竟悵然若失，想著「忙了這麼久的稿子，就這樣結束啦？」甘耀明笑稱創作讓自己終能體會何謂產後憂鬱症。

關於文字，甘耀明因家庭教育早早啟蒙，「小時候爸爸會在餐桌旁、八十見方的黑板上抄寫唐詩，讓我們背誦，」譬如白居易的〈長恨歌〉、蘇軾的〈水調歌頭〉等，甘耀明在尚未完全理解含義的年紀，早已琅琅上口，「這些詩像未來完成式，」詩句早銘刻於甘耀明內心，時機成熟時浮現腦海，才領略箇中意涵。

大學進入中文系後，甘耀明一度因文字、聲韻、訓詁等較難與生活經驗貼合的小學課程，萌生退意，但大一一次暑假作業，甘耀明以自己熟悉的家鄉山林文化為書寫素材，獲得系上教授甘漢銓大力肯定，「這讓我覺得，好像可以繼續往這方面發展。」甘耀明選擇留下，也持續精進創作。

大學畢業時，甘耀明立志成為小說家，「我接觸過詩、散文、小說、劇本，發現小說可以融合其他文類，」選擇以小說家為志業，甘耀明也曾面對公務員父母的擔憂，「父親說他也曾有藝術家、音樂家的夢想，但最後都迫於現實妥協，我知道自己必須達到經濟獨立才能追夢。」甘耀明說自己當記者、到體制外中學任職都是為了寫小說，「我是用兩肩扛起創作與工作啊！」

寫作讓我自我感覺自己是不平凡的

2011年，甘耀明參與文建會與德國柏林文學協會的「台德文學交流合作」計畫，代表台灣作家於柏林駐村一個月，那時他手邊正在寫的是《邦查女孩》。「駐村地點在萬湖（Wannsee）附近，我每天督促自己至少要寫完一千字，下午兩三點寫完後，就可以從小說裡走出來，經過庭園、走過羊腸小徑到萬湖去。」

甘耀明在文字與山林間穿梭自如，每一次創作，都像一趟未知冒險。

憶起2000年，甘耀明與當時任教的體制外中學同事們一起前往巴黎，「有幾個晚上我邀李崇建一起夜闖巴黎，搭晚上最後一班地鐵進城，從蒙馬特走到巴士底監獄，搭早上第一班地鐵回家，」當時隨身帶著邱妙津的《蒙馬特遺書》，甘耀明說的夜闖巴黎，也正在按圖索驥，「我們還找到旅遊手冊大力推薦的Pub ，卻發現早已結束營業，因為那本旅遊書是五年前的啊！」巴黎夜未眠的年少輕狂，如今令甘耀明莞爾一笑。「當然不會法文啊，我只會說：『我的名字是都彭打火機！』（Je m’appelle Dupont！）我英文也不好，剛好法國敵視英文，就順水推舟嘛！」即使語言不通，仍能摸索出溝通方式暢行無阻。說著，甘耀明如重返童稚，一如當年對山林充滿好奇，無所畏懼的孩子。

「我小時候就野孩子啊，哪會喜歡讀書，」甘耀明戲稱自己童年時老想往外跑，閱讀絕非首選娛樂，但鬱熱夏季讓他走進家附近的苗栗縣立圖書館，「有冷氣可以吹，那裡就是避暑聖地啊！」一面避暑，甘耀明不知不覺讀完《雙城記》、《孤雛淚》等作品，或許是夏天的高溫，讓甘耀明偶然走入閱讀、寫作的世界，但如今的寫作成就，絕非偶然。

「會讀就會想寫，雖然那只稱得上斷簡殘篇，但仍是當時身為一個青少年，對世界的看法。」甘耀明高中開始執筆創作，而他自認真正的寫作啟蒙於大學。藉由寫作，改變、拓寬了甘耀明的生命經驗，「寫作者的生活是很平淡的，或者說每個人的生活都是很平淡的，但因為寫小說，我可以體驗到各種不同的生活。」在文字的世界裡，甘耀明似乎發現了些什麼，「事實上，不管寫作或不寫作，我都是個平凡的人，但寫作能讓我自我感覺自己是不平凡的。」

甘耀明直言，寫作是將文字作為託付對象，「當你有個託付對象，就覺得生命有種寄託，而當你寫到一些東西被肯定的時候，會覺得這是一條值得走下去的道路。」寫作是甘耀明的心靈寄託，是自我價值的完成，執筆創作的瞬間如喃喃背誦咒語，將故事帶到讀者面前，在字裡行間點石成金。

創作是無時無刻不在發生的

「創作是無時無刻不在發生的，總先有幾個印象深刻、感動人心的畫面，這些是至為關鍵的動念，動念如果越來越龐大，就會變成一個強力電池促進你去寫。」甘耀明說創作之初，總萬事混沌，「你不了解你要做什麼、蒐集什麼資料，」但腦海中的畫面、人物、感受裡，終將梳理、組織為一個個故事。

「寫作者其實會同時替往後作品蒐集資料和素材，我們不是時間到，另一本作品就誕生了，而是不斷重疊，電腦中總有好幾個資料夾，每天想到的東西就盡量細分、存入資料夾，完成一本作品後，就能檢視下一本該寫什麼。」甘耀明直言《成為真正的人》在他2004年聽聞三叉山事件時便成為素材，「這中間我寫了很多小說，最後還是繞回來完成這本。」創作並非單向直線前進，而是如同心圓般，隨時空向外輻射、也向內收合。

「下一本小說的主題呀？」甘耀明想了想笑稱，「喔這是商業機密，其實我也不太確定呢。」也許是深山溝壑、也許是城市光影，時空流轉間，甘耀明總能用文字帶讀者走向下一次的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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