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女人又是壞公民」的指責,加劇了茶室小姐等邊緣女性的噤聲與困境

「壞女人又是壞公民」的指責,加劇了茶室小姐等邊緣女性的噤聲與困境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處在邊緣位置的萬華茶館小姐們,她們或許因耗費大量時間、心力長期進行情/慾勞動,既難以拒絕親密互動,也很難從工作中隨時獲得疫情資訊;而即使有所擔憂,也可能因自身工作性質對追求健康有所質疑。

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至今仍蔓延世界各國,而在5月12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國內新增16本土病例時,其中兩名女性案例引發熱議,她們一人為50多歲,另一人則為60多歲,分別在台北萬華區的「茶館」工作。

茶館二字或許難以論斷,因為在茶館裡面的工作範圍,可能如新聞報導所指提供陪伴唱KTV的飲茶服務 ,或是網友們曾以居住萬華經驗猜測,及政治人物童仲彥以影片直指的性產業「阿公店」。究竟台北萬華區的茶館、阿公店多為何樣貌?或許我們可以參考蔡瑩芝(2011)實地進入台北萬華區茶室田野的調查。

從研究發現可見,萬華茶室裡的陪侍女性一般年齡層平均為40歲以上,而「小姐」工作內容不一定有性交易關係,更多時候是藉由唱卡拉OK、喝茶酒飲、聊天或包廂清潔等過程當中,展演或建立具有親密性的情慾互動,其中亦有陪侍小姐的行動策略。包括小姐會藉由點快歌,主動站在客人面前扭腰擺臀,這不僅能炒熱氣氛,也能掌握自己與客人的距離,茶室裡的陪侍具有美學、社交、情緒的勞動(蔡瑩芝,2011),延伸論之,本文指為這是在茶室工作場脈絡下的情/慾勞動。

然而,在社會對於「特種行業」或「性產業」平面的想像下,小姐們如何生活的樣貌往往被忽略,反之容易將之與「蕩婦」連結並放大。特別是當小姐確診COVID-19後,更容易受主流社會雙重指責:既是壞女人又是壞公民。事實上,這樣的雙重指責,正在她們身上映現出年齡、性別、階級、空間等多重限制交織而成的困境。

Guida(2015)等人訪談平均40歲以上的中國高齡特種行業/性工作者,發現她們入行原因多為背負沉重經濟負擔,以及有限的就業機會息息相關,雖然上述研究並非訪談台灣高齡相關從業女性,但若以此延伸思考,茶室小姐或許也有以上(或更複雜)的原因外,高齡、女性、低經濟收入或無具備主流就業環境要求的專業技能等身分,也可能使她們投入陪笑甚或「賣身」等工作。而即便疫情猖獗人盡皆知,她們在社會結構、「性產業」及邊緣位置等種種限制裡,防疫仍成為困難的可能。

例如茶室為密閉空間,卻須近距離互動的工作空間,提供情/慾勞動的工作內容本難拒絕,而女性的年齡經常被社會用以衡量「行情」,特別是在所謂性產業,女性的年齡更容易被成為一種身價資本。可想而知,在此處境下,高齡小姐將可能更難有所籌碼拒絕貼身互動,或是保持所謂安全的社交距離。換言之,她們更難避免任何不安全的交易行為。

此外,小姐們絕非無知無感的人,社會如何將她們的生活與職業汙名化,她們不僅能有所感受,而這樣的感受,亦可能具體影響她們照顧自我或重視健康的問題。特別是在特種行業/性產業工作的高齡女性,她們因工作性質被主流社會劃分區隔,自己亦會因此產生對職業的羞恥感,進而愈來愈和社會脫節,又或是在不被社會支持的位置裡,她們對於健康的預防或治療(如HIV)將有所阻隔,包括無法因工作場域迅速獲得相關訊息,或是受職業汙名影響感到羞恥,皆阻礙了她們尋求健康的可能(Hao et al., 2014)。

進一步延伸思考,處在邊緣位置的萬華茶館小姐們,她們或許因耗費大量時間、心力長期進行情/慾勞動,既難以拒絕親密互動,也很難從工作中隨時獲得疫情資訊;而即使有所擔憂,也可能因自身工作性質對追求健康有所質疑(因為社會對她們的職業與身體汙名化,或許將影響她們自己身體或健康的看法),而在確診染疫之後,若社會果然放大對她們的職業想像,甚或加以汙名,那麼會不會在疫情猖獗的時刻底下,加劇了更多相似邊緣位置的女性噤聲與困境?

本文旨非討論性與工作的支持或壓迫等辯證議題,但願藉此共同思考已然置身於邊緣位置的女性,她們或許也正困難或努力地面對疫情。而作為閱聽人,或許我們能先做的即是避免把確診者的某項職業放大或加以汙名,亦或是以過於刻板印象的僵化視角評論確診者的生命歷程。畢竟誰都不想生病,尤其若是疑似染疫者因確診被公布相關資訊後,反而引起媒體網絡公然恥笑責難,這般接近獵巫行動,對於台灣防疫僅將帶來更多慌亂,使自我懷疑確診者感到不安與恐懼,更甚無形對特定群體造成傷害。

在疫情新興的非常時刻,若不僅落實防疫,也彼此思考處境,比起相互責難與猜忌,給予彼此更多支持與空間,包括給予確診者康復的空間,以及確診者周邊相關人士空間,就是一種溫暖的友善,也使疫情新生活更具友善與關懷意義。

參考文獻

  • 蔡瑩芝(2011)。底層陪侍小姐勞動現場的民族誌研究──以萬華茶室與卡拉ok店為例。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
  • Guida, J., Hu, L., & Liu, H. (2016). Theimpact of occupational stigma on the social networks of older female sex workers: Results from a three-site egocentric network study in China. AIDS Patient Care and STDs, 30, 1–3.
  • Hao C, Liu HJ, Sherman SG, Jiang B, Li X, et al. (2014) Typology of older female sex workers and sexual risk for HIV infection in China: a qualitative study. Cult Health Sex, 16(1): 47–60.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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