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底層女性發聲的女性主義者，譴責男性特權時，也要好好檢視自己的特權

最近，獅子會前會長與於茶室工作的萬華確診個案之間的疫情傳播，成為近期的關注焦點，陳時中「人與人的連結」一說更是成了流行詞彙，甚至還有媒體記者去專訪童仲彥的茶室消費經驗。

然而，在這次跟茶室染疫有關的討論中，網路上部分女性主義者將矛頭指向（男性）茶室消費者，指責男人的性娛樂活動為防疫破口，痛斥男性慾望對女性身體的剝削，以及對社會安全、公共衛生的危害。

坦白講，筆者實在難以明白，這些女性主義者文中提到的人口販賣、性犯罪、網路騷擾與此次事件有何關聯。而且，性產業固然可能涉及人口販賣問題，但此次爆發疫情而受討論的「茶室」之性質——利潤較低（坐檯費300～600元）、勞動者主要為中老年婦女，還有活動的內容以唱歌為主——在大部分的情況下，都不太可能跟人口販賣扯上太多關係。

身體親密互動、情感支持消費並非男性專利

筆者每每注意到性產業的討論，都感到部分網路女性主義者跟我生活在不同的維度。確實，女人不較不會去情色場所進行消費，性產業的運作邏輯固然建立在男性慾望的動力之上，並涉及對女性身體的客體化、常規化與剝削等現象。

但是，街坊巷弄裡的美容院、髮廊、美甲店或沙龍等，不也正是許多女人與別的女人產生身體親密互動、談天交心，並提供情感支持的場域嗎？如果要講剝削問題，台灣許多平價美容都由新住民女性，特別是越南裔女性所經營，難道這就不帶有本籍女性對新住民女性的種族剝削色彩嗎？

《陰道獨白》作者、知名女性主義劇作家Eve Ensler去年曾於《衛報》上表示，她自己害怕沒有身體碰觸的生活，並分享自己透過美髮消費獲得親密接觸的經驗，指出女人們在美容業、照顧業與別的女人產生的身體接觸與親密連結，以及這些經驗帶給女人們的積極意義，包含對抗寂寞感、維持心理健康等效果。

筆者並不在說，美容業跟性產業完全沒有兩樣，也不是在說，不能對性產業進行批判，但我們不能只是刻意放大、妖魔化男人的行為動機，而忽視了同樣身為人的女人或非二元性別者也有類似的需求，只是在父權資本主義社會以不同形式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所呈現。

筆者也沒有要把茶室美化成「長照中心」，茶室勞動者不是社工師或諮商師，也不是護理師或個案管理師。因此，茶室確實不能取代長照或社福機構的功能，它並不是一個提供專業服務的場所，而更像是「里民中心」或「廟口」之類的地方，是某些底層民眾與年長者，雖然可能主要是男性，一個用來建立連結、獲得支持的平凡地方而已。

Photo Credit: 中央社

轉嫁污名並非去污名

至於男性慾望是否被縱容？女性是否更容易被苛責？而性別權力結構是否又有需要被檢討的地方？這些點固然沒有什麼錯，筆者也認為比較不會有所異議。

在這次的事件中，也有論者指出，（女性）茶室勞動者的污名使得更容易被指認、被標記，而將病毒帶進茶室，再帶進家庭與社區的（男性）茶室消費者，卻可以在消費完後，將身分化為社區居民，甚至以受害者自居。而政府部門也把防疫管制的重點對象放在茶室，以及硬生生地指向（女性）茶室勞動者身上。

然而，這次也有不少人把（男性）茶室消費者視為防疫破口，認為防疫破功責任在他們，而非（女性）茶室勞動者。過往在面對性產業議題時，部分女性主義者，尤其是基進女性主義者，會以透過污名化性消費者及性產業仲介的方式，來「無辜化」（女性）性勞動者。

這要回朔到基進女性主義哲學家Mary Daly所提出「父權的逆轉」(patriarchal reversal)之概念，意即從娼女人被污名化的同時，購買性服務的男人並未同等被污名化。加上基進女性主義者將從娼女人視作「性剝削受害者」，而男性消費者與仲介則是「性剝削加害者」，配合上反性暴力、反家暴運動中「不要譴責被害人，譴責加害人」的呼籲，將責任轉嫁給男性消費者已經成了某種女性主義策略。

但是，筆者也要指出，這種「轉嫁污名」的策略並不等同於「去污名」，更是一種不去檢討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結構——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這就跟為了替「不良少年」去污名，結果卻去譴責弱勢家庭的教養方式，把污名轉嫁到低文化資本的家長身上，而不是去改變現有教育制度，強化社會福利、家庭支持系統一樣。

更別說，就算是性暴力跟家庭暴力問題，許多新一輩的婦女研究者與婦團工作者也早就察覺，一味地譴責加害者是沒有意義的，因為行為人也可能是缺乏支持系統、需要專業介入的對象。

而且，加害／受害的簡單二分更是不合適的，現實中受亂倫兒童在學校性騷擾同學、經濟困難的夫妻暴力相向、受暴婦女虐待兒童等現象層出不窮，這些都不符合部分女性主義者的論述框架。何況是更為複雜的底層性產業——茶室的經濟活動——根本就無法以「男性剝削女性」六字箴言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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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個被污名的，是誰？

身為女性主義者、弱勢權益與社會進步價值的支持者，要是我們選擇以污名化男性消費者，甚至是全體男性作為政治策略，而不是要求政府與社會對茶室及其勞動者一視同仁。那當接下來爆發疫情是髮廊、美甲店、挽面攤、同志三溫暖，或是新住民開設、附設卡啦OK的小吃店，甚或是平時移工或街友的聚集場所，導致引來了更大的反挫時，我們又該如何招架呢？

網路上的性別挑釁確實經常以男性對女性或LGBTQIA+群體為主，但這似乎並不代表，我們就可以主動反過來挑釁男性，並將這樣的行為視為女性主義或社會正義的實踐。

筆者也不是第一次看到，部分網路上的女性主義者先以言語攻擊男性，有時甚至構成性霸凌或言語性騷擾（玻璃睪丸、Y染色體有缺陷），等到有憤怒的男網友以帶有貶低女性意味的詞彙反擊時，再馬上截圖公審，證明「這個社會壓迫女人」、「網路上一堆噁男」等等。

試想，如果今天黑人生命權運動者，是自己主動拿槍到警察面前揮舞，並進行言語恐嚇，等到真的被警方開槍了之後，再上傳網路譴責「警察暴力」、「白人至上主義」之類的，這會讓一般民眾做何感想？對政治、教育、倡議、權益推動來說，這都是非常有害的行為。

為何我們不花更多時間投入在實際行動，而是在網路上標示出「仇女噁男」，然後跟他們相互廝殺，這種有害身心健康又毫無意義的恐怖平衡行為，到底對女權推動有何幫助？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譴責男性特權時，也要檢視自己的特權

由於茶室的低價性質，許多茶室消費者是男性藍領勞工，或是領政府補助的男性身障者，甚至是男性街友都有可能，當然有人可能會問：那女性藍領勞工、女性身障者、女性街友呢？

然而，這次跳出來大聲疾呼正視異性戀特權、男性特權的女性主義者，比較有聲量的幾位都是前段國立大學畢業，而且都不是經濟弱勢者，更不是茶室或相關產業基層勞動者。

筆者不是在說，經濟優勢、知識菁英女性沒有資格批判底層男性在性別層面的特權，而且底層男性仍可能壓迫底層女性，但請別忘了，身為女性知識菁英的我們，也可能是底層女性的壓迫者，並且佔據了底層女性及男性都沒有的社會資源。

無論我們的性別為何，在升學制度、經濟結構、國家資源等層面上的優勢，使得我們有機會可以有健全的人際網絡與支持系統，光是我們可以用社群媒體發表意見，並且獲得一定程度的關注就已經是種特權了。

最後，筆者想分享一個故事，曾經有個逃家少女跟同樣逃家的小男友同居，她透過性交易維生，並且負擔她男友的生活經濟所需。當時有位國立大學畢業、剛出社會的女性社工師告訴她，她男友根本不是真正愛她，而是剝削她的加害者，而社工師、父母跟老師才是真正關心她的人。而女孩非常地生氣，因為傷害她最深的，正是國家行政體系、原生家庭跟學校教育制度，且對她而言，我們這些在升學制度上得利的人，才是真正壓迫她的壓迫者。

因此，當女性主義者企圖為底層女性發聲時，必須記得的是，如果我們沒有好好檢視自己的特權，相比起她身邊的底層男性，我們更可能才是那個完全陌生——從未提供情感及物質支持——不知道哪裡來的道德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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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