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值》:我們看到的圖像,能提供「通往真相的神奇道路」嗎?

《顏值》:我們看到的圖像,能提供「通往真相的神奇道路」嗎?
Photo Credit: Canon Australia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部容易理解、配圖豐富的作品,說明我們多容易在錯誤地方找尋正確訊息。也說明為什麼面相學無法真正在歷史中根除,而顏值在現代社會更是大行其道,影響我們的政治決定和經濟決策。

文:亞歷山大・托多洛夫(Alexander Todorov)

早在數位修圖技術普及之前,報社編輯就已在用簡單得多的工具操弄印象了——即透過選圖。第二章提過,20世紀初已有相關研究,把人的照片和最有可能的「社會類型」做搭配。從結果準確度來看,反應的多半是選圖時的偏見。《時代雜誌》上「走私犯與槍手」的照片,就是與「王室成員」或「金融業者」的照片不同。但若是我們討厭王室成員或金融業者,一定會選無助於形象的圖片來發表。這是因為同一張臉的影像,呈現出的形象卻可以天差地遠。

羅布.詹金斯(Rob Jenkins)、麥可.波頓(Mike Burton)與一群同事請英國受試者為他們不熟悉的荷蘭名人打魅力分數。關鍵在於這二十位名人中,每一位都有二十張不同的照片。假如你把每位名人二十張照片的分數加以平均,就會浮現魅力的排名,有些名人比其他名人更有吸引力。但對任意兩位名人來說(包括最沒魅力與最有魅力的兩人),你總是可以湊出一組影像是甲名人看起來比較有魅力,但在另一組裡乙名人比較有魅力。換句話說,這些影像並未平均表現出名人的吸引力。兩位研究者就說,「沒有哪張臉能兩度投射出一樣的圖像」。

同一張臉的不同影像也能改變我們的印象,就算這些影像或多或少出於隨機亦然。看看圖8.8的幾張照片。

這些照片取自一個臉部影像資料庫,用來訓練、測驗電腦的臉部辨識演算法。能夠從任何一張臉部影像認出這是同一個人,演算法才算真正成功。該資料庫裡的人是在各種場合中照像的,而且並未受指示擺出任何特定表情。這些同一個人在不同圖片之間的差異,實際上可以視為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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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鷹出版
圖8.8:從資料庫中找同一個人的圖,用來訓練電腦演算法辨識臉孔。儘管圖片的差異甚微,卻仍然足以引發不同印象。

然而,這些隨機的影像差異卻會化為有系統的印象差異。受試者認為此人在左起第一張照片中感覺值得信任,但左起第二張照片卻感覺狡詐。這些印象準確嗎?除非你對於此人已有些許暸解,否則無從得知。由於對同一個人的印象會隨影像不同而異,對此人性格的判斷便難有準確可言,但影像帶來的印象卻已隨之而來。假如請受試者選出最適合特定情況的照片,明顯的偏好就會出現。

假如圖8.8此君要競選當地行政首長,第一張照片(左起)就是最佳選擇;假如他要申請高薪的顧問職,就要用第二張(左起);假如要在臉書貼照片,第三張會是首選。不出所料,帶偏見的選圖會導致帶偏見的決定:在競選活動脈絡下,一群新的受試者如果看到最適合競選的照片(圖8.8最左邊的照片),會比他們看到別張照片更願意投他一票。受試者無須多少時間,就會落入這種受影像誘導的偏見:一張影像只要看個四十毫秒,就足以提供形成印象的資訊了。

若不曉得這些影像如何產生,也不知道它們能否代表此人,我們就無法判斷以影像為基礎的印象之準確性。試想那些聲稱能從短暫的臉部影像精準判斷性傾向的研究,許多都是從線上交友網站取得照片。我們可以合理推測:多數的網站用戶並非從自己的一堆照片中隨機選幾張貼上。有鑑於網站用戶心裡想著不同的受眾,我們能合理推測,貼在同性交友網站上的照片會與貼在異性交友網站上的略有差異。

由此來看,受試者精確推測出網站用戶性傾向的研究,恐怕只是反映了網站用戶照片選得好,將自己想傳達的內容傳達給了各自的受眾。換句話說,在性傾向研究中所謂的精準判斷,說不定與選圖的關係較大,和臉上的性傾向跡象沒什麼關係。事實上,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研究人員不久前才表示,這些「精確」判斷可用一項單純的干擾因素解釋:同性戀男女的照片品質比異性戀男女的好得多。一旦這兩個群體的照片在品質上差不多,對於性傾向的猜測結果也就會跟亂猜差不了多少。

同一種問題也困擾著犯罪傾向印象準確性的研究,因為這類研究是拿入監大頭照與學生的校園照做比較,或是拿全美通緝令的影像與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影像做比較。這些對照組的影像都不是在被警方逮捕時那種受威脅、被羞辱的情境下拍的。雷納.佩利謝(Raynal Pellicer)曾發表一本談入監照的有趣書籍,他表示:「你在裡面﹝書中﹞找不到針對照片臉上一抹微笑、一個眼神或一個表情的任何說明。這麼做沒有意義,因為根據我研究過程中碰到的員警所言,這些照片的每一張都是在被拍攝者壓力極大的情況下拍攝的——逮捕當下,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的快門。」所謂對犯罪性格的精確判斷,恐怕也是選圖的影響較大,而非臉孔透露犯罪傾向。

有個1928年的研究比許多現代研究來的更縝密,值得一提。卡尼. 蘭迪斯(Carney Landis)與L.W. 菲爾普斯(L. W. Phelps)在討論先前從孩童照片判斷其智力的研究時提到,這些研究恐怕「忽略了很明顯的一點:人們選照片時,可能會幫聰明孩子選看來『靈光』的照片,幫傻孩子選看來『駑鈍』的照片。」為了測試是否能從照片預測職業成就,蘭迪斯與菲爾普斯用一本畢業二十五週年、收錄八百五十人的男校校友紀念冊,書中同時有畢業照與週年紀念照,還附了小傳。

蘭迪斯與菲爾普斯根據小傳內容,將畢業生分為「成功」與「不成功」兩組(例如一邊是大公司的首席律師,一邊是大型法律事務所的小文書),在法律、醫學、教育、工程方面各挑出五個最成功與五個最平庸的人。挑出這四十人後,拿他們的照片給受試學生看,猜哪個人在職場上相對有成,誰相對平庸。平均來說,學生在這二十個成功人士中猜中了十四人。這比例看起來相當不錯,但他們也猜二十個平庸者中有十三個是成功人士。無論是拿年輕時的大學畢業照或是老成的照片給受試學生看,結果都差不多。

學生有共同偏誤,把所有人都視為相對事業有成的人。等到讓另外一組學生看這些照片,這一回告訴他們照片中人有些成功、有些未必時,學生對於成功與不成功者的猜測大概都是50% 的準確率。蘭迪斯與菲爾普斯明明已經挑出最極端的成功與平庸的代表,兩者之間要是有任何面相差異,應該會很容易就看得出來。最後,兩人對於兩件事很有把握:「任何一項按照類似思維進行的研究都會有一樣的結果」,以及「選出一組成功人士的照片之後,有可能顯示高百分比的判斷準確率,但也有可能出奇的低。」


就算我們承認影像會扭曲我們的印象,但難道沒有某些圖片確實能提供「一條通往真相的神奇道路」嗎?來看圖8.9,這是賈里德.李.勞納(Jared Lee Loughner)的入監照。他顯然是個邪惡罪犯,難道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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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9:賈里德.李.勞納的照片。我們如何看待這張照片,端視我們對他有多少認識。

你會這樣覺得,顯然是因為你曉得他幹了什麼。勞納計畫殺害亞利桑那州第八選區國會議員嘉百列.吉福德斯(Gabrielle Giffords)。2011年1月8日,他趁吉福德斯在亞利桑那州土桑(Tucson)參加公開選民集會時,開槍擊中她的頭部,接著還射擊其他人。六人在這起屠殺中身亡,包括一名九歲女童,另有十三人重傷。吉福德斯奇蹟生還,但迄今仍無法完全恢復。

槍擊案接下來幾天,圖8.9這張入監照出現在多家報紙頭版:《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頭條標題為「殺手的狂亂雙眼〉)以及《紐約每日新聞報》(New York Daily News,頭條標題「惡魔的臉」〉都給了全版,這張照片也登上《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頭版。這是一張完美的邪惡臉照。《紐約時報》主編比爾.凱勒(Bill Keller)就說,「強烈而引人注目。讓你想看,想去研究,卻又感到驚愕。看那毫無所懼的凝視,那歪斜的微笑。他那左眼周圍的瘀青。就像文章是要給人讀,照片也是要給人看,而不是過目就忘。」

但是這張照片之所以完美,只是因為你曉得勞納犯下什麼滔天大罪。案發四年後,已經沒有幾個普林斯頓的大學生曉得他是誰。三十一名學生當中,沒有人記得他的名字,四人記得他犯下嚴重罪行(其中兩人將他錯認為科羅拉多州槍擊案的凶手)。但我們對學生的記憶不感興趣,我們感興趣的是他們對勞納臉孔的印象。不出所料,曉得他是凶手的學生覺得他不值得信任、具威脅性,是罪犯更是瘋子。不曉得他是誰的學生則認為他是普通路人,稍稍偏不值得信任,但沒有極端之處。假如我們用勞納的不同照片,例如圖8.10(英國《衛報》﹝Guardian﹞ 就是用這張),印象就會更討喜。他看起來就是個尋常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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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10:賈里德.李.勞納的另一張照片。

這兩張照片,哪一張更能代表「真正的」勞納?當然是第一張,但我們之所以知道,只是因為我們已經曉得他做了什麼。我們想像這張圖像提供了「通往真相的神奇道路」。但在我們對這個人有所認識之前,我們不可能知道哪張才是「正確的」圖像。我們在圖像中看到的東西,是由我們的所知與感受所賦予的。這種所知與這些感受讓圖像彷彿真實,但這只是真實的錯覺。

拉瓦特分析名人臉孔時,靠的也是這種錯覺。他分析凱撒、歌德、孟德爾頌等人的側臉時,投射了自己對這些人的認識。據拉瓦特所說,「每一個有一丁點判斷力的人」,都應該能從凱撒的側臉看出他是個偉人。但是,除非「每一個人」都知道凱撒是何許人也,否則這就不可能成立。

還記得那張1886年美國國家科學院眾院士的合成肖像嗎(見圖1.7)?製作肖像的人指出,那張合成的臉表現出類似「完美的平靜」「突出的智慧」「具想像力」的特質。但你之所以能看出這些特質,不過是因為你原本就知道的特質跑進這張肖像中。高爾頓不只製作了罪犯類型的合成相,也製作了病人的合成相。對於自己用來製作合成相的那些素材,他無法擺脫原本的認知。高爾頓的原話是:

肺結核病人由幾百個案例組成,包括有高比例極難看的人類樣本。有人生了瘰癧而且畸型,有人受各種恐怖形貌的遺傳病折磨,多數人營養不良。儘管如此,研究他們的肖像時,我仍充滿了憐憫之情,而我日復一日重回我枯燥的分類工作時,是帶著對我研究對象的善意的。這情況與研究罪犯完全不同。我有時無法確切理解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墮落;最後那種卑劣的感覺攫住了我,我得努力克服他們帶來的反感,否則就無法處理那些肖像。

我們的「所知」無法與我們的「所見」脫鉤。這創造了錯覺,彷彿影像擁有比我們所見豐富得多的內涵。每當我們對於臉部圖片沒有確切認知時,我們的心智就準備好提供假設,從而影響我們看待這張臉的方式。我們在和莎拉.維洛斯基合作的研究中(第七章提過)用的是光頭男子的臉。理由純粹出於實用。首先,我們需要真正自然的臉;其次,疊加光頭的臉比較容易,因為不同的髮型很難處理。當時我們並不曉得臉相的出處,只知道先前已有別的研究使用過了。有幾年時間,我們都認定這些是囚犯的臉。你可以在圖8.11看到其中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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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鷹出版
圖8.11:Photo © Alex Kayser, from the book Heads by Alex Kayser, Abbeville Press, 1985.

這種認定其來有自:嚴肅不笑的臉,黑白照,還直直看著我們。最終我決定找出影像的原始出處。《頭像》(Heads)是本好書,是攝影師艾力克斯.凱澤(Alex Kayser)的作品集。書中有一百八十四張光頭男女的圖片,他們職業各異,但絕對沒有一位來自監獄。圖8.11的臉屬於阿德里安.凱拉德(Adrian Kellard),紐約州威徹斯特郡(Westchester County)的警察。

無論「你的認知」是正確還是錯誤,影響的都不只是我們如何看待影像,也影響我們如何創造影像。范斯.克拉克的囚犯素描很可能就有這樣的偏見。佳能(Canon)的澳洲實驗室團隊不久前證明了這種偏見如何影響人像攝影。他們邀請六名專業攝影師,幫一位叫「麥可」的男子拍攝肖像。攝影師有十分鐘時間能暸解麥可,「為他的神韻添上血肉」。不過,攝影師並不曉得他們各自得到關於麥可的資訊都不一樣。麥可在其中的描述分別是白手起家的富翁、更生人、曾經的酒鬼、職業漁夫、特異功能人士,以及拯救過他人性命的英雄。

結果,出爐的相片不僅漂亮,似乎也掌握到麥可不同的「神韻」。白手起家的富翁麥可凝視著未來,表情充滿遠見。更生人麥可看來畏縮、抱著不確定,充滿悔恨(可惜我無法取得授權讓你看麥可的照片,但你可以上YouTube,看實驗的影片)。攝影師根據各自對麥可的錯誤認知行事,他們捕捉到的表情與姿勢,都符合他們對麥可本質的想像。但影像成果只能說是麥可表情的抽樣,而且是受到攝影師錯誤認知所誤導的抽樣。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顏值:從第一印象到刻板印象,臉孔社交價值的科學解密》,鷹出版

作者:亞歷山大・托多洛夫(Alexander Todorov)
譯者:馮奕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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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雖自認理性,在決策和判斷時,
卻還是會受一張臉的眉毛和下巴線條所影響。
一部解開臉孔諸多纖細幽微的訊息如何影響大腦建構第一印象的奇書。

我們眼見他人臉孔的那一瞬間,腦中便生成了對此人的想法,而這轉瞬之間的判斷,便預示了所有之後的重要決定。例如貌似能幹的政治人物,勝選的機會更大。我們難以抗拒以面相判斷人的性格,如此判斷卻又經常失準。在絕大多數的情境中,你我若是忽略對方的容貌,做出的推測通常會更加準確。那麼,第一印象為何會廣泛被人所信?它存在的目的又是甚麼?亞歷山大‧托多洛夫是當間此一領域首屈一指的研究者,它在闡述現代科學對於第一印象的研究故事之際,也回答了這些疑問。

本書中援引心理學、認知科學、神經科學、電腦科學以及其他領域的知識,搭配豐富的圖片,讓我們看到透過操作臉部部位的變化,就可以改變對一個人的印象和評價。作者也敘述我們如何運用專門分析臉孔的大腦區域網絡,演化出從臉孔判讀出基本社交訊息和對方瞬間情緒反應的能力。

透過電腦合成照片的連續變化,科學家為我們解密,不但讓我們看到印象如何形成,而且我們還可以透過影像操弄,創造出我們想要製造的印象。儘管我們都知道人不可貌相,但往往還是更相信自己的判斷。科學家卻透過仔細設計過的實驗告訴我們,第一印象並非反映一個人真實性格的事實,而是反映了我們的刻板印象。

這部容易理解、配圖豐富的作品,說明我們多容易在錯誤地方找尋正確訊息。也說明為什麼面相學無法真正在歷史中根除,而顏值在現代社會更是大行其道,影響我們的政治決定和經濟決策。透過這部探討人類第一印象的科學記述之作,我們更加暸解臉的意義而能避開顏值的陷阱。儘管臉孔始終誤導我們,但這本書卻讓我們用不同方式來觀看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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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鷹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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