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式前瞻】台灣想要數位轉型,得先做好社會與政治轉型

【參與式前瞻】台灣想要數位轉型,得先做好社會與政治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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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雖然台灣有轉型為數位經濟的雄心壯志,但面臨整個公共和私部門都缺乏數位素養培訓、過度依賴使用傳統的結構來教授素養的挑戰。要加強台灣的數位專業知識,還需要更多的創新方法和教育改革。

文:Roy Ngerng( 國立台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他研究永續數位化和對台灣2050年未來的展望研究,也就社會保護問題發表文章)

在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期間,台灣最廣為人知的刺激經濟計畫之一,就是「振興三倍券」。然而這並不是唯一向民眾提供的疫情相關振興措施,文化部也另外推出了藝Fun券,來鼓勵台灣公民在博物館或類似的機構消費。

儘管這些券背後的立意良善,但民眾就得使用不同的手機App來取得政府機構發行的各種券。

不同的App及各異的介面設計,對民眾(尤其是那些不算是科技達人的)造成不必要的混亂和時間耗費;而可以緩解這一問題的方式就是——數位素養培訓(digital literacy training)。

數位素養(digital literacy),是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下文簡稱風險中心)在去年籌備的工作坊討論的主要論題之一,約有60名台灣人被邀請至該工作坊,對2050年台灣的未來進行熱烈討論。這些工作坊在2020年8月和9月進行,將年輕人、學者和新創企業創辦人召集起來,共同為台灣的數位化、永續性和長期照護發展廣泛的策略。

參加者指出:若要實現台灣的數位化目標,亟需在台灣強化數位素養。我們也發現這不僅僅是修正技術官僚主義,在台灣的數位素養培訓計畫,如果沒有徹底的社會與政治轉型,便無法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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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數位素養?

歐盟委員會將數位素養納入數位能力架構2.0,其中包括批判性地評估資料和資訊、使用數位科技解決問題的能力。他還包括利用不同的數位工具進行有效溝通和協作的能力。數位素養意指在使用數位科技時,對於資料隱私保護以及身體、心理與環境健康的意識。

台灣不彰的數位素養方案

V-Dem的資料顯示:台灣是最容易受到外國政府(主要是中國共產黨)傳播「誤導性觀點或虛假資訊」的國家。這在被認為得到了親北京媒體支持的韓國瑜競選總統期間,是一個特別顯著的擔憂。

儘管如此,風險中心的一個附屬單位——新興科技媒體中心,於去年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32.8%的台灣人「經常」參考其他來源來證實他們所讀到的新聞,而有22.6%的人從不這樣做。

在2019年的一項LINE研究還發現,只有四分之一的台灣人會在把資訊發送給其他用戶之前,主動對他們在LINE聊天室收到的資訊作事實查核。

大眾不僅僅是消費者

為了打擊假消息,教育部已將 「在所有年齡層中擴展媒體素養、培養批判性思考能力,使大眾不會對假消息信以為真」作為其目標的一部分。

數位政委唐鳳在開拓台灣的媒體素養課程上發揮了作用,她指出,該課程旨在「幫助學生在使用社群媒體時發展批判性思考」並辨別真相。該課程還聚焦於「能力」,而不是「識讀」,唐鳳解釋說,這超越了將人們僅僅視為「內容的讀者、觀眾(或)消費者」,而也是生產者。

唐鳳解釋說:「孩子們必須學習他們身為資料生產者、媒體生產者;唯有這樣,他們才能真正理解架構與其他效應的涵義,並成為協作式事實核查的貢獻者。」

「從長遠來看,這是對抗假消息的真正方法。」唐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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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設立素養課程受到歡迎,但風險中心工作坊的參加者認為,政府的舉措仍有不足。

台灣的學生提出:新的能力教育是如何「名存實亡」的。因為,國立台東大學講師蕭福松解釋說,新課程只教給學生「為了通過能力測試他們應該做什麼」,而不是實際的能力技能。

此外,參加者還強調了科技發展的快速變化環境,以及數位素養培訓需要跟上步伐——數位素養以及法規應每隔幾年更新一次。

數位素養應包含社會心理技能

一項2019年的調查顯示,台灣有30.58%的國高中學生曾經歷過霸凌,要麼是作為受害者,要麼是看到或聽到過;其中有18%發生在網路上。去年7月的另一項調查發現,超過47%的國高中生和高職生曾參與網路霸凌——其中18.1%為受害者、10.7%是霸凌者、18.2%是兩者都有,59.2%的學生擔心會被霸凌。

最常見的網路霸凌形式是「在玩手機或電腦遊戲時被攻擊、嘲笑或欺負」(94.4%)、私人資訊「未經同意被他人公開分享」(61%),以及「收到惡意、敵對或冒犯性的私人訊息」(49.9%),這導致學生感到「對人際交往的焦慮或緊張」(24%)、有睡眠問題(12.4%),甚至進行自我傷害(7.9%)和有自殺的念頭(7.6%)。

因此,與會者表示,數位素養應該包括提供學生社會和心理應對機制,以應對網上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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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社區帶入

幾位參加者建議不採用單調的課程,而是教授實作技能,如採用沙盤體驗式的培訓,讓學生經歷模擬的霸凌或被霸凌的經歷,從而制定應對其情況的策略。練習不僅需要透過數位媒體,也可以透過角色扮演和匿名的方式進行,學校也可以與擁有相關專業和資源的現有人權組織合作。

然而,還有一個問題是:教師是否有能力教授數位素養?2013年對2821名台灣教師的研究發現,教師往往高估了學生報告網路霸凌的意願,同時教師對處理網路霸凌事件也沒有信心;因此,與會者強調,數位素養不僅要教給學生,也要教給教師。為此,在澳大利亞等國家也對教師實施了沙盤體驗,教導他們數位和素養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