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加控管的公共空間:疫情下城市的韌性剝奪與空間張力

嚴加控管的公共空間:疫情下城市的韌性剝奪與空間張力
國內武漢肺炎疫情急遽升溫,雙北防疫警戒升級之外,內政部也發布全國宗教寺廟暫不開放參拜至6月8日。財團法人台北市松山慈祐宮配合政策,僅讓信眾在廟埕祭拜|Photo Credit: 中央社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台灣進入第三級管制狀況,電影院、體育館、公共圖書館等皆停止開放,僅留下「保留維生、秩序維持、必要性服務、醫療及公務所需公共場所」。諷刺的是,這些因「無關維生需求」關閉的場所,原先具有其公共不可排他性,卻是社會弱勢解決生存需求的重要場域。

文:莊詠竹(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研究生)

過去半年間,雖然經歷部桃事件、機師群聚案等等,大大小小與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有關的事件,台灣的疫情大多時候,相較於國際上崩潰的醫療體系、大量死亡事件發生,仍舊過著類似無疫情時的生活。除了出入大眾運輸工具需要戴口罩,逛街、吃飯採買、聚會、辦活動,一切都好像跟這場席捲全球的災難毫無瓜葛。

疫情再起,台灣的後疫情時代即將迎來大量的變動。

一個城市的韌性(resilience)在這樣的變動中被檢核,位於社會不同階級的社群都將面臨不同的挑戰。公共空間不再屬於公共,人能使用的空間被極度壓縮,空間競逐成為疫情下最急迫的議題。

人人都得待在家:私領域的空間張力

對於經濟暫時無虞的族群來說,被迫待在共同的家戶空間。長時間處於相同時空,進行高密度的接觸時,層層疊加的疫情焦慮與生活情緒,將導致大量可預期的衝突。原先能夠分散生活情緒與寄託的事物,一夕消失,即將面臨家務勞動如何分工、彼此情緒勞動如何解決、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的生活節奏磨合。

家戶間的空間共有,涉及親密關係的經營。家長與小孩、老人與照護者、伴侶之間,不同權力位階的關係,以及不同親密關係構成,都須面對空間競爭的實際情況。也許不是領域性的佔有空間,有你就不能有我,而是當我們沒辦法用空間拉出彼此的距離時,摩擦不可避免。Vivian Wu透過〈相看兩不厭〉述說以異性戀伴侶為經驗模型出發,有效減緩疫情中的空間衝突:

每段親密關係的動力都不一樣,很多時候親密關係的經營仰賴的也遠遠不只是個人的意願與能力,還需要外部資源的支持(例如空間),有時候很多問題涉及的也是更巨大的性別規範和結構因素。

性別與位階上的權力不對等衝突,在密集相處中,因為壓力,都很有可能演變成精神上的壓迫與肢體上的衝突。當面對疫情需要清潔勞動與家戶採購行政處理時,大量私領域的家庭勞動出現,若無法重視、尊重家庭勞動,大多數家庭的勞動負責人(通常是女性),都必須要面臨高度的精神壓力。

何為生存:防疫政策下的韌性剝奪

除卻家戶空間內的私領域衝突,當公領域不再對外開放,私空間成為唯一選擇,原先依賴公領域運作的群體生存岌岌可危。美國社會學者艾瑞克.克林南柏格(Eric Klinenbergy)在其著作《沒有人是一座孤島:運用「社會性基礎設施」扭轉公民社會的失溫與淡漠》透過1995年芝加哥熱浪死亡事件舉例,擁有社會韌性(social resilience),能夠穩固的公共交流空間的社會性基礎設施(social infrastructure)、以及建立社群連結與樞紐的地區,才能透過整體公民力量,來因應環境的變動。

台灣進入第三級管制狀況,電影院、體育館、公共圖書館、大型文化園區、動物園、校園、社區公共場域、寺廟、教堂皆停止開放,僅留下「保留維生、秩序維持、必要性服務、醫療及公務所需公共場所」。諷刺的是,這些因「無關維生需求」關閉的場所,原先具有其公共不可排他性,卻是無家者、貧窮者、移工、社會弱勢等等,解決生存需求的重要場域。

貧窮的人很多時候私有空間不足,需要公有空間(像是街頭與據點),但疫情下可能因為防疫就會關閉各種據點,這可能也是疫情下對貧窮沒意識到的衝擊(人生百味創辦人,巫彥德)。

公共空間(public space)藉由硬體性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以及社會性基礎設施(social infrastructure),兩種面向提供私領域無法滿足的功能,並且彌補個人在經濟能力不夠、資源不足下尚無法擁有的「維生所需」。

公共空間的硬體性基礎設施,對於特定的族群來說就是生存的一部份。車站清洗衣服的洗手台、圖書館提供洗手功能的廁所、社區活動中心的冷氣用來躲避豔陽、二十四小時的麥當勞可以遮風避雨;甚至是一台小小的飲水機,都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要設施與維生需求。

對於有家可歸,或者說家庭空間足夠的人來說,這些公共空間只不過是平常消磨時間,或是特定目的下才需要前往的場所。對於社會上的弱勢族群來說,這就是他們的「家」就是他們的「生存工具」。夏天到了,原先的「家」也打烊了。在疫情結束之前,該去哪裡獲得水與稍加休息的場地呢?是疫情先帶走大量的生命還是酷暑和人類的漠不關心?

不單是硬體設施,公共空間同時也藉由社會性基礎設施(social infrastructure)讓人類得以繼續活著。沒有人可以孤獨一人的在社會上獨自生活。尤其是離鄉背井獨自來台灣的移工族群來說。在狹小、毫無隱私可言的宿舍與工作生活之外,由新移民開的複合式KTV、小吃店都是一周辛苦下不可缺的存在。社區的公園、百貨公司,也是提供周末聚會,一起吃飯、唱歌、擺脫工作苦悶的重要場域。疫情下人類生活方式的典範轉移,在消滅與禁止這些行為之外,更需要去尋找替代方案。

以美國西雅圖為例,疫情期間無家者與社會弱勢,無法像疫情前透過輕易或的公共空間提供的設施。一群公民自主發起The Seattle Street Sink(西雅圖街頭洗手台)計畫,推廣建立小型又輕便的戶外公共洗手台,讓開放性的類公共設施回歸社會。藉由一群人的集思廣益的自發性行動,找到疫情下可能突破困境的縫隙。在此計畫的發展過程中,並非所以事情都在一開始完善,也無法確切思考到使用者的需求、人數等等。透過滾動式的設計不停改善,最終透過原先簡陋的臨時裝置,設計出更有人性、更好用的設施。

而這樣非營利為主的自發性行動,也在成就的過程發展出感動的故事,許多洗手台的材料都是透過不同的行業串聯而成,並且給予幫助。這樣的串連也讓疫情下恐慌、不安的情緒,獲得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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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的公共洗手台。

社會韌性的建立:公民社會的集體共存

台灣在疫情挑戰下,將印度作為借鏡納入思考,其面臨大規模的瘟疫浩劫,人的死亡已經逐漸從心痛轉化為數字。最重要的問題來自於「所有人都只想到自己」。印度對於整體社會的冷漠與漠不關心,在無視階級、種族、權力、金錢的天災面前,誰也逃不掉。尤其是大規模傳染疾病這樣與公共脫離不了關係的災難中。即有印度學者指出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公民社會意識,也缺乏認知社會整體生存,有賴公共共同創造。

「只要能把垃圾掃到外面,解決髒亂就成了別人的問題。只要小康家庭可以安穩待在室內躲避惡臭,誰還會在乎外頭窮人的死活?」多年來,由於國家基礎建設與公共服務無法跟上富裕群體日益增加的需求,印度的精英階層及中產階級找到了一個簡單的解決辦法:購買私人服務以創造讓他們感到舒適的頂級生活;既然錢無所不能,那就不必以自身影響力,為所有人倡議、爭取更好的公民服務。

在印度社會的脈絡下,好像只要把「問題解決」事情就結束了。那麼台灣呢?當現實社會下大家訕笑「獅子王」、「萬華」、「茶室」、「機師」等等事件時,同時也切割出他者與我。疫情只要一有差池與擴散,都是別人的錯,都是別人不夠小心,卻忘了與其互相責怪與疑神疑鬼,並無助於事情的發展。同時也落入了對於環境認知的偏差中,無法體會到生存的社會環境並非靜態不會變動,城市不應該有疾病、天災、火災、人禍,不應該有SARS、八八風災、九二一大地震甚至是這次的武漢肺炎。在此世界觀下,所有事情都是偶發性的不幸。城市與社會應該是非常穩定、安穩。

但是在認知上人類應將社會的穩定狀況當作理所當然。環境的變動不是不應該、不可能或偶然。在這樣快速變化的環境中,應該認知穩定是不存在的。應該要理解變動,並且培養因應變動的自我組織(self-organization)。

韌性(resilience)正是維繫社會運行的重要能力。萬華小學校的負責人陳德君在〈「萬華」怎麼了?成為眾矢之的,萬華人身在其中承受三層壓力〉中指出,萬華作為台灣現在最多確診人數的地方,地方社群正積極地滾動與因應。

現在的台灣正在透過公民集體社會的力量來自我調適不穩定,並積極地在因為中國因素被排除在世界衛生體系之外,努力生存著。社會總是會有一些縫隙,政府到不了的地方,就讓我們依靠自己吧!透過自發行的行動、網絡、群組,作出對策來與政府互補。疫情並非政府的事情,全民投入防疫的「公民造反」,才是讓我們看見城市韌性、走出疫情的最佳良方!

延伸閱讀與參考文獻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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