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白色畫像—清治先生》:關於記憶歷史、其實是大海撈針

【書評】《白色畫像—清治先生》:關於記憶歷史、其實是大海撈針
Photo Credit: 春山出版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雖然清治高度大眾化的角色臉孔成就了小說通篇裡帶有強烈滲透力的時代感,真正勾引出閱讀時那令人渾身爬滿雞皮疙瘩的興奮的,仍是那幽微存在於角色核心的少年純潔。

如果說、那些出類拔萃的都在最高處閃耀著,那蘇清治或許也像攀爬在了半途,多數時候,他像是並不知道自己為了什麼而活著,像每個你我身邊隨處可見的人,長相普通、境遇普通。無論威權時代或者如今、他觸碰到了那個貫通時代而不變的主題,順流而下的旅程中,沿途看見的景色,並不會讓每個時代裡的人都越活越精彩,多數時候,我們無法在蘇清治身上看見自己,是因為他在本質上與我們何其相像。他不像個銅像般供觀者欣羨或投射以補足自我缺憾的存在,讀完白色畫像的餘韻、清淡一如他看似平平無波的一生,那點關於時代與歷史的感慨,我甚至是後知後覺的,卻餘韻無窮。

然而不妨設想,為什麼他的人生會能被歸結進平淡的定論裡呢?思考這個問題的先決顯然不能只是一廂情願地深入探究小說中清治的「個人」生命歷程,一如後世創作者在創作上的無法自拔,也許是情有可原,在這個國家的歷史長流裡,再也找不到一個時期裡,「個人」與「時代」間存在著如此強烈的連結。這亦是〈清治先生〉在寫作上令人讚嘆的精緻與深邃,畢竟那個與時代的連結的可視可感、非到某個已然相當深沉的地步,就會像什麼都不曾發生。

在寫作上、賴香吟最善於表現的在於「重點之外」,安靜和婉的筆觸下有著偏低的微溫,夜燈般平靜地照亮著那些積累在時代角落的塵埃、委身在陰影裡安靜看著一切發生而一言不發的人們,不從極端中三挑四撿,而是始終在平均值裡大海撈針般的梳理,整理著客體、像是也一邊整理著自己。

那些曾經灼熱燦爛的早就不必再多費心去寫,然而那些難以看見的,致力於描寫他們的時候,如何不在寫作的過程中自我陶醉、以致偏軌,使他們在自己筆下難以挽回的燒成灰燼,想那也不必然全是時間積累的緣故。此處將清治些生的書寫與作者的人生歷程劃上某種聯通、像是一種取巧的理解,如若回歸作者亦曾默默耕耘於台灣歷史的爬梳,更能展現出〈清治先生〉作為一部小說的全觀與景深。

具有時代背景的文學書寫存在著的盲點在於對「重點」的當局者迷,我們對餘燼的盲愛超乎想像,甚至不曾去想像那個從無到有的過程,亦不願意相信瑩瑩火光間,塵歸塵、土歸土的同質與無私。從「寫作」角度來說,〈清治先生〉的書寫無疑是看似容易實則更加複雜的,正因為其人物主角立基於一個與大眾臉孔極為相似的個人,令人不安那是否能支撐起世俗裡對於小說文體的期待。

那不只在人物的刻畫上需力求精準、敘事的平衡感同樣考驗著作者對於文學和歷史間的交錯掌握。我們不曾在〈清治先生〉文中的任何一條文字線索上探索到「肉身的死亡死折磨」,無論疾病或者監獄、拷問或者審訊這些,在白色恐怖創作中司空見慣的符碼,死亡的陰影總會在臨門一腳時悄然消散,而反身思考歷來甚至如今,創作描畫著觀者對時代的想像,如今的我們又是如何想像死亡被抽離的白色恐怖時代?又要如何否認對於活在當時的人們而言、他們之於死亡的陌生與若即若離、甚至近似真空、開封時才知為時已晚,猝不及防是每個時代共通的宿命,多數時候,創作者彷彿都對之視若無睹。

〈清治先生〉描寫的是時代裡小康家庭的白手起家的歷程、物質的低限與對於未來乃至希望的立基點、究竟都掛鉤在了那些物質或非物質的價值觀上,既是一個時代裡典型的人物形象、同時也相像了時代中「大眾」的臉譜。迴避煽動激情的跌宕言語和曲折起落、在文學裡的〈清治先生〉宛如一條陰暗的小徑,每一處的情節安排都迂迴又深邃地體現的活在時代夾縫中的人所面臨的錯亂與疏離。

小說最令人感受深刻的,在於那幾乎與肌膚無縫貼合的日常感、帶有強烈的滲透性,即便故事發生的時代已經離我們如此遙遠。由人物開展出的個人與時代的關聯辯證,延展著敘事發展的核心,然而如何將這銳利卻又近乎錯亂的軸心包覆在幾乎不會讓人出戲的日常感中,在作者的個人特質之外、必然也仰賴著對於歷史的深刻浸淫,早已跨越出最表層的史料理解與閱讀。帶有時代背景的小說不免時不時「埋梗」以暗示時代,像是為了要企求一種讀者閱讀上的最大公約數,提示關鍵詞、以便讀者回憶歷史中那些片面又單一的重點,然而那似乎也在同時放棄了歷史的景深。

與《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既是對照,也是互相輝映

同樣以白色恐怖時期作為故事背景,在閱讀〈清治先生〉的過程中數度令人想起《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裡被情治單位帶去問話的父親,昏暗的光線、冷冽的監視檔案陳述與近乎凍結的煎熬拷問。對於觀看當下的戰慄,有一種比較令人沮喪的解釋在於,也許只有確實在那個時代生活並成長的人們才有辦法反芻出那樣的詮釋手法,後代人面對歷史時最無法突破的屏障,何其單純又無法可解,不過就是我們不曾在當下生活過。

有關是否曾浸淫歷史,舉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與〈清治先生〉作為對比,既是對照也是互相輝映。如說前者像把尖刀冷峻地化開了血液滾燙而污濁的時代,那麼〈清治先生〉便更像張鋪在時代岩層底部的網,小說的書寫就像提起四角般地、挟著沿途草壤,連根拔起了整個時代的殘骸。父親的角色在兩部作品中巧妙的殊途同歸,打磨與雕琢的一體兩面體現在小四的父親與蘇清治身上,知識份子的稜角由方而圓的歷程裡,小四的公務員父親歷經抵抗與風骨的堅持、最終仍在情治單位的蹂躪下萎靡成不卑不亢的安身認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