艋舺，吸納一個城市中所有被鄙棄的元素

文：鍾秀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COVID-19的本土疫情大爆發，萬華阿公店被視為疫情重要傳播途徑，每日確診者又高度與萬華相關，萬華被各種獵奇般的有色眼光看待，同時出現公眾人物有關萬華的言論遭在地人砲轟，或見談話性節目針對萬華熱議，也見拒絕萬華人進入的場所，「萬華人」被投以排擠、歧視、汙名的眼光，背負龐大的社會壓力，也凸顯萬華有別其它地方的特殊性。

這次爆發疫情的阿公店聚集區，位在萬華區中的舊艋舺（範圍約現艋舺大道、成都路、環河南路、中華路），是台北最早發展的地區，曾為北部重要的商貿據點，享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譽，雖在清咸豐3年（1853）因「頂下郊拚」的地方械鬥，逐漸被後起的大稻埕超越，然至戰後初期，還具一定的重要性。

戰後，龍山寺、龍山商場與西昌街夜市一帶，香客、遊客依然絡繹不絕，另華西街寶斗里（後併入青山里）內，自日治時期遺留的「遊廓」（日本人對藝妓院集中處的稱呼），依舊豔名遠播，1973年被劃為法定公娼區，與龍山商場附近的私娼寮，都吸引許多尋芳客，形成特殊的產業鏈。而原本在梧州街、廣州街、三水街周圍的「九間仔」，曾有服務男性客人的男妓，至1970年代，和平西路拓寬後，除了提供喝茶抬槓的「茶桌仔」（也稱清茶館、茶藝館，單純喝茶聊天的店家）外，興起有女陪侍的茶室或飲酒店，即俗稱的「阿公店」（消費者多為中下階層及年長者），且蓬勃發展，成為在地角頭「頭北厝」主要的利頭來源（頭北厝範圍為廣州街、西園路、和平西路、龍山國小交界的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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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意興隆的大理街成衣商圈，以及果菜批發市場、環南市場、華西街夜市等，都提供熱絡的商機與就業，加上本就活躍的特種產業，艋舺不僅成為中南部遊子北上打拼的落角處，也兼納了江湖兄弟、商人、特種產業鏈、異鄉遊子、遊民、香客、民生消費者等來自三教九流、四面八方的各式人群，匯聚了各種地上與地下經濟，形塑了龍蛇雜處的環境。

1980年代，統領、明曜、SOGO百貨在忠孝東路相繼開幕，娛樂產業開始東移；1990年代，中華商場的拆除敲響西區發展的警鐘，之後拆除龍山商場及廢公娼，衝擊艋舺消費人潮，加上萬華車站地下化工程，使大理街成衣商圈沒落，艋舺的消費鏈分崩離析；同時期，信義計畫區的新光三越與華納威秀開幕，娛樂產業重心再延伸至信義計畫區。

1999年發生九二一震災及2003年的SARS和平醫院封院事件，已元氣大傷的艋舺，陷入低潮萎靡，艋舺人依靠迎請青山王驅瘟逐煞，成為凝聚彼此的重要依託，也重現清代因瘟疫肆虐而迎請家鄉守護神青山王來到艋舺的歷史現場。2010年，電影《艋舺》大賣及文化產業的帶動，地方氛圍漸為活絡，但從1980年代後，艋舺已風華不再。

承載著台北歷史脈絡的艋舺，受限政策與地方結構，成為外人眼中的「三流城市」（流氓、流鶯、流浪漢），沉重的包袱彷彿讓艋舺自外於首都台北的發展，盡顯老態，跟不上的腳步與似乎凍結的時空，反而讓某些消費樣貌、弱勢族群留在艋舺獲得生存的空間，也使許多社會團體長駐艋舺，提供援助。

綿密的人際網絡與潛藏的地下秩序，讓艋舺尚保持著在都會中少見的傳統聚落樣態，宮廟神壇林立則提供歷史發展的軌跡；一般人避而遠之的江湖大哥、特種業者，與居民的生活相互浸融，在艋舺四處可見的清茶館閒話家常，是熟悉的日常；頻繁的廟會是遊民重要的打工機會，成為另一種社會互助與供需；百餘間的阿公店，提供生物鏈中最底端的低廉消費選擇。種種結構式的積累，艋舺特有的地方生態已牢不可破。

特種產業、江湖兄弟、遊民等，通常是城市中被鄙棄的元素，但就歷史經驗與現實，這些元素不會消失，且維繫並提供相關人群的生計與需求。就政府而言，與其強壓取締致其四處流散，不如順其脈絡保持原樣，更具效益與風險控管，故在不觸碰專區議題、又不願大幅改變的前提下，政府與地方力量，長期依持某些默契與規則，保持處在灰色地帶的生態。

這樣的生態始終存續在暗黑的角落，平時政府與人們選擇忽視，當疫病來臨時，難以避免成為破口，也讓民眾驚覺，在首都台北，竟有如此強大又充滿吸引力的地下產業體系，除了有權的政府與有力的地方頭人，一般艋舺人無能為力改變這樣的環境框限，是委屈，也是「海納百川、多元包容」面貌下的無奈。

艋舺人清楚外界的眼光，也清楚所承擔的歷史包袱有多重，十幾年前SARS爆發時的無助感記憶猶新，今又遭疫情重創，無奈成為眾矢之的，但別忘了，當要撻伐艋舺時，艋舺正替其它地方，吸納一個城市中所有被鄙棄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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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