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除了賽德克·巴萊還有「大分事件」：300名布農族人武裝抗日18年 成為台灣最後歸順蕃

今年是布農族「大分事件」一百周年，花蓮縣卓溪鄉公所9日舉辦百周年紀念與射耳祭系列活動，盼喚起族人意識，還原歷史真相。由高齡92歲總頭目林啟南率領族人祭槍，告慰躺在大分周邊的勇士，「後輩沒有忘記你們」！

自由報導，卓溪鄉長呂必賢表示，大家都只知道《賽德克·巴萊》中賽德克族抗日的故事，但卻很少有人聽過布農族原來也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日歷史。呂必賢強調，布農族長期在中央山脈生存，但日本人卻迫使族人下山，族人因此起而反抗，但大分事件留下的僅有日人的紀念碑，卻毫無提及布農勇士，希望未來能和玉管處合作，在八通關越嶺道上設立布農族人的紀念碑。

布農族歌手王宏恩（Biung）此次也應邀出席紀念活動，並獻唱布農語創作歌曲「步古拉夫」，王宏恩說，大分事件是布農族重要的歷史，很感謝長輩們站出來讓大家知道這段歷史。此外，他也從耆老口中得知，布農族是全台灣最後一支歸順日本的原住民族，這樣不屈不撓的精神，讓身為布農族的他引以為傲。

大分事件始末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推行「理蕃政策」，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雷厲風行的推動理蕃事業長達5年，並欲以「南蕃槍枝收繳行動」來全面解除原住民族的武裝，對於抗命不繳武器的部落，則派武裝警察鎮壓。

據了解，日本治台初期對原住民族採取懷柔政策，布農族人也放下戒心帶日本人開發山區，但在日本與太魯閣族發生戰爭後，日本開始對布農族人以高壓、奴役的方式進行管制，此舉引發布農族人對日人的反感，因此起而抵抗。

當時的布農族大分社頭目拉荷阿雷（Dahu Ali）和阿里曼西肯（Aziman Siking）兄弟對日人的理蕃和武器收繳行動十分不滿，認為交出武器將造成生計困難，同時也愧對祖先，所以率領族人到處焚燒駐在所（當時在山區駐留的警察或消防單位執勤所在地），並攻擊、殺害日本警察，藉此對抗日人的武器收繳行動。

1915年（大正4年）2月23日，大分駐在所一名日警被殺，日本武裝警察部隊緊急增援戒備；5月12日，布農族人趁夜襲擊喀西帕南駐在所，殺日警10人，並放火燒毀駐在所；5月17日，大分駐在所被阿里曼西肯所領導的大分社部落襲擊，日警12人遭斬首，駐在所也同時被燒毀。

在襲擊了喀西帕南和大分後，起義部落遭趕到現場支援的日本警察部隊包圍，經過一番衝突後有約300人突圍，離開家鄉攀越中央山脈到一處警力所不及深山要害的斷崖上方，並建立了塔馬荷社避居。

在殘餘族人建立塔馬荷基地後，有一批從郡大溪沿岸來的50位布農壯丁加入抗日軍，塔馬荷社群眾也繼續對日警游擊，臺灣總督府為了剿滅抗日的布農族，開鑿了八通關越嶺道和關山越嶺道，從南北兩側進行包圍，隨時準備出擊。

布農族領袖拉荷阿雷。Photo Credit：Wikimedia Commons

因族人據守於天險之地，理蕃當局迫於地利不便進行大規模的剿滅行動，所以改採懷柔手段欲招降反抗軍。另一方面，拉荷阿雷和族人困於塔馬荷社，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眼見關山越嶺道上布滿大批警力，且日方承諾不主動攻擊，並允諾抗軍在歸順後可繼續住在塔馬荷社，因此拉荷阿雷等眾人也並無主動出擊。

根據關山越嶺道上「中之關」駐在所主管新盛警部補，於1932年（昭和7年）首度深入塔馬荷社遊說，回來後表示：「抗軍基地很大，屋內貯存的小米足夠維持3年食用而不虞匱乏，甚至堆在地面上任由小米腐爛」，可見抗軍原來就打算長期抗日。

1933年（昭和8年）4月初，高雄州知事巡視關山越嶺道時，在中之關駐在所與拉荷阿雷和塔馬荷社代表作了簡單的協議，約定於4月22日在高雄州廳舉行盛大的「歸順儀式」（實際上是一個「和解」的儀式）。

4月22日，抗日首領拉荷阿雷率領11人代表，在梅山社頭目和9人代表監誓下，與高雄州知事野口敏治會面，以平等身分交換禮物。拉荷阿雷在儀式中宣誓：「只要是太陽從東方升起，向西方下沉，一定遵守法令，不再抗命。」當時日本與臺灣各大報都熱烈報導「本島最後歸順蕃」，成為日治時期理蕃史上最重要的一個句點。

總督府「理蕃政策」強硬，成原住民起義導火線

除了電影《賽德克·巴萊》中賽德克族人因不滿「理蕃政策」而武裝抗日之外，我們在大分事件中也可以看到這樣的脈絡。當時日本政府將布農族擁有的大片山林視為無主地，因此不適用殖民地法，由於原住民沒有法律保障，日方任憑一紙命令就能處決布農族人。

不只如此，日本政府制定的「六三法」，授權總督府可以「權宜管理」原住民，導致總督府可以隨意決定族人的生或死，這些慘無人道的情況還包括了任意的欺負布農族婦女，甚至強制迫遷原住民族，並實施槍械沒收，這一切的種種，都成為了原住民族紛紛起義抗日的導火線。

拉荷阿雷的孫子阿里曼（aliman）曾口述了這段歷史：「有一天，日本人的長官下令全部沒收布農族的槍枝，大叔公大發雷霆，到日警駐在所理論，痛批日本人怎麼可以強制沒收我們賴以維生的獵槍，那是祖傳的生存工具。」

「對此，日本警察高層非常生氣，下令擒拿大叔公。好幾個日本警察合力將大叔公制伏綑綁，並輪流用木棍毆打，並趁夜押送到鐵牢裡。半個月後，駐在所派人通知我們領回大叔公，祖父將大叔公帶回來時，大叔公已病得很嚴重，當天深夜就過世，臨終前他曾說：『我又沒有犯錯，日本人沒有理由把我打成這樣』，大叔公的過世讓我們全家人都無法釋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