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克史奈德《活屍大軍》:影射疫情帶來的恐懼與排他性,同時處理導演喪女之痛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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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屍大軍》原本該是賣座片《活人生吃》的續集,原本很可能復刻典型喪屍片的元素。但因為兩件事,讓《活屍大軍》成了令人驚豔的影史經典,即使不是喪屍片迷,本片也非看不可。
喪屍片作為類型片的一種,原本並不怎麼受注意。美國5、60年代B級片橫行的時代,就已有不少此類作品。但1968年George Andrew Romero以11萬4千元的低成本拍攝《活死人之夜》(Night of the Living Dead)之後,並於影片完成的十餘年後引起轟動,賣出3000萬美金的票房。這是在影視文化成為全球娛樂主流後,「血腥、驚悚、殺戮」元素成為群眾所好的自然反應。自此之後,喪屍片一直都是B級片的主流類型,時不時也會躍上好萊塢片廠的製作。
《活死人之夜》確立了「喪屍」的典型:「行動遲緩」、「被咬到即成為喪屍」、「無思考能力」。活人與喪屍的鬥法,是此一類型片的核心要素。大多數的喪屍片都謹守這些原則,最著名的就是漫畫改編的《陰屍路》。但其中也有不少反典型的例子。80年代轟動一時的《芝加哥打鬼》系列,就挑戰了《活死人之夜》的法則。《芝加哥打鬼》的喪屍行動快速,專吃人腦,只有缺乏思考能力相同(畢竟那個年代仍謹守著屍體就是死人的邏輯,死人當然不會思考)。各類喪屍片大多遊走在這兩大設定中。當然其後的不少創作也開始把「喪屍」當成角色設定,成為會思考的屍體等等。例如動漫影集《Ugly Americans》男主角的好哥們就是疆屍,整天想吃他的腦。有趣的是,會思考的喪屍這個設定,多半會被弄成喜劇。
但主流來說,喪屍片就是「活人對抗喪屍」。無論元素如何翻轉,活動的屍體,加上被咬就會傳染,就是恆久不變的驚悚元素。
到了21世紀,因為《陰屍路》紅遍全球,各類喪屍片接連不斷的推出。2013年,布萊德彼特花了1.25億美元拍攝喪屍片《末日之戰》,並大賣5.4億美金。這可說是喪屍片歷久不衰,規模甚至更加擴大的例證。而過不到10年,查克・史奈德(Zack Snyder)推出了《活屍大軍》,寫下喪屍片的里程碑。
《活屍大軍》是2007年即開始的計畫,原本是查克・史奈德《活人生吃》的續集。但華納兄弟公司拖延許久。直到2019年由Netflix接手後才開始製作,到2021年5月於Netflix播映。
查克・史奈德是喪屍片的粉絲,他2004年拍攝的《活人生吃》,就是改編自1978年版George Andrew Romero的《Dawn of the Dead》。而《活屍大軍》原本該是賣座片《活人生吃》的續集,模式上本來很可能復刻典型喪屍片的元素。但因為兩件事,讓《活屍大軍》成為了令人驚豔的影史經典。

2019年底,武漢肺炎在全世界蔓延,直至2021年人類都還無法擺脫這個冠狀病毒的陰影。病毒的蔓延本身就跟喪屍片令人恐懼的一個核心有關,那就是傳染。被喪屍咬到後,人就不再是人,而成為被阻殺的對象。
這種人類因為「狀態」的改變而喪失「身分」,是人類社群的最大恐懼。從古至今,無論是各種主題,從因為戰爭變成奴隸,或因為黑死病而被隔離,因為種族對立而被屠殺,都是許多意創作者探索「人類面對非我族類的排他性」。19世紀瑪麗雪萊的《科學怪人》即石破天驚的以「超自然」的合成人是否具有靈魂的設定,來挑戰人性的醜惡。
這種排他性隱藏在社會的各個角落,從出身背景、思想審查、肢體不全到貧富差距,以至到有病沒病,都區分了「人能否被當作人看待」的價值判斷。因為超自然力量而「喪失成為人的資格」,就是最強烈的道德比喻。這從卡夫卡《變形記》以來,有無數文本都在鑽研此問題。
而喪屍咬人,被咬的成為喪屍,而且又不具有思想能力,就是一個比被吸血鬼咬到更恐怖的「失去人的資格」的狀態(吸血鬼畢竟是一種力量高於人類的存在),而這種感染狀態又跟疾病傳染很像(類似狂犬病),其實是很可以被拿來類比的概念。
但絕大多數的喪屍片都不怎麼處理這樣的哲學命題,最大的原因是喪屍片的存在基準奠基在「娛樂」上。觀眾要的是恐懼、刺激,血肉模糊,而不是哲學思考。自然無數影人都把電影重心放在主角怎麼脫離喪屍的危難之上。要弄什麼複雜的背景設定,自然毫無意義。
但《活屍大軍》很巧妙的把「世界對武漢肺炎的恐懼」跟喪屍做連結。最漂亮的是背景設定。故事一開場,就是美國軍方運送一個軍事實驗品,結果交通意外讓貨品跑了出來。那個貨品是「一個有思考能力的喪屍」。那個喪屍跑到拉斯維加斯,見人就咬,讓整座城市成為喪屍之城。
這個隱喻跟武漢肺炎的源起有點類似。最初的陰謀論是「武漢肺炎是中國或美國研發的生化武器」,意圖要消滅敵人(細節不談),卻意外引發全球危機。這跟會思考的喪屍很像。而那個喪屍擺明了就是美國的人體實驗品,滿懷仇恨,靠咬人之力,攻下了整座城市,建立了喪屍大軍。
而跟現實相關的另一個點,就是「隔離」。拉斯維加斯出事後,民眾起身奮戰,跟喪屍大戰,結果不少人因此存活。但那些存活者,卻被美國政府隔離在集中營,集中營內不適用於美國憲法,也就是這些人全沒被當人看。而美國政府擔心喪屍會擴散,於是打算動用核彈夷平整座城市。當然因為人道主義,會先移送隔離區的人。
但關鍵是,隔離區的人在集中營遭受到非人的對待,而且每個人都失去了家園跟工作,被送走之後要怎麼生活?就在這背景下,一個神秘人物找上男主角,提出一個協議,要他組隊去搶劫被喪屍佔領的賭場金庫,可以獲得一大筆錢。
【馬力歐陪你喝一杯】看見身障老後的照顧困境,讓照顧悲劇不再發生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伊甸基金會期待家有身心障礙者的朋友,能夠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只要願意求助,不需自己一肩扛起所有的照顧重擔。
高齡社會是醫療技術進步、養生觀念提升的反映,但這樣的發展,也伴隨著許多問題,比方勞動力下降、經濟問題、醫療需求改變等。與此同時,我們可能較少關注到的身心障礙族群以及他們的照顧者,同樣也呈現逐年高齡化的發展,而且背負著更多挑戰與考驗,包括家庭、社會資源、公眾意識等。
根據衛福部統計,近七成生活需要他人協助的身心障礙者,是由家人照顧。老人福利法定義老人為年滿65歲,而身心障礙者往往比一般人提早退化20年,表示身心障礙者45歲即邁入老年期。在家人依舊承擔最多照顧勞動的現況,身心障礙者與照顧者雙雙老化的現象加速,照顧需求更顯迫切與複雜。
關於身心障礙者,你所不知道的是⋯⋯
「自從2000年以來,台灣的社會福利發生了很多變化,不管是在食衣住行各方面,當然,也包括政府開始推動長照2.0的制度。這些改變的立意都是良善的,但是我們的社會觀念卻可能還沒有追上。」伊甸基金會副執行長何天元談起關於身心障礙者的福利,有感而發地表示。

在台灣,大眾對身心障礙者還是普遍存在著排斥的心態。何副執行長提到,這樣的排斥,可能不僅僅存在於一般身心健康的民眾,甚至是身心障礙者的家屬,都有可能抗拒接受現實,選擇封閉自己和身心障礙者,停止與外界接觸。「在推動照顧身心障礙者相關的服務上,真的是困難重重,比方我們要辦活動,或者要尋找合適的機構場地,常常遭到民眾抗議。」何副執行長表示。不過,即使如此,伊甸基金會想要持續為身心障礙者倡議、改善現況的決心,並沒有絲毫改變。「因為照顧身心障礙者,真的是非常重要,同時也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沒有人應該被孤立,或者獨自承擔這一切。」
目前伊甸基金會提供日間照顧、居家照顧、社區服務、住宿機構等不同形式的服務,希望可以讓更多有需要的家庭,找到一個最適合自己和家人的方式來照顧身心障礙者。「除此之外,因為科技不斷地進步,很多觀念也都在改變,伊甸希望可以永遠多想一步,替大家先做好準備,所以我們提供的各種課程、教材,還有對我們工作人員的培訓等,也都持續在更新。」為了打破傳統觀念上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排斥感,伊甸基金會更是持續舉辦活動,透過各種媒體、平台的宣導,希望能夠改變社會普遍的觀感。更重要的是,讓所有的身心障礙者和他們的家屬知道——你不需要孤軍奮戰,伊甸願意提供各種你需要的支援和資源。
當我老了,你也老了
提到伊甸所能提供的支援和資源,家有多重障礙者的恩蓉媽媽對此感受最深。「我們恩蓉是多重障礙的孩子,她還在我肚子裡的時候我就知道了。既然我們選擇迎接她的到來,就必須要為她做好最周全的準備,所以我跟恩蓉爸爸一直都很積極地去找各種課程、復健來上,希望恩蓉在人生的這路上,可以走得更順一點。」恩蓉自從八個月大左右就開始接受復健,在醫療上,恩蓉的爸爸媽媽也非常重視她的黃金治療期。除此之外,各種相關的課程、活動,恩蓉爸爸和媽媽也都盡可能去學習、接觸。在恩蓉一家搬到台北之後,恩蓉更是直接開始使用伊甸的日間照顧服務。「這個決定真的是最好的決定,因為伊甸的照顧服務,改變了我們一家相處的氣氛。」恩蓉媽媽真誠地說。

恩蓉是個喜歡學習的孩子,在享有義務教育的十二年期間,她白天到學校接受教育,傍晚放學回家休息,行程和一般的學生幾乎一樣。但是在高中畢業之後,恩蓉就面臨了大學裡面沒有這樣的服務的問題,換句話說,她白天沒有地方可以去,只能待在家裡,由爸爸媽媽照顧。
「那時候我們想了很多方法、討論過各種可能性,但是因為恩蓉是多重障礙,能夠幫助她的機構真的不多,後來我們只能選擇看護,讓她待在家裡。」但這樣的做法引起了恩蓉很大的反彈,因為她喜歡接觸新事物和具有學習的熱情,和被困在家裡的現實,起了巨大的衝突。恩蓉常常鬧起脾氣,爸爸媽媽也被迫在日常的工作之外,還要處理更多事情、更多情緒,一家人都感到喘不過氣來。
「搬到台北之後,我們進入了伊甸的民生日照中心,在這裡恩蓉可以參加課程,可以復健,有很多她沒有接觸過的新鮮事,讓她非常開心;甚至我常常很驚喜地發現,她持續在進步、在成長。」不只如此,一家人因為伊甸照顧服務的幫助,都各自獲得了喘息的機會,在體力上、心情上都更加有餘裕與彼此相處。
你的辛苦有伊甸懂,請放心好好休息
「絕對要尋求協助,一定要給自己一點休息的空間。」恩蓉媽媽談到過去認識的朋友中,也有一位家有身心障礙兒的媽媽。「那位媽媽的先生沒有辦法接受有障礙的孩子,在孩子出生沒多久之後就選擇消失,把孩子丟給媽媽。唯一值得慶幸的是,他們家家境還不錯,不需要為經濟問題太費心。」即使如此,這位媽媽朋友還是在某一天傳訊給恩蓉媽媽,說自己真的很累,想要結束一切。「我收到訊息真的嚇到了,立刻找里長、找社工過去那位媽媽家,還好沒有發生遺憾的事情。但這也讓我思索到,人是沒有辦法獨自存在的,特別是有身心障礙者的家庭,了解各種支援系統可以怎樣隨時幫到你,隨時給你一個出口、一個喘息的機會,真的很重要。」
把成為身心障礙者家庭的後盾,當成一生目標的何副執行長,也提到他在第一線上,觀察到一些家庭的狀況。「很多家庭把自己封閉起來的原因,是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家裡有這樣的問題,覺得很羞恥;有些則是對外尋求協助,就會產生愧疚感。這樣的觀念,其實直到今天還一直困擾著非常多的家庭。」除此之外,經濟上的壓力,也是讓許多身心障礙者家庭不敢求援的主要原因之一。何副執行長提到,曾經遇到過一位身心障礙者,他的一天四餐就是一片厚片吐司,切成四塊,早餐、午餐、晚餐、宵夜各一塊。「而且你可以看到那片吐司已經是幾乎要腐敗的狀態,真的很令人揪心。」

目前政府已經開始在很多地方設立日間照顧機構,就是希望讓身心障礙者可以就近在社區裡也接受到不同需求的照顧服務。何副執行長強調,現在政府有補助,伊甸基金會也很願意提供急難救助,給所有有需要的家庭,一個暫時緩解現況的機會。「只要願意尋求援助,我們一定會想辦法幫到你。我們只希望能夠傳達一個觀念:讓身心障礙者獲得更好的照顧,其實是讓整個家庭過得更好。」
這是一段讓力量凝聚的旅程
除了縱向的提供幫助之外,橫向的新知教育、心得分享也一樣重要,伊甸透過許多方式,讓資訊透明,讓不管是不是身心障礙者和其家庭,都能對身心障礙者的能力和需求更有概念。
何副執行長邀請大家收聽伊甸的Podcast——「先來一杯,我們再聊」,希望能透過照顧者的分享,讓彼此都有傾訴、傾聽的機會,更讓未來都可能是照顧者的你我,有越來越多的參考樣本。與此同時,讓照顧者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自己也有權力追求快樂與自我人生。
談到分享,恩蓉媽媽也非常同意「吐苦水」的重要性。「因為我先生是牧師,我身為師母,其實也常常扮演著傾聽者、照顧者的角色,所以我都很鼓勵有同樣狀況的家庭,把感受說出來、把問題說出來,我們一起來解決。」恩蓉媽媽希望讓更多身障家庭知道他們並不孤單:勇於求助、適時喘息、讓專業介入。
伊甸基金會從身心障礙者的角度出發,提供個案管理、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支持、支持性就業、日間作業設施、日間照顧服務、社區居住等服務,另外還有居家修繕、交通接送、輔具服務等。不僅為身心障礙者提供了實際的幫助,更重要的是給予了他們和家庭一份深深的愛和希望。就像恩蓉和恩蓉媽媽,透過這些協助,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義和價值,並成為社區中傳播正能量的重要角色。我們期待更多家有身心障礙者的朋友,能夠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只要願意求助,身心障礙者的照顧重擔,真的不用自己一肩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