艋舺人看艋舺：各自有序的庶民形影，哀歎共生的破壞

文：陳培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著有：《歌唱臺灣：連續殖民下臺語歌曲的變遷》、《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性與認同》。1991年第十四届「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説首獎）

來到這世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艋舺——我的家。這是一棟老房子也是大雜院，座落於現今經常出現於電視銀幕中那個遊民群集的公園走廊之正對面。記憶中，這棟不大不小的房子裡住了四戸家庭以及一些租住房客――打拳賣藥的、酒家女、攤販、密醫、賣零食的等等，我家也因此始終熱鬧忙碌。

各自有序的庶民形影

在我剛上幼稚園的1950年代，龍山寺前面是一個被違章商店所包圍的公園（萬華十二號公園，更早是水澤池），寺廟兩旁也都是臨時夜市，許多現在回想起來仍會垂涎三尺的美食都集中在這裡。龍山寺是多數臺北人的信仰中心，也是觀光聖地。我讀小學時，每天都有遊覧車載著金髪的遊客和日本人來到這裡，附近的唱片行也會開始大聲播放日本歌曲來招攬生意。而在這些短暫停留的觀光客背後，則是永遠躲在寺廟旁的苦力和公娼。

苦力是在天未明，便集結在對面公園的日雇型勞工。這些皮膚黝黑多數來自外縣市的年輕人，為了以最基本的勞力換取溫飽，清晨就蹲坐在公園附近「待價而沽」。七點不到，他們便會消失無踪，而越晩離開者身影越顯落寞，因為那代表沒被「沽」中，當天的收入將沒有著落。

小學四年級時，我才知道艋舺是著名的風化區，班上許多同學在學校經常談論家中所觀察到的一些「奇怪」事情。其實從華西街或我所就讀的龍山國小再往淡水河邊移動，便是全國聞名的寶斗里，這裡就是這些同學們的家。許多年輕女性在華燈初上時，便依偎在娼寮裡等待尋芳客的青睞。她們和苦力一樣的命苦，都是只能將身體當做廉價商品出售來謀生的社會弱者；差別只在於性別、勞力型態和被社會歧視的程度。

由於歷史和地理環境的特殊性，艋舺從清領、日治到戰後一直都是中下階層、特別是「經濟／情緒落難者」的聚集之地。他們與這裡的居民、觀光客之間一直保持著微妙的平衡距離，「共生」在一定的默契和秩序之下。苦力出現在觀光客還未到來的清晨，公娼原本就是定點營業被看管監禁；她們偶爾外出購衣也是由老鴇帶到商家來統購，不會外溢到街頭。尋芳客則因買春地點固定，不會在街頭尋尋覓覓。

流鶯雖然也有，但頂多只會隱藏在暗巷中活動。而遊民也不沒有，但其數量遠不如今日，生活態度也不會坦蕩自然得肆無忌憚。

1970年代，苦力、觀光客、公娼、流鶯，以及這些特殊營業所引來的紅男綠女；還有夜市、商場的人潮往往呈分流狀態。他們在不同時間會輪流出現在屬於自己的空間，互不侵犯甚至相互包容，把艋舺打造成一個多彩多姿的不夜城。在節制有節奏的多樣性之下，萬華雖然老舊或帶點庸俗，但卻有其規律和內涵，是一個得以安居樂業的地方。小學時期那些「阿公店」群聚的巷道，一直是我回家的捷徑，在我眼中那些狹巷並不是奇觀、魔幻，而是另一種生活形態。

Photo Credit: 中央社

艋舺在日治時期便被規劃成「遊廓」由政府管理。由於存依在「共生」機制之下，世界各地的「遊廓」、寺廟、河流、遊民、苦力總是結合成一體。以日本來說，艋舺其實就如同東京「下町（老社區）」的淺草。這些都市中的老社區都具備這些要素，同時也殘留著城市近代化發展的痕跡，是見證當地過去繁華燦爛的歷史櫥窗。

艋舺曾是人文、民主匯聚地

做為臺北最早開發的地區，人文薈萃的艋舺是孕育臺灣文化的重要搖籃。光是在日治時期，這裡便產出了臺灣第一位現代女醫生蔡阿信、重要的左翼小說家朱點人、廖漢臣（毓文）、文化人劉克明；以及第一位以雕刻作品入選帝展的黃土水、創作〈雨夜花〉、〈農村曲〉等歌詞的流行歌曲作詞家周添旺、陳達儒、以及史學家王詩琅等人物。戰後這裡更是臺灣的民主聖地，是孕育許多黨外反對人士的溫床。

然而就跟世界上多數老社區一樣，人口老化和外流一直是艋舺的問題。我20歲時也搬離了艋舺，原因是我家位處複雜的畸形地，加以木造房屋老朽礙於法令無法大幅修繕。不過因為家裡的百貨店依然繼續營運，我三不五時仍會回艋舺幫忙。

艋舺的落難始於我搬離老家前的1970年代，1968年為了整頓龍山寺周圍的市容，市府將公園的商家、寺廟旁的夜市美食街和老松國校的「賊仔市」一併遷移到公園原址的「龍山商場」。政策立意雖然良好，但接納這些吸引艋舺人潮的商家夜市美食的商場卻簡陋不堪，反倒成了艋舺的髒亂之源。

艋舺的破落由來

而1999年馬英九市長任內決定在原地蓋「艋舺公園」，但施工期間卻長達六年之久。2005年公園終於完成，其地下街雖然收容了「龍山商場」中那些原本是艋舺人潮熱點的商家，但由於規劃不佳又不能燒煮料理，導致夜市美食紛紛退出地下街、客群流失。而地上這個鋪滿水泥地的公園，反倒開始招來了更多的遊民和流鶯。

Photo Credit: 中央社

流鶯的爆增則和陳水扁有關。1997年台北市政府強力掃蕩特種行業，使得台北市公娼急遽沒落，最終在2001年完全廢除。公娼問題牽涉到複雜的道德人性問題，難以斷言是非對錯。

但現實問題是，廢除公娼雖然讓寶斗里改頭換面，卻同時製造出更大量的娼妓流鶯。沒有了政府和保鑣的管控，原本安分隱藏在巷內的流鶯便開始流竄街頭、大方拉客，猖獗到只要在我家附近遇見友人，他們都會先自保式澄清到此「只是要去龍山寺拜拜」。甚至連我母親打烊要回住處時，都不敢站在自家門口等我們接她。因為半夜的艋舺，任何一個單獨站在街頭的婦人就會被視為是「站壁」流鶯而被詢問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