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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的取捨》:阿拉伯之春給威權國家的警訊:不要指望經濟進步可以換得權力永續

《貿易的取捨》:阿拉伯之春給威權國家的警訊:不要指望經濟進步可以換得權力永續
Photo Credit: iStock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羅德里克檢視了世界各地相互影響連結的經濟活動,包括歐元區的實驗,開發中國家的工業化、去工業化歷程等等。他認為全球化是手段,不是目的,當下世界需要更宏大的構想,進行政策創新,重新設計體制,支持一種多元的世界經濟秩序,既能保護民主國家內部的社會契約,也能讓民主國家由下而上的力量,支持更健康的全球化社會。

文: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

獨裁的代價

民主退化顯然會損害人權和公民自由,也會損害經濟表現,雖然後一種代價比較不明顯。

一國的政治與經濟前景的關係,是社會科學中最基本和學者最用功研究的課題之一。哪一種模式比較有利於經濟成長:強而有力的掌權者引導經濟發展,不受政治競爭壓力影響;還是多元的利益集團互相競爭,培養對新思想和新政治參與者的開放態度?東亞的例子(韓國、台灣和中國)看來暗示,答案是前者。但若是這樣,我們要如何解釋富裕國家幾乎全都是民主國家(全靠天然資源致富的國家除外)?政治開放是否應該先於經濟成長,而非經濟成長之後才開放政治?

如果看系統性歷史證據而非個別案例,我們會發現,威權主義對促進經濟成長沒什麼作用。經濟得以快速成長的每一個威權國家背後,都有好幾個經濟失敗的威權國家。每一個像新加坡李光耀這樣的領袖背後,都有許多像剛果蒙博托(Mobutu Sese Seko)這樣的人。在長期經濟成長和另外幾個重要方面,民主的表現都優於獨裁。以經濟週期的起伏衡量,民主體制可以造就穩定得多的經濟。此外,民主體制也比較有能力調整適應外部經濟衝擊(例如貿易條件惡化或資本流入忽然中斷)。民主體制促成對國民健康和教育(或人力資本)的更多投資,也能創造比較公平的社會。

相對之下,威權國家最終將製造出一如其政治體制那麼脆弱的經濟體。它們曾經展現的經濟力量有賴個別領袖的能力,或有利但短暫的情勢。它們無法期望自己在經濟上持續創新,或是取得領導全球的經濟地位。

乍看之下,中國似乎是個例外。自一九七○年代末毛澤東的災難性實驗結束以來,中國表現極好,創造了速度空前的經濟成長。雖然地方層面某些決策已經民主化,中國共產黨仍牢牢控制國家政治,而中國人的人權也頻頻受侵犯。雖然中國經濟快速成長,但該國目前仍是相對貧窮的國家。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頗大程度上取決於該國政治體系能否開放競爭,一如它開放經濟那樣。如果沒有這種轉型,中國缺乏表達和組織異見的制度化機制,最終將產生超乎政權鎮壓能力的衝突。屆時政治穩定和經濟成長均將受損。

不過,中國和俄羅斯仍都是強大的經濟體。它們的例子可能影響其他國家的領袖,使他們以為自己可以追求經濟崛起,同時在國內收緊對反對派的控制。

例如在近年之前,土耳其——中東地區崛起中的經濟大國——看來勢將成為區內唯一的穆斯林民主國家。在他的第一個總理任期內,艾爾多安放寬了對少數族裔庫德人的一些限制,並且推動改革,使土耳其的法律制度向歐洲標準靠攏。

但自二○○○年代末以來,艾爾多安及其盟友發起一場幾乎不加掩飾的運動,威嚇反對派, 同時鞏固政府對媒體和公共機構的控制。起初他們捏造煽動恐怖活動和策劃政變的罪名,監禁了數以百計的軍官、學者和新聞工作者。艾爾多安與前盟友——葛蘭(Fethullah Gulen)的追隨者——分道揚鑣之後,獵巫行動就轉為以這些前盟友為目標,尤其是在二○一六年七月的政變失敗之後。超過十萬名公共部門的員工遭開除,而土耳其也成為囚禁最多新聞工作者的國家。土耳其快速淪為威權國家,嚴重損害該國的經濟前景。這將腐蝕土耳其的政策制定品質,同時損害該國追求世界經濟地位的努力。

外部觀察者和金融市場並非總是能好好理解這種政治動向。土耳其政局顯然轉壞很久之後,該國仍得到許多西方專家和新興市場分析師的讚賞。

巴西的經歷提供了一個截然不同的例子。巴西的貨幣自二○一四年中以來重挫,情況遠比其他新興市場貨幣嚴重,主要受巴西爆出重大貪腐醜聞影響。巴西檢察機關揭露了一個牽連甚廣的收取回扣計畫,國營石油公司巴西石油(Petrobras)位居中心,涉及公司高層、國會議員和國家官員。因此,金融市場為之震動看來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自從貪腐醜聞曝光以來,我們看到的是巴西法律與民主制度的非凡力量,而非其弱點。負責該案的檢察官和法官能夠履行職責,雖然羅賽芙(Dilma Rousseff)政府本能地企圖破壞調查。而種種跡象顯示,調查遵循正當的司法程序,並未被用來促進反對派的政治議程。在司法部門以外,包括聯邦警察和財政部在內的許多機構也參與其中,協調工作。一些重要的商人和政客入獄,包括執政工黨前司庫。

理論上金融市場應該是向前看而非向後看。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貪腐問題並不比巴西輕微,而如果我們能好好比較巴西與這些新興市場的經歷,巴西的地位應可提高。

回到土耳其,那裡的貪腐觸及更高層,而且比巴西更普遍。外洩的電話通話顯示,艾爾多安及其家族和數名政府部長直接涉入嚴重的貪腐,利用與伊朗的貿易和營建案牟取厚利。政府採購長期被用來圖利政客和他們的商界友人,在土耳其是公開的秘密。但如今坐牢的是調查艾爾多安貪腐嫌疑的警官。支持調查的媒體已被政府勒令停業和接管。艾爾多安表示,那些警官是葛蘭的追隨者,他們的調查是出於政治動機,是為了趕艾爾多安下台。兩者很可能都是真的,但都不是政府可以公然違法壓制貪腐指控的理由。

土耳其的制度正陷入困境,而這將使復甦變得非常困難。另一方面,巴西的政治制度將變得更強大,儘管該國短期內付出了更大的經濟代價。

經濟發展能否造就良好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