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羅斯談索羅斯》:聯合國扮演著「作為性邪惡」的角色,主要責任在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索羅斯談索羅斯》:聯合國扮演著「作為性邪惡」的角色,主要責任在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但我也必須說明清楚,我並不是真的怪罪聯合國這個組織。最主要的責任落在安理會理事國頭上,尤其是有反對權的常任理事國,因為安理會就只是他們手上掌控的工具。

文:喬治 · 索羅斯(George Soros)

您談到未來歐洲的解體

對。一九九三年九月,我在柏林進行了一場演講。當時我說的一切看來都正在實現。看看發生了哪些改變。一方面,好幾個新國家加入了歐盟。另一方面,英國政府幾乎完全扮演推託阻擋的角色。

德國面向東歐,法國面向南歐,這兩個國家對於維持一體的不懈堅持,是讓歐洲繼續維持統一的唯一理由。貨幣體系內部的衝突再度升溫。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未來肯定會有人開始主張要防範被低估的貨幣,並質疑這個共同市場是否應該存在。

那美國呢?

我們正面臨一個迫在眉睫的身分危機。我們一度是世界強權、領導著自由世界。這兩者過去是同義詞,可以互相抽換。但蘇聯的瓦解改變了這一切。我們可以是世界強權,也可以是領導自由世界的國家,但無法同時兼任兩者。

我們並沒有那麼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經濟利益來維持這樣的主導性地位。我們不再是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的主要受益人;我們承擔不起世界警察的身分。

十九世紀大部分的時間中,英國擁有突出的地位;它是世界的銀行、貿易、海運和保險中心。它的殖民帝國橫跨全球。它養得起一支砲艦(gun boat)艦隊,隨時派往發生事端的地方。當今的美國是個軍事強權,但沒有涉入遠方地區衝突的經濟利益誘因和政治意願。

美國可以維持軍事超級強權的身分來維護自身國際利益,但那些利益是否值得如此龐大的軍事開支值得懷疑。其他像日本等躲在我們軍事保護傘下的國家,從我們的軍事強權身分獲得的好處可能比我們還多。即使如此,我們也無法宣稱自己是自由世界的領導者,因為如果從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我們在世界許多爆發問題、亟需他國介入的地方所進行的軍事行動毫無支持根據。

我們從索馬利亞撤兵,在決定是否要干涉海地時也面臨掙扎,甚至拒絕考慮派遣地面部隊到波士尼亞。唯一能夠讓我們維持自由世界領導人身分的方式就是透過聯合國,我們在聯合國中不是單獨行動,而是與其他國家合作。但是聯合國這個詞在美國政壇已經成為一句髒話了。

在對聯合國的敵意如此高漲的情況下,我們比較有可能毀了聯合國,而不是把聯合國轉變成一個有效維持世界和平與秩序的力量。

您不認為敵意其來有自嗎?

坦白說,我的意見與主流意見一樣。我認為聯合國缺乏效率又浪費資源。我的公益生涯中,只要碰到任何聯合國機構,我都盡量遠遠避開,除了一個機構:聯合國難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簡稱UNHCR)。自從波士尼亞介入事件後,我對聯合國的看法又更加負面了。我覺得聯合國扮演著「作為性邪惡」(positively evil)的角色。(註1)

這樣說會不會太超過了?

我不認為。但我也必須說明清楚,我並不是真的怪罪聯合國這個組織。最主要的責任落在安理會理事國頭上,尤其是有反對權的常任理事國,因為安理會就只是他們手上掌控的工具,實際上是他們在決定哪些事情聯合國能做或不能做。再進一步明確釐清波士尼亞這個案例的責任歸屬,責任主要是落在三個西方國家常任理事國身上:美國、英國和法國。如果這三個國家能夠達成共識,那他們就可以執行任何他們想要的政策。

他們那時可以怎麼做?

他們手上有北約可以遣用。如果他們想要,安理會可以將波士尼亞的維和工作委派給北約負責,其他理事國也會同意。如果再過一段時間,俄羅斯可能會拒絕,但在一九九二年,俄羅斯是不會拒絕的。.

安理會祕書長蓋里(Boutros Boutros Ghali)寫了一封信給安理會,請求他們不要賦予聯合國的維和部隊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北約有公信力。當北約第一次介入時,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人就退讓了。但這些西方強權,各為了各的理由,都不希望北約負責這項工作。

我以為反對的人是蓋里

那是後話。那是官僚內鬥的問題:誰負責發號施令?若安理會讓北約負責,那問題就不會發生了。當時,波士尼亞事件對聯合國的破壞力比任何危機都還大。蓋里祕書長總是說波士尼亞事件是十七個同等重大的人道危機的其中一個。但他忽略了一件事,波士尼亞事件是西方聯盟(Western Alliance)破裂的催化劑。而當西方世界不再團結,聯合國就無法存活。

您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安理會這個機構握有維護世界法律與秩序的大權,而它的設計使它在強權間彼此有共識時運作最為有效。但安理會誕生不久後,強權間就四分五裂,聯合國從此無法按照原先設計的方式運轉。它成為了一個讓死敵會面、相互抨擊並拉攏它國支持的公共平台。

在聯合國罕見地能夠達成共識的情況下,聯合國可以承擔監督這個共識的責任,這就是聯合國所有維和行動的起源。或許這種機制安排唯一例外的一次就是韓戰時,蘇聯犯下錯誤,選擇在會議的關鍵時刻進行杯葛。(註2)

然後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出現了,他是聯合國的忠實信徒。如果你還記得,他曾經親訪聯合國以還清蘇聯的欠款。他也曾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演說,簡述他對聯合國的願景,其實就是回歸最初的願景。這是戈巴契夫推行的事項中唯一有妥善執行的,因為蘇聯官僚體系中,只有外交部門真正支持改革。

戈巴契夫的遠大願景是北約強國和蘇聯之間能形成強大同盟。蘇聯會在政治上支持西方強權,而西方強權則在經濟上支持蘇聯,協助蘇聯轉型為市場經濟。如此一來,安理會便能按照原本的設計好好運作,因為強權間就會彼此合作。但我們並沒有正視戈巴契夫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