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是境外政府操作,否則網友筆戰、反串,甚至假消息都不是「認知作戰」

除非是境外政府操作,否則網友筆戰、反串,甚至假消息都不是「認知作戰」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台灣內部自發的訊息,再惡劣都是言論自由;因為在台灣內部,即便最惡劣的言論,雖受到言論自由的保護,也會受到其它法規的限制。有關認知作戰研究、對抗的「標的」,也應當限定於來自境外的對象。

文:維止戰略與安全研究評估中心,認知作戰研究組

2018年,百萬韓粉氣勢如虹,民進黨立法委員邱議瑩的臉書留言板湧入百萬條留言,
這是筆者心目中資訊戰的經典戰役。有很長一段時間,網友之間筆戰的小打小鬧,都不是筆者認定的資訊戰範疇。 

而後隨著政治情勢的改變,各式各樣的網路平台:臉書、LINE群組、推特、噗浪、youtube頻道,以及一般網頁之間,各種資訊大量氾濫流竄。政府與網路服務業者針對此類訊息也開始發動了反制的工作,包含限制農場文章,各種點及、觸及的導流等等…..開啟了資訊戰的第一章。

在這個階段,研究者並未能很明確的將商業與政治領域的大量資訊拆解分析。但是在透過長期的田野調查後,逐漸地掌握到不同類型的行為者其行為及動機後,漸漸的發現某些傳遞爭議訊息的行為者,背後有著明確的政治使命。從這裡開始「資訊戰」一語逐漸調整為「認知作戰」,並且受到廣泛政府部門的使用,也就是泛指利用偽冒或是爭議訊息,製造社會紛爭與對立的一種作戰樣態。

既然是談到作戰,那麼最重要的要素,就是戰爭的對象。為何在這種只充斥著圖文影音的場域中要用到「作戰」這兩個字?重點就在於這類偽冒或爭議資訊傳遞的目的以及發動行為的行為者,都是基於國家利益動用政府資源的一系列過程。我們不能說一個中國人在街上打了台灣人叫作兩岸開戰,也不能說一個台灣買家向中國賣家殺價叫作經濟戰。

因此,在認知作戰研究的圈圈內,筆者一直倡議:台灣內部自發的訊息,再惡劣都是言論自由;因為在台灣內部,即便最惡劣的言論,雖受到言論自由的保護,也會受到其它法規的限制。

有關認知作戰研究、對抗的「標的」,也應當限定於來自境外的對象。在台灣境外會以政府單位為主體,編列預算、組建單位、散佈資訊的,到目前為止也就只有中國政府。這些由中國政府機關發動的行為並不會受到台灣法律的限制,卻會對台灣民主社會造成重大的傷害,而在許多學者專家的投入後,也證明了中國對台的認知作戰並非空穴來風。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認知作戰」受到了大量的質疑。有許多批評者認為這只不過是執政者為了概括式的應對不同意見而設計出來的觀念,並且把民眾的問責不作他想的推給中國共產黨,根本只是粗劣謊言。這樣的言論一直與認同中國對台認知作戰的言論抗衡著,直到5月24日林姓網友的反串事件發生後,事情又有了新的變化。

事實是,在認知作戰的行為者中,反串者並不罕見,但大部分反串者大部分只是為了一己的娛樂而為之,很難構成完整的認知作戰內容。至於真正的認知作戰,則不會如此兒戲。例如中國方面曾偽冒總統府的公文,在該案例中,中方甚至徵募台籍人士赴中國受訓,並選用泰國方面的資訊來製造內容,續透過海外華人社群進行散播,不可不謂慎重。

而一般反串者的行為,最經典的莫過於是在2020年大選後,韓粉社群中有大量網友宣稱自己只是進來看笑話。這裡姑且不論實際影響力,畢竟網路世界中。資訊流通並非全由個人的意志可掌握。但在兩個案例之間明顯可以看出,一般民間人士的反串行為,所需投入的資源與專業程度都難與正規的認知作戰相較。

另一方面,台灣方面對於中國認知作戰的研究方法,不僅是在網路領域大量蒐報公開資訊,尚需要在不同的社群之間進行大量比對,更重要的是對於協助散播者進行背景的查察。例如曾經在高雄進行反罷免韓國瑜活動的臉書粉專打狗事務所,就被發現其主要的活動者與中國統戰部所屬的光彩事業有密切的互動關係。

再把時間拉近一點,當近期疫情升高後,短期內高密度關於疫情的假訊息出現,就成為重要的研究標的。舉例來說,在推特上首見假冒的自由時報,該帳號的互動對象幾乎均是中國簡體字帳號,並且該些帳號都直接揭示著擁護共產黨與新中國等共青團成員慣用的文字,就很可能屬於認知作戰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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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提供

在林姓網友事件中,則有兩個偽冒訊息(尚無法辨識出有中國因素)的情況,卻因為林姓網友的行為,而被其他網友誤解為執政黨的自導自演,實在是令研究者匪夷所思。

第一、作為政府防疫工作訊息的LINE平台疾管家,在推出不久後就出現了偽冒的帳號,因為實聯制登記的需求,疾管家的查詢與登入次數龐大,偽冒者也很快地被民眾發現並提出質疑,這是不爭的事實。相當可惜的是,政府機關截至目前為止似乎尚未對這種偽冒的行為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第二、假的教育部網站,該資訊主要登載了錯誤的停課時間訊息,第一時間是由宜蘭地區的家長透過師生聯絡群組傳遞給教師詢問,並且由教師發現該偽冒網站,透過層層回報的機制得到政府機關的注意,並在官方記者會上闢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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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提供

隨後PTT上有網友按照其專業知識對該網站作分析,認為該網站無法載入亦未對外公開,質疑為執政黨自導自演。實際上在該網頁遭到主動查報後,該製作者就修改內容使得後續的瀏覽者無法探得原內容,這裡已可視其為掩護形跡的行為。

許多網友並不了解該資訊散播的緣起與查報的過程,卻因為在整個查報與闢謠的過程中展現極高的效率而產生質疑;甚至有論者認為這是政府的大內宣行為,意圖將整個認知作戰研究貼上執政黨大內宣的標籤,反令我輩研究者不禁懷疑,該類說法的發動者,是否企圖為製作傳播偽冒訊息者掩飾或脫罪?

林姓網友的反串行為是事實,但均不影響上述幾例偽冒訊息企圖製造台灣防疫工作混亂之事實,也因為林姓網友的事件,讓筆者有機會可以提醒社會大眾:在整個認知作戰研究中最令人困擾的並非是來自境外的攻擊者。

根據經驗,因為各種工具與時空的限制,其實某種程度上,該些中國產製的偽冒/爭議訊息僅會在一定範圍內散播,很難一瞬間大量的傳遍整著台灣社會。並因其組織的慣性與惰性,研究單位對於此類訊息的來源,及其背後主導的政府單位都能有一定的脈絡可循。

但是在林姓網友所涉入的兩件偽冒訊息案件中,到目前為止都尚未發現中國因素的存在,也因此林姓網友的反串行為也讓研究人員感到相當不齒。

回到許多批判者對於認知作戰的質疑:執政黨將「認知作戰」四個字作為打壓反對聲音的工具。這種觀點以及可能被解讀符合該描述的行為,對於認知作戰研究與反制工作有著嚴重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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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iStock

畢竟我們是民主國家,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對於是否為認知作戰,應該有以下幾點的認識:

第一、並不是所有的攻擊言論都是來自於中國,確定偽冒訊息製作/散佈者的背景是否具有中國因素是最重要的一點。

如果該些內容背後沒有中國因素的存在,我們依然只能當作是言論自由市場中的一部分,並理解民主體制本來就存在對當政者的批判,以及老百姓無法判斷的假訊息。未經查證就貼上標籤都是有害的,任何簡約貼上標籤的行為,無論其動機為何,都不應該存在。

第二、認知作戰個案的確立就跟司法調查類似,對於研究者來說必須確認滿足多項充分的條件後才會確定為認知作戰的個案。

各位讀者可以參考王宏恩教授的文章,簡而言之,假訊息並不等於認知作戰,而認知作戰亦不等於假訊息,更況且是以散佈假訊息為主要內容的認知作戰,絕對不是隨便google一下就能夠查證。因此某些政治人物急迫的將偽冒訊息直接認定為認知作戰,亦為不妥。當然,在應變顯假訊息的層面上,有闢謠的必要性,但不應反射式地把所有的偽冒訊息都認定為認知作戰。

第三、認知作戰研究的發展時間非常短,也因為網路工具及平台的政策/演算法調整等客觀條件有著快速的變化。

伴隨著社會議題與事件的發展,經常出現新型態的資訊傳遞/散播模式,就像COVID19病毒一樣,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下,會展現不同的樣貌與影響力,甚至一個模式很可能過幾個月就失效。因此對於社會大眾來說,認知作戰的內涵經常難以透過生活經驗理解,進而難以建立信賴感,實有其無奈之處。

況且在認知作戰的領域裡面並沒有疫苗這樣的存在,因為人的創意是無限的。作為認知作戰的民間研究者,只能祈求每個在網路世界裡徜徉的使用者具有足夠的抗體(知識)去避免偽冒資訊的戕害,而有抗體的人所組成的公民社會,自然也就有能力面對認知作戰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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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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