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憑什麼》:當化石燃料開始讓北大西洋世界充滿能量時,舊政的挑戰便正式展開

《人類憑什麼》:當化石燃料開始讓北大西洋世界充滿能量時,舊政的挑戰便正式展開
Photo Credit: William Bell Scott@Wiki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一八六○年代,在《社會契約論》出版一世紀後,大多工業化社會中的政治價值觀已經改變了。菁英們理解到,將政治權利建立在共同意志上,而非傳統或宗教,並不會催生無政府主義。

文: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

價值觀

近兩百五十年來,道德體系出現了相應的龐大轉變。當工業革命釋出龐大的能量,獎勵從農業國轉向工業國的社會時,數十億人民重新調整了自己的價值觀。不到十個世代,原本被視為自然且公平的政治、經濟、與性別階級,便轉為程度不同的惡劣之事。這項轉變於北大西洋沿岸出現,在該處也演進得最快最劇烈,不過等到化石燃料能量與組織於二十世紀散播時,就幾乎對全世界造成了衝擊。

三百年前,似乎不可能演變為這樣的結局。從中國到地中海,反動勢力似乎擊敗了我在第三章中提過的十七世紀「平等主義者」,並重置了農業國的傳統社會與宗教秩序。只有西北歐成為這項規律中的例外,但即使在那裡,例外事件起初看起來也相當稀少。

歐洲思想特異點的頭幾項徵兆出現在十六世紀,我也在著作《西方憑什麼》中提過,新思維大多是對北大西洋沿岸興起的全新經濟所做出的回應。這種經濟運作的方式,就像早期使某些城邦蓬勃發展的貿易路線的加大版,將歐洲西北地區的居民推離農業國。越來越多知識份子不再闡述古典或聖經文獻,反而試圖解釋風與潮汐如何產生,以及星辰為何以特定方式移動,並迅速集結起來打造宇宙的機制模組。

哥白尼、伽利略、與笛卡兒等人宣稱樹木的成長不比時鐘運作方式神秘多少,且太陽才是宇宙的中心,並非地球;這使各地的掌權者都認為他們是可疑人物。然而,隨著十七世紀過去,從大西洋經濟中大量獲利的農業國菁英(因此透過解釋世界如何運作,他們能得到最多利益),讓新的自然科學家擁有更多探索空間。

儘管一六三三年時,義大利的教宗法庭認為有必要打壓伽利略的言論,英格蘭的統治者們則有足夠的安全感,得以容忍牛頓於一六八七年出版的《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

西北歐的知識份子迅速將自然界的機制模組延伸到社會上,將政治視為機制,並提出哪種體系最有效的問題。但晚至一七○○年,新思維對舊政的挑戰都極為有限。就連洛克(John Locke)在他的《政府論次講》(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中知名的聲明(由於人「天性自由、平等、又獨立,沒人能在缺乏自身同意的情況下放棄這些特質,並使自己受制於他人的政治力。」),都不反對王權、貴族、或教會,且於一六八八年,英格蘭菁英終止了半世紀以來爭端的方式,並非透過放棄舊政,而是透過妥協,來使君主受到憲法的網羅包圍。

農業國遭遇到最強烈的挑戰起始於法國。「我們必須檢視並調查一切,不可有漏網之魚,也切莫手下留情。」德尼・狄德羅(Denis Diderot)於一七五一年在《百科全書》(Encyclopedie)中寫道。

「我們得踐踏所有過往的愚蠢思想,推翻並非基於理性而存在的藩籬。」在瑞士流亡的伏爾泰(Voltaire)確實是這樣做的,他特意譴責教會與王室的特權,並將其稱為「臭名遠播的東西」;但即使是他,也並未完全駁斥農業國的皇室與神職基礎。他堅稱,中止這種臭名的方式,並不是將法國變成共和國,而是仿效中國的模式。他聲稱歐洲人會發現乾隆皇帝是位睿智的明君,在治國上諮詢儒家官員體系的意見,該體系重視理性,而非迷信。

剛開始,十八世紀的歐洲君主採用啟蒙時代的批判,順利的程度,就如同古代皇帝馴服最令人警覺的軸心時代思想時一般。一七四○年,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承認克里斯蒂安・沃爾夫(Christian Wolff)的觀點:「哲學家應該擔任世界與王族的導師。」但他補充道:「他們必須進行邏輯思考,我們也得依邏輯行事。」由於自認為啟蒙君主,十八世紀的國王採納舊政中新概念的方式,便非常類似第三章提到的,啟蒙農民克萊因耶格所提出的想法。

一直到十八世紀下半葉,舊政本身才面臨到真正的壓力。一六七二年,當盧梭在《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中聲稱政治合法性的唯一來源是人民的「共同意志」(general will)時,他依然被視為怪人(儘管依然是知名文人),不只在他的故鄉日內瓦遭到驅逐,在法國與城邦伯恩(Berne)也遇到相同的狀況。

但二十五年後,美國的開國元勳們(一群深受大西洋經濟影響的男人)極度偏離了農業國的價值觀,認為自己能以「我們人民」的名義寫下新憲法,而非仰賴上帝或國王。兩年後,為法國帶來《人權和公民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the Citizen)的資產階級紳士們則說:「法律是共同意志的體現。」

到了一七八○年代,法國與美國革命家們變得和在古雅典創造民主的人們同樣極端,但當化石燃料開始使北大西洋世界充滿能量時,針對舊政的挑戰便正式展開。

一八六○年代,在《社會契約論》出版一世紀後,大多工業化社會中的政治價值觀已經改變了。菁英們理解到,將政治權利建立在共同意志上,而非傳統或宗教,並不會催生無政府主義。他們反而發現,在充滿可替換公民的社會中,共同意志確實是唯一能鞏固合法政治權威的基礎。

在《社會契約論》出版兩個半世紀後的二○一○年代,共同意志已擊敗了政治權威上的所有對手。身兼哲學家與經濟學家的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說:「民主現在已是普世價值。」;而全世界的受訪者都對民調採樣者說,自己對民主的偏好,勝過其他政治體系。

二○○七年進行的民調指出,全世界有80%的人口支持民主,而地理、性別、宗教、或年齡的差異極其微小(下方圖表)關於「民主」的意涵,仍然有許多爭論的空間,但在世界上許多(可能是大部分)地區,它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嚴峻的政治階級體系非常惡劣這個信念之上。

人類憑什麼_p164圖表

諸多無政府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對政治階級最嚴厲的批判,在於認為恰當的工業國完全不需要統治者。早在一七九四年,美國自由主義十分強盛,使得亞歷山大・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認為他得捍衛自己的新國家,對抗「政府本身將變得無用,社會則會在脫離它的鉗制後蓬勃發展」的想法,過了將近一個世紀,恩格斯則堅稱在共產革命後,「國家對社會關係的介入,在一個又一個領域裡,變得多餘⋯⋯國家並未遭到『廢除』,而是自然瓦解。」

但實際上而言,美國政治菁英與共產主義者都沒有廢除政府。事實上,共產主義者還熱情地擁抱它。早在列寧(Lenin)一九二四年的葬禮前,蘇聯的政治宣傳人員就不斷宣揚個人崇拜(cult ofpersonality),希望能透過突顯共產黨的領袖睿智到能獨自體現共同意志這點,解決因拒絕讓政治階級自然瓦解所帶來的問題。

毛澤東與北韓的金氏家族對此更進一步,法西斯主義份子為之更甚,將個人崇拜拉進了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筆下知名的「雙重思想」(doublethink)。透過創造最嚴峻的政治階級,並將權力集中在單一個人上,非自由派宣稱,他們確實根除了政治階級。

長期下來,這些對共同意志充滿想像力的詮釋,都證明是不可行的。一九五六年,史達林(Stalin)過世三年後,尼基塔・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捨棄了個人崇拜。五年後,他試圖採用新招,聲稱蘇聯已演化成「全民的國家」,政黨則代表了共同意志。當毛澤東於一九七六年逝世後,中國也遠離了領導崇拜,而儘管金氏家族已統治北韓長達六十年以上,他們卻為其臣民帶來災難,處境在二○一○年代也不算樂觀。

相關書摘 ▶《人類憑什麼》:「幸運緯度帶」的人們馴化了動物,改變現代人類的食物來源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人類憑什麼:覓食者、農民、與化石燃料——人類價值觀演進史》,堡壘文化出版

作者: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
譯者:李函

  • momo網路書店
  • Readmoo讀墨電子書
  • Pubu電子書城結帳時輸入TNL83,可享全站83折優惠(部分商品除外,如實體、成人及指定優惠商品,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
  •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將由此獲得分潤收益。

暢銷話題作品《西方憑什麼》續作,
作者於本書中再度充滿野心地講述某些「野蠻的物質勢力」
如何侷限並決定人類兩萬年來的「文化、價值觀、與信仰」

長期價值觀變動的基礎,是由最基本的力量所驅動——能源。

作者描繪出了人類價值觀的宏觀歷史,並區分了三個接續出現的人類發展階段之中的廣大相似性。在這三個連續階段中的人類文化,則由逐漸變強的能量捕獲生產模式所判定:覓食、農耕、與化石燃料生產。這些連續出現的能量捕獲模式「決定」(或至少「限制」)了社會組織的型態,因此也控制了可能成為主流的社會價值觀。每個階段最後都會選擇自己需要的價值觀,原因除了人類的創造力,也由於相對成功的社會模式經常向外擴散,並征服其他競爭者。

他以歷史、人類學、考古學及生物學等面向出發,整合並加以編織,來說明從人類存在直至今日,我們的價值觀如何改變,以符合人類的單一過度需求,也就是對能源的追求。

(堡壘)人類憑什麼書腰立體300dpi
Photo Credit: 堡壘文化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