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好萊塢與寶萊塢,那知道「奈萊塢」嗎?全球第二大的非洲電影產業

你知道好萊塢與寶萊塢,那知道「奈萊塢」嗎?全球第二大的非洲電影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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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奈萊塢」電影產業是奈及利亞僅次於農業的第二大產業,全國超過百萬人靠拍電影生活,有手機專用的影片Apps;電影產業也受到不同國家青睞,不少外資投入,英法美皆有不同頻道播出。

文:陳之華

2014年,素有「非洲巨人」稱號的西非大國奈及利亞,終於在1990年後,首次更新了國內生產毛額(GDP)數據。睽違四分之一世紀的遲來修正案,使她一夕間爆紅並搏得新聞版面 ── 暴增近89%的總值,從原先的2700億美元翻倍躍升至5100億美元,不只是鄰國迦納的6倍,更成功擠下南非,正式成為非洲最大經濟體。

這出乎意料的數據,讓外媒大肆報導,台灣也曾透過外電新聞介紹。而這起令人矚目的GDP暴增,除了因為25年未更新的數據調漲,也是因為讓國際亮眼的新興產業,如網路、電信、電影、音樂、電子商務與服務業的大規模擴展等等。其中,又以躍升為全球第二大電影產業的「奈萊塢」(Nollywood)最受世人好奇關注。

從非洲崛起,產量超越好萊塢

早在2002年,紐約時報駐西非特派記者大西哲光(Norimitsu Onishi)就曾報導奈及利亞電影工業的故事。在文章刊出前,大西與編輯通話聯繫,說明自己在奈及利亞商業大城、電影製作之都的拉哥斯(Lagos)蘇魯雷區(Surulere)見聞。

大西說,蘇魯雷區的每個角落都有片商忙著拍片,這裡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男女,亟欲成為演員,希望被製片或導演看中。製作人和導演以典型奈及利亞的雄心壯志和誇張聲勢的語氣跟他說:他們正在打造一個新型態的好萊塢!

大西告訴編輯,這裡就像好萊塢、寶萊塢那樣,但這是在奈及利亞,奈萊塢 (Nollywood)!幾天後文章刊出,標題就是〈洛杉磯、孟買靠邊站,現在換奈萊塢!〉(Step Aside, L.A. and Bombay, for Nollywood)。自此,「奈萊塢」一詞,順理成章成為奈及利亞整體電影產業的代名詞。

2016年,大西在紐時又寫了〈「奈萊塢」是如何被命名的?〉(How The Times Named “Nollywood”)。2002 年最初那篇報導,讓奈國電影產業被全球以「奈萊塢」稱呼,至今仍有不少分歧意見,像是有當地人覺得名詞帶有帝國主義影子、或認為這名字來自一個外國記者的直覺註解,不過是仿效好萊塢與寶萊塢,無法真正代表非洲這片土地的特有文化等等。

然而,「奈萊塢」的影響力與其龐大市場卻逐年日益壯大。200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數據公布,奈及利亞電影產量僅名列於印度孟買的寶萊塢之後,領先好萊塢,躍升成為全球第二大電影生產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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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截取自Youtube
《Welcome To Nollywood》紀錄片裡的拍攝現場。

不靠電影院,錄影帶直接進入觀眾家門

但,「奈萊塢」是如何崛起的?一個基礎建設至今仍不完善,道路坑坑洞洞,每日供電不時出狀況的國家,拍片製片都得自備發電機,以因應無時無刻不跳電停電的大環境。這些所處環境中會遇見的困難度,絕非西方國家或身處台灣的我們所能想像,但卻創造出每年70億美元的產值,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報告,佔奈國GDP的1.4%。

就電影發展來說,奈及利亞電影藝術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英國殖民時期便已發端,20世紀中期開始拍攝一些自己的電影,但尚不足以和當時其他國家地區,或和現今的「奈萊塢」產業相比。

60年代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獨立後,奈國必須靠自身發展,找出電影產業的可行性。而奈及利亞與其他多被法國殖民的非洲國家有個非常不同的地方:法屬國家獨立後,仍保有原先的電影戲院、俱樂部、電影節和來自法國的贊助資源,然而殖民奈及利亞的英國對此興趣缺缺,並沒再有多餘資助。

1957年,奈及利亞拍攝了首部彩色影片《Fincho》,堪稱是奈萊塢的正式開始。爾後80年代產業開始擴張,直到90年代,才擁有更整體廣泛的獲利與產業基礎。

奈國三大族裔之一、位於西南部區域的尤魯巴族(Yoruba)有個習慣,每當部落遷移至不同地區時,便會將他們戲院式的播放影片傳統帶著走,從一個部落到另一個部落放映。

90年代,他們開始拍攝影片,將影片錄製於VHS格式的錄影帶中。不同於其他國家的電影院播放,他們主要在市集販賣影帶,讓民眾購買回家觀賞,成為所謂的「影帶首映」(straight-to-video)模式,也成了日後「奈萊塢」興起的重要推手。

此時,奈國東南邊的另一個大族依博族(Igbo)也開始加入影片拍攝,並於1992年拍攝了一部堪稱為「奈萊塢」起點的經典影片《活在束縛中》(Living in Bondage)。這都讓90年代中期的錄影帶影片蓬勃發展,觀眾從尤魯巴人擴及到整個奈及利亞,再觸及非洲其他國家。這也就是從一年開拍200部電影,逐漸增長成今日2500部、令大家嘖嘖稱奇的「奈萊塢」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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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作者提供
Netflix專門設立「奈萊塢」頻道。

拍自己的故事,獲得本土大量青睞

「奈萊塢」初始的拍攝,不論資金、設備、經驗都相當匱乏,影片品質粗糙,可以只用一台數位相機、10000美金的低製作成本,七天內拍攝完畢。不過隨著產業發展,成本逐漸提升到15000~40000美元,拍攝時間延長到2週左右,載體也從VHS錄影帶進化成VCD,每片販售金額約在1~2美金。

因為大受市場歡迎,讓以數量取勝的拍攝製作手法擁有高獲利率,當地人也開始能以拍片、賣片謀生。獲利的原因在於,當時奈及利亞拍攝了不少屬於他們自己當地故事的影片,如同現在的電視實境秀般,將整個村落的生活文化呈現在影帶中,因而贏得廣大共鳴,受青睞程度遠超越好萊塢影片。也因故事原創性與題材本土化,形成一股風潮,席捲整個非洲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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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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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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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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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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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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