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重溫對話式思想小說《彩虹麗子》,反思女性政治人物在當代的角色

疫情期間重溫對話式思想小說《彩虹麗子》,反思女性政治人物在當代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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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本作品除了聚焦在這幾位女性菁英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亮點。就是作者也常在文字中,為世界上以愛為全人類犧牲,追求公理正義,卻反而因此受難的偉大聖哲之冤屈,發出不平之鳴。

文:蔡安迪(中研院博士後研究員)

身處東亞儒家文化圈的台灣,漢人家父長制式的家庭文化下對社會過去的價值觀影響很深。因而特別是解嚴後,台灣女性追求主體性,有其文化、生理、心理的脈絡與需求。女權運動的發展,在台灣社會有其重要的歷史脈絡,成為了台灣社會運動中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

然而即使時至今日,女性在社會、職場上,被幼體化的問題還是存在。學者楊婉瑩引用琳恩.泰瑞歐(Lynne Tirrell)的研究,探討女性從政者常被人攻擊「女孩」的困境。她在討論語言的論述性功能時指出,稱呼一個成熟的女性為女孩(girl),等於安排了特定角色功能,否認了她的成人地位並合理化男性的家父長式對待(paternalism)。稱呼熟女為「少女」,不但合理化付她較少薪資、不信任她作重大決定等,同時更否認其自主性與判斷行為能力。一旦將之賦予弱小地位,相對的次等對待隨之而來。

近日台灣疫情發燒,社會變得更加緊張,也充滿某些究責的獵巫恐懼。這當中各種偏見與歧視,就更會無形中顯露出來!讓我們知道,即便我們一直引以為傲,認為台灣社會在性別問題上已經顯得十分多元包容,但在危機時刻,某些獵巫言論還是會出現,特別是針對女性政治人物的一些無端攻擊。

暫時跳脫一下疫情的獵巫恐懼和相關言論,我們不妨重新透過一部對話式的思想小說《彩虹麗子》,跟著作者用不同的筆觸,重新思考女性政治人物在當今時代的角色。尤其是這當中的許多故事,在疫情艱困又危急的時刻,也許能有一些安慰人心的可能?

《彩虹麗子》一書以神祕數字之鑰,開啟當今最動見觀瞻女性的心靈密室,當中用了世界上九位知名女性 × 九個彩虹數字 × 九幅世界名畫來說出一連串有趣又動人的故事。書中描繪居住於京都的岩崎麗子,是日本著名財閥的後代,在與丈夫藤原進三、兒子藤原凡一共同生活的日常中,善用所繼承的家族獨傳祕學「彩虹生命數字學」,以女性的敏銳觀察與同理心,精闢詮解幾位與她往來,甚至真心相知女性所遭遇的生命挑戰。

包括:競選總統失敗的希拉蕊,日本安倍昭惠,德國總理梅克爾,身陷閨密門之前朴槿惠,在事業如日中天之際遭逢人生劇變的Facebook 營運長雪柔.桑德伯格,結束一段眾人欽羨婚姻關係的巨星安潔莉娜.裘莉,同樣被彈劾下台的巴西前總統羅塞芙,以及美國著名脫口秀主持人歐普拉等。每個都是當代最具國際知名度的女性領袖。

本書作者從神秘的數字學出發,結合了現實世界中的人物角色與小說的虛擬筆法,把讀者融入幾位當代名女人的視域,帶出她們如何面對生命中各種挑戰的鮮活體驗,既歌頌她們的成功,也哀嘆她們的失落。透過三個主角間的對話,我們看到這些女性外表光鮮亮麗之下的美麗與哀愁,以及在種種逆境中,不向命運低頭的勇氣。像是書中有一段,作者對台灣人並不熟悉的巴西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統,又不幸被彈劾下台的羅塞芙之命運數字分析,就頗堪玩味:

可以想像,以羅塞芙這樣一位女性,能夠在大型國營事業中一路扶搖直上,當上控制壟斷國家能源供輸的龍頭寶座,這需要多麼強烈的名利慾望動機,又需要多麼超群的意志、手腕、才幹與謀略才行!再者,操作手上擁有的國營事業資源,作為私人的政治資本,供輸給所屬政黨從事政治活動,成為自己的政治投資。長期的利益交换累積下來,竟然讓她攀上國家元首的高峰,還順利連任。這樣的本領與成就,絕對不是平庸之輩能夠達成的。我認為,在金權交易的另一面,羅塞芙應該也具備了慷慨熱心、樂善好施、濟弱扶貧、關懷弱勢的性格才是。麗子一反一般人對政治人物的刻板印象,她總是從更為人性的立場觀點出發,對每一個真實的「人」進行分析。

以上論述,看似為了巴西的這位女性政治菁英的從政形象的重塑,但很明顯並不只針對這位巴西的特定對象,也廣泛地敘述、反省,所有優秀的女性政治人物在政治這種必要之惡的領域中,將會面對的各種善惡抉擇和天人交戰的交換時刻。這些內容,對於還有很深的父權思想,動輒喜歡妖魔化、幼體化女性菁英的東亞社會,其實還是有其深刻意義。

作者藤原進三曾經長期生活在日本,對京都的飲食、旅行、藝文與時事等生活內容,都描述的鮮活又歷歷在目,對於疫情期間無法出國的讀者,也同時具有一種旅遊小說兼具美食鑑賞文學的趣味所在。

不過,其實藤原進三只是作者的筆名,而且即使他對日本種種一切如數家珍,但他並不真的是日本人,而是道地以華文創作的台灣人,也是一位過去為了本土政權得以執政貢獻過心力的優秀政治人物。他曾被號稱台灣之子的陳前總統稱讚為「King Maker」,也是為陳前總統引見後來的總統蔡英文女士的真正推手。

然而,一朝從鎂光燈的舞台跌落,面對政敵與隊友在政治鬥爭,所帶來的諸多爭議和背叛,使得一個曾經青年得志的優秀人物,一瞬間被收押禁見,變成了階下囚,甚至至今還被人批判的貪污犯。當初這本作品,就是他在獄中所作。

那時他在獄中跪、蹲著寫作,他說:「趴靠在墊於大腿的紙板上,利用室內還有光線的時間,一口氣,寫上8到12個小時。寫完,總是腰痠背痛、既虛脫又滿足。這樣子長期固定在單一姿勢執筆的衍生紀念物,就是紙板依靠支點的膝蓋和身體重心著力處的臀部,在摩擦中長出了一層粗糙硬實的厚繭。 」因此這本作品除了聚焦在這幾位女性菁英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亮點。就是作者也常在文字中,為世界上以愛為全人類犧牲,追求公理正義,卻反而因此受難的偉大聖哲之冤屈,發出不平之鳴:

傳道者中也不乏具有真知灼見信仰堅誠的使徒,但是,這些小數的堅信者,卻往往不願意與主流宗教組織合作妥協,而遭受所謂正統教會無情殘酷的打壓迫害,創立『基督教福音宣教會』的鄭明析牧師就是一個令人悲憤的例子。像鄭牧師這樣一位主張親身聆聽神啟,宣揚上主在現世復臨的傳道者,竟然被正統教派視為異端,並且遭到司法機關以極其荒謬的罪狀下獄禁錮。反而一個在日本統治時期當警察,出家做過和尚,從沒獲得牧師資格卻自稱牧師,又自創教派搞通靈的人、父女相承授假神亂政(作者指得是搞出閨密門事件的韓國教主崔順實和其父親),弄得一個國家政府完全失能停擺。兩相對照,不得不讓人感慨:這是什麼樣的政治社會?這是什麼樣的宗教文化?

這些看似打抱不平、為偉大受難犧牲者呼求公義對待的聲音,一方面展現出本書作者同樣受苦者的同理心,另外也展現出作者義薄雲天的氣度。其實也是作者暗示自身痛苦、孤寂的心境。

正如從前著名評論家楊照曾經有一段對大文豪李敖《北京法源寺》一書的書評說:「小說裡的每個人物,從康有為、譚嗣同到梁啟超,其實都有李敖自我投射的部份。藉由角色的掩護,李敖終於暴露了他其他作品中少見的感傷與挫抑。感傷革命熱火裡無從逃避的孤寂、挫折不管以血以淚以生命為價,群體的啟蒙始終遙遙無期。 」文學家所描述的故事,多多少少也講出了自己承受現實中,大眾群體的殘忍與無情對待的痛心。

最後在後記中,作者對本書主角麗子(其實描述的就是作者自己的妻子)在丈夫入獄後除了維持家計,更要撫養罹患心理障礙的兒子,表達了無盡的虧欠與感念,作者說:「這部作品,是一個生日禮物,送給一位偉大的女性,一位數字1的傳奇女子。每個星期二下午短暫的會面結束,話筒無聲、鐵門降下的那一刻,悲傷湧現心如刀割之際,總萬分無奈地想著,什麼都不能了的我,還能為她做些什麼?被剝奪了一切後,唯一能做的,只有書寫了。 」

故事主角麗子的生命多麼光明璀璨,但是,現實時空中她的境遇卻是何等幽微暗沉。這位身處我們這個世界的數字1女人,必須隻身扛起我撒手拋下的經濟重擔,必須忙碌於大學的任教、彩虹數字的諮商教學、藝術史專書的撰寫;最令她心力交瘁的,是必須不眠不休二十四小時待命照料這一個被三位心理醫師診斷為四種障礙類型的兒子。想著每個星期二下午,一天只有三、四個小時睡眠的她,必須咬著自己手臂才不至於行駛在漫長公路隧道時,因為打瞌睡而追撞前車。想著想著,數字女性人物的形象與故事開始慢慢浮現……。

這些內心獨白揭露了本書的寫作緣起,也呈現患難夫妻之間這段平淡而又真摯的愛情,也是本書無可取代的亮點,令人動容。

另外,這種文學式的跳躍想像,也讓人不禁聯想到德國學者揚・阿斯曼(Jan Assmann)的文化記憶研究。揚・阿斯曼認為,在《聖經》所重構的畫面中,宗教史以回憶所面臨的危機形式展現,在一定程度上獲得成功。 使猶太民族得以堅守希望:「眼下是奴僕,明年便成為自由人;眼下寄人寓下,明天一定會重返耶路撒冷。」 揚・阿斯曼認為由《申命記》開始發展出了一種記憶藝術,而這一藝術的基礎是身份與疆域脫離關係。 猶太人在一個高度複雜的記憶術的基礎上建立起了連結記憶,這一記憶全部具有反事實性質。

疫情期間,當我們重新把這本書拿出來進入作者的文學世界,可以說提供了大家除了電視銀幕前苦悶、每天令人擔憂的確診數字之外,也成了一點超越現實疾病困境的寄託,一種反事實的希望思考。

註釋

[1] 詳見邱子修,〈台灣女性主義批評三波論〉,《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第27期(台北,2010),頁251。或見顧燕翎,《台灣婦女運動:爭取性別平等的漫漫長路》(台北:貓頭鷹出版,2020),頁10。

[2] 詳見楊婉瑩,〈沒有選擇的選擇——女性從政者的雙重束縛〉,收入王曉丹等,《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如何看穿這世界拉攏與懲戒女人的兩手策略?》(台北:大家出版,2019),頁182-192。

[3] 藤原進三,《彩虹麗子》(台北:遠流出版社,2017),頁139。

[4] 蕭秀琴,〈【蘋中人】鐵牢裡的小說家 藤原進三〉,《蘋果日報網路版》:2018.07.13。

[5] 藤原進三,《彩虹麗子》(台北:遠流出版社,2017),頁206。

[6] 楊照,〈李敖與文學〉,《中國時報》:2000.2.17-2000.2.18。

[7] 藤原進三,《彩虹麗子》(台北:遠流出版社,2017),頁227。

[8] 藤原進三,《彩虹麗子》(台北:遠流出版社,2017),頁227-228。

[9] 〔德〕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245。

[10] 〔德〕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頁245。

[11] 〔德〕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頁231。

[12] 〔德〕揚・阿斯曼,《宗教與文化記憶》,頁20。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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