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鄒幸彤:國安法下悼六四,試煉港人良心底線

專訪鄒幸彤:國安法下悼六四,試煉港人良心底線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近月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和不少中堅分子陸續入獄,首次在牢中渡過六四。支聯會現在由37歲的大律師鄒幸彤領軍,但她在六四事件32年的當日也被警方拘捕,她究竟有何想法?

(編按:香港警察2021年6月4日早上拘捕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指控她和另一名20歲張姓男子在社交媒體宣傳或公布參與未經批准集結,違反公安條例,兩人正被扣查,但暫時警方均拒絕透露詳情,僅稱兩人發布的內容「牽涉到有呼籲」。)

文:Phoebe Kong

年復年照亮香港維園的六四燭光晚會一直由支聯會舉辦。但是踏入第32個年頭,不止晚會被禁,多名骨幹相繼身陷囹圄,這場記憶與遺忘的戰爭陷入苦戰。昔日在香港最和平的運動,今日成為危險抗爭。支聯會現在由37歲的大律師鄒幸彤領軍,她說已經做好入獄準備,但在那天之前,她不會退讓底線。

德國之聲:警方連續第二年以防疫為由禁止維園燭光晚會,支聯會也隨即宣佈不會舉辦集會,你本人在六四週年當天有何計劃?

鄒幸彤:我會以個人名義去維園燃點燭光。無論用哪種形式,重要的是人們能夠公開地悼念六四屠城。我們要把那份精神和抵抗持續下去,如果大家都沉默,一個月、兩個月、一年、兩年後,我擔心一切都會絕跡。我們有某種責任為公民社會注入動力。在法律上,我有權利去任何公眾地方,我並非發起任何集會。但在政治上,我已經預備好面對後果,政府當然會找藉口起訴他們不喜歡的行動。

德國之聲:為何「燭光」和「維園」那麼重要,讓你在今時今日的緊張氣氛下仍然堅持以其作紀念?

鄒幸彤:我認為那問題是,為何政府那麼竭力阻止維園亮起燭光?那說明政權在意過去31年的燭光。香港的悼念六四活動是全球其中一個持續最久、最大型直指中共不是的運動。讓燭光從維園消失,對政權和人民來說都是一回事。如果政權把燭光禁絕,代表它成功把香港人嚇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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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6日,在香港法院外,香港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在黃之鋒因參加2020年六四紀念集會而被監禁後對媒體發表講話。她認為,判決是要嚇阻公眾作政治表達。

燃點燭光的意義已經超越悼念六四,還代表香港的身分——到底我們還能否抗爭、抵抗、以行動捍衛自身自由。作為多年具標誌性的傳統,燭光本身就是一個強烈訊息。任何人只要在六四當天手持燭光,無須解釋,所有人都會心領神會當中的意思。我對香港人有信心,大家會找到方法表達哀思。我不認同要誇大恐懼,我們要懂得分辨真實和虛假的風險,在現今的政治氣候下尋找行動方法。

德國之聲:今年也是香港實施《國安法》後的首個六四紀念日,對現今局勢的意義是什麼?

鄒幸彤:今年六四會是個測試,反映港人還會否抗爭和守衛我們良心的底線。在香港社會,六四已經成為良心的底線。我們面對的是,對良心和是非價值觀的直接攻擊。

德國之聲:親北京陣營接連有聲音質疑支聯會的五大綱領,特別直指「結束一黨專制」的主張違反《國安法》,支聯會會因而調整立場嗎?

鄒幸彤:五大綱領是支聯會的核心,如果改了就不再是支聯會了,所以不會改。再者,這並不是一個關於法律的討論。那純粹視乎政府是否容忍斥責一黨專政和爭取民主的人存在,法律並沒有明確指出怎樣才算犯法。作為一名律師令我困擾的是,政府不斷以法律語言包裝政治目的,這是錯的。

即使我們反對現狀,認為一黨專制是錯的,那觀點是否受言論自由和人權保障?如是,那就繼續吧。風險不在於某些口號或綱領,在於我們做些什麼。如果我們真誠地爭取結束一黨專政,那些風險永遠都會存在,刪除某一句口號並不會令我們倖免於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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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之聲:支聯會目前面對的最大挑戰是什麼?有否因為《國安法》而改變運作模式?

鄒幸彤:我們會尋找其他實踐方法,但是不會自我審查。恐懼的氛圍,支聯會成員一個個入獄,人力和資金不足,這些都是挑戰。但歸根咎底,最大的挑戰來自政府的打壓。當局威嚇參與六四活動可能違法,透過所謂中間人發放法律基礎不清的風聲,但我們不會因此而自我審查。

德國之聲:親北京輿論近日醞釀要求政府取締支聯會,你們如何應對?作為老牌社運組織,現在還有多大生存空間?

鄒幸彤:毫無疑問,政府想把支聯會連根拔起,問題只是他們為此要付出怎樣的代價。這一天有多快來臨,取決於我們有多頑強地抵抗。如果政府覺得取締支聯會的成本非常低,沒人會反抗和吭聲,那他們當然很快就會動手。相反,他們可能會再見機而行。這是雙向和互動的。

我們對此當然有心理準備,但是社會運動的未來並非一個組織的存亡所影響。只要民主運動能夠持續,總會找到其他方式推進民主變革,不必依賴支聯會。

德國之聲:近月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和不少中堅分子陸續入獄,首次在牢中渡過六四。作為年輕一輩,在這時勢下肩負領導工作感到壓力嗎?

鄒幸彤:當年被邀請當副主席時,我只認為那是一件該做的事,沒有想太多。現在,我很慶幸能夠代表許多在囚的朋友做這件事,至少我還能為他們做點什麼,那並不是壞事。每次目送同伴入獄的時候,心情都很差,身邊又少一個並肩作戰的人。但我必須克服它,繼續做事。即使未來我坐牢了,我依然會找方法悼念六四,悼念是不受地域限制的。

德國之聲:但你自己也正面對控罪,去年因自發到維園悼念而被起訴煽動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觀乎近日法庭就同類案件的嚴厲判決,你打算怎麼應對?

鄒幸彤:我仍在考慮細節,但是不認罪是我的底線。我真誠地認為我們無罪,我不認為在中國治下的法庭有權裁定悼念政權屠殺的人有罪。最壞的結果是我要入獄,我已經作此準備。如果仍然想在中共統治下爭取民主,入獄是必須接受的選項。

在香港,坐牢已經一點都不罕見,我很多朋友都在裡面了。即使我要坐牢,也算是很晚進去了,不算什麼。只要一天還沒被關押,我們會繼續支聯會的工作,誰知道三、四年後會是什麼光景?

德國之聲:六四事件的時候你只有幾歲,是什麼讓你如此委身這抗爭?

鄒幸彤:六四屠城啟蒙了我。從小開始,家人就會帶我參與維園燭光晚會。在富裕的香港長大,我受盡保護,不愁生活。六四燭光晚會擴闊了我的眼界,讓我知道原來世界很壞,不過在晚會上,我能夠發聲尋求改變,以行動幫助世界變得更好。那是我參與社運的起點,六四對自己來說一直有著特別的意義。後來接觸到參與八九民運的人和故事,更加啟發我,看見人民如何突破自己。

德國之聲:警方否決支聯會的集會申請前,你們都很積極呼籲公眾繼續紀念六四,人們的反應與以往有所不同嗎?

鄒幸彤:我會說,打壓反而把人們連成一線。雖然人們的表達方式收斂了,但是支持其實是有增無減。當然我們在街頭宣傳時,民眾會很警覺現場的警察和記者,不敢待太久。支聯會一直被標簽為老一輩的組織,但今年即便年輕人都比以往更支持我們,我們在街頭聽到很多鼓勵。

德國之聲:對於香港人和支聯會來說,32週年後的平反六四之路象徵什麼?

鄒幸彤:支聯會希望展現這場抗展並不止屬於中國人、香港人,還連系全球所有人。專權所帶來的威脅不受國界規限,其國家鉗制、監控、假資訊等問題散佈全球。天安門的屠殺固然會一直是六四悼念的焦點,但這抗爭不光關於六四,而是一場抗衡中共專政的對抗。這32年來,它已經成為香港抗爭的一部分,標誌我們是誰。而且我們和獄中的戰友共同擁有這份信念,如果我們不再抗爭,那我們很快也會失去自由。

德國之聲:你從事中國人權工作多年,目前香港面對的整肅和中國內地有可比之處嗎?

鄒幸彤:八九年的時候,中國沒有香港般的公民社會,兩者是不同的。但是自習近平主政後,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情況愈來愈像。習近平上台後,強力打壓自二千年初開始蓬勃發展的中國公民社會。我認為中國當局正試圖把那一套路複製到香港,而且用一個更改善的方式實行,畢竟他們已經有經驗了。就此而言,香港的未來軌跡有可能跟中國近十年的發展有點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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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Alex
核稿編輯:A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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