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陳儒修:電影已死?從《盧米埃星系》勾勒當代影像流變的星圖

【專訪】陳儒修:電影已死?從《盧米埃星系》勾勒當代影像流變的星圖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串流當道、戲院前景又因疫情更形嚴峻的當下,卡塞提書中描繪的後電影軌跡,能為當代觀眾帶來什麼啟發?

文:楊皓鈞

1895年,盧米埃兄弟(Lumière​)的紀實短片《火車進站》(L'Arrivée d'un train en gare de La Ciotat)在巴黎大咖啡館(Le Grand Café)地下室沙龍的初次放映,標誌了電影的誕生,當逼真的火車影像彷彿即將穿透銀幕,直衝真實世界而來,謠傳在當時嚇壞一票觀眾。

但對於義大利裔美籍學者法蘭西斯科・卡塞提(Francesco Casetti)而言,當時映入眼瞳的火車影像,不僅帶來感官的震撼,更撞擊出一場宇宙大爆發般的媒介革命,此後百餘年,活動影像被大量生產、放映,電影宛如天體繞行的中心,將人類的視覺文化曳引成一條浩瀚的星河。

從默片到有聲、從黑白到彩色、從大銀幕到小螢幕、從膠片到數位、從院線到串流……,電影的宇宙物換星移,每數十年一次的「媒介轉向」,都令執著於傳統觀影形式的影迷發出「電影已死」的喟嘆。

從1996年文化評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以〈電影的衰敗〉為題的《紐約時報雜誌》投書,到2001年電影資料館策展人保羅.謝奇.烏塞(Paolo Cherchi Usai)在《電影之死》一書中流露的數位焦慮,乃至於近年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諾蘭(Christopher Nolan)等大師對藝術電影式微的不平之鳴,這些訃聞式的悲觀宣告,在肺炎疫情肆虐、戲院被迫關閉的當下,益發迫切而真實。

然而,對於卡塞提而言,電影這顆熠熠發光的恆星,並未因科技媒介的轉變而黯淡,在2015年出版的《盧米埃星系:未來電影的七個關鍵詞》(The Lumière Galaxy: Seven Key Words for the Cinema to Come一書中,他提出「移置」、「裝配」、「擴張」等七個關鍵詞作為經緯,重新勾勒當代影像流變的星圖,論證電影如何一次次置於死地而後生,脫胎回魂,從「不再是電影」到「再度成為電影」。

當「後電影」(post-cinema)已成電影研究的顯學,理論家與創作者紛紛提出不同的表述:烏塞等擁抱傳統膠片(film)、大銀幕體驗(cinema)的學者,悲觀地認為數位媒介的氾濫,將使虛擬圖像取代攝影術的真實索引影像(index),伴隨消費主義的推波助瀾,不可避免地將電影推向衰亡;另一方面,曼諾維奇(Lev Manovich)等新媒體學者,則認為新科技將電影從線性邏輯、單一屏幕的桎梏解放,衍生更流動多變的語法及美學,伴隨擴延電影、資料庫電影、乃至於VR或廣義XR的出現,引領電影航向更自由的未來。

卡塞提在兩種懸殊的觀點間另闢蹊徑,跳脫媒介本質主義的思考,不執著於「電影應該是什麼」,反而轉向觀眾的現象經驗、積極能動性,一面反芻古典電影理論,一面拆解新興媒體現象,在層次分明的條列整理、正反辯證中,探索「電影可以成為什麼」。

在串流當道、戲院前景又因疫情更形嚴峻的當下,卡塞提書中描繪的後電影軌跡,能為當代觀眾帶來什麼啟發?本期《放映週報》專訪《盧米埃星系》譯者陳儒修教授,聽其分享翻譯本書的緣起及心得,並從資深電影學者的視角,沿本書拋出的思考軸線,漫談他對當代影視文化的精闢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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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一人出版社

穿越星系的蟲洞:古典理論與數位浪潮的跨時空對話

陳儒修任教於政大廣電系,長年在課堂教授電影理論,他多年前所翻譯的Robert Stam《電影理論解讀》(Film Theory: An Introduction, 2001),內容雖已涵蓋多數古典及當代電影理論,甚至納入後殖民、後結構、酷兒等晚近文化研究視角,但拿來解釋21世紀的影視趨勢時,仍顯捉襟見肘。有感於此,他開始物色近年探討數位電影的理論書籍,希望能應用於教學現場。

「我一開始找到幾本談後電影的書,都在談當下的現象。好像數位時代是一個全新的開始,可以不必承認過去的存在。這種態度好像是直接宣布電影的死亡,認為我們所面對的影像、呈現形式、產製過程,都是新的品種,已經不屬於電影的概念。」

相較下,卡塞提在書中引用許多20世紀初的電影理論,例如他曾寫到,法國作家保羅.梵樂希(Paul Valéry)早在1928年便假設影音媒介在未來將如同瓦斯、水電一般,可輕易派送到家戶之中,用戶彈指間便能體驗另一個「感官現實」(sensory reality),彷彿預言了電視頻道及串流訂閱的盛行。

書中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早期的古典電影理論,在卡塞提信手拈來下,拿來解釋現下潮流竟毫不過時,形成「以古喻今」的巧妙參照,對陳儒修而言,這種非線性、跨時空的史觀,正是本書的迷人之處。

他讓過去的理論在跟現在的電影對話,這樣一種對話的概念,就像是巴赫汀(Bakhtin)的對話主義(dialogism),能夠讓那個理論像細胞一樣,不斷演化、繁衍,而不是把它們揚棄掉。

在陳儒修眼中,卡塞提的論述打破線性歷史的平面,電影的流變並非不可逆的單一統合結構,七個關鍵詞彼此激盪,卻沒有必然的閱讀順序,拓延出立體、多重視角的宏觀星系。

儘管不同時代影像的生產、映演條件未必相同,但這些差異並不妨礙人們對嶄新影像的驚奇體驗,芝加哥大學知名學者甘寧(Tom Gunning)研究早期默片時提出的「炫奇電影」(cinema of attraction,和當今網路瘋傳的YouTube趣味短片,本質上可能並無太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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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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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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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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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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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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