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看「保證金制度」:參選直轄市長要200萬是門檻還是障礙?其他國家怎麼做?

高中生看「保證金制度」:參選直轄市長要200萬是門檻還是障礙?其他國家怎麼做?
Photo Credit: 中央社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候選人繳納保證金被視為支付選務成本的一種途徑,但近年仍紛紛出現「奇葩候選人」的現象,保證金未必能確保每位候選人都熱切認真投入選戰,選舉的品質,也沒有辦法透過這樣的模式加以維持。

文:林廷昱、林昱璋(成功高中學生)

我國每兩年就浮出檯面的選舉議題,近期因防疫優先暫且沉澱下來,然而,2022年九合一大選的腳步卻仍在接近當中。

每逢選舉,便是各政黨爭搶地盤的時機,不只國、民兩大黨爭得你死我活,小黨也希望藉此機會增加曝光度,宣揚政黨理念。而在過去選舉中,曾經被認為「不合理」的參選保證金議題,在2022年是否依然成為公民參政的障礙,也是身為社會一份子的我們應當關注的公民議題。

2018年九合一大選前夕,時任社民黨召集人的范雲宣布退出台北市長選戰。退選宣告中提到,參選台北市長所需的高額參選保證金對於沒有政黨補助款、缺乏人力資源的小黨來說,是個難以跨越的門檻,同時侵害人民憲法保障的平等權、參政權與被選舉權,並以此提出訴願,之後也在遭中選會駁回後依法提起行政訴訟,主張台北市選委會因擬參選人繳不出保證金而拒絕登記的處分,及多項參選保證金的規定涉及違憲。

就在今(2021)年1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以保證金制度不違背原告主張的多項法律原則,且該制度未不當限制人民參政權等理由判決范雲敗訴,其中更援引司法院釋字468號支持保證金制度存在的正當性。雖然從該判決看來,短時間內保證金制度難以改變,但在參政環境已經改變後的台灣,保證金制度的合理性與變革應當成為改進選舉的重要討論。

參選保證金是門檻,還是障礙?

在我國選舉制度的變革上,國內有針對不同面向要求改革的呼聲,如公費選舉制度、降低選舉權年齡限制、設定選舉經費上限等,這些變革對於政治場域帶來的影響不一,能否完全解決國內選舉弊病也有待商榷。然參選保證金制度的變革牽涉範圍較小,下修與否更是諸多議題中可行性較高的討論。

2006年司法院大法官作成釋字468號解釋,針對當時施寄青、吳月珍二人因連署人數未達連署保證金的退還門檻,100萬保證金遭到沒入進行解釋。

其中指出,保證金門檻的存在能確認其確實具有一定參選基礎,而非基於輕率決定或隨意起舞即逕自參選,藉以節省社會資源與國家公帑。然而,類似爭議後來也在2010年發生,當時宋佳倫在台北市議員選舉因得票數未達到門檻而拿不回保證金,意圖尋求釋憲。雖然這兩案與范雲略有不同,但三者皆認為保證金的門檻過度侵害人民參政權。

高市長選舉電視政見發表會 候選人同台發表政見
Photo Credit: 中央社

我們都知道,國家舉辦選舉確實有其需要付出的成本,如印製選票、設立投開票所、遴聘選務人員等,因此必須確認參選人能認真投入選戰,以免浪費公帑。然而,自1994年為直轄市長參選設下的200萬參選門檻計算基礎從何而來?為何這個數額被認為能有效管制參選人數?為何與其他縣市長20萬元的參選保證金相比有巨大落差?這些問題,都沒有明確的脈絡可探尋。

雖然依據憲法直轄市與省相同層級,應該具有較高門檻以彰顯直轄市的「高度」,然而在我國精省後,就實質上已缺乏意義。從現實層面上來說,縣市長的參選人數並沒有因為保證金門檻僅有直轄市長的十分之一而出現參選潮;直轄市長參選的人數也沒有因為高保證金門檻而必然較少。

因此,若繳納保證金被視為支付選務成本的一種途徑,那數額制定也應該反映其合理性。然而,我們卻可透過近年紛紛出現「奇葩候選人」的現象,發現保證金未必能確保每位候選人都熱切認真投入選戰,畢竟這也同時涉及每個人擁有的財富;也許這筆金額對某些人來說是個鉅款、但對另外一些人來說其實不足以造成負擔。

選舉的品質,並沒有辦法透過這樣的模式來加以維持。

在其他國家,選舉保證金的制度如何實施?

在符合釋字468號的精神下,我們認為較合理的作法應該是據每位參選人的年收入標準訂定一定的比例作為門檻,以使該金額能促進有意參選者在登記前審慎考量。

首先,我國人均所得為32788美元(此為2021年我國預測GNI),直轄市長參選保證金則為200萬台幣(約71531美元),保證金/人均收入比為2.18。

以下我們將依據2019年世界銀行(World Bank)及我國主計總處所公布的國民所得資料,以參選保證金/國民年均收入(GNI)的比例,分析我國保證金門檻適切性,並挑選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評比中,與我國同樣擁有高度自由,但分屬兩個不同文化圈的的單一制國家——英國與日本進行比較,思考如何訂定最能改進我國的現況。

  • 日本東京

以同樣位於東亞的大城市東京作為參考對象。東京是日本唯一以「都」為名的一級行政區,其地位類同我國的省與直轄市,知事則類似我國的直轄市長,任期為四年,可連選連任。

克服萬難 東奧划船輕艇競速場地完工
Photo Credit: 中央社
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依據該國法律規定,每名知事候選人需繳交300萬日圓的保證金(約27311美元,75.6萬台幣),而該國人均收入為43880美元,保證金/人均收入比約為0.62。在選舉中得票率高於10%的候選人即可領回保證金。

然而,近兩屆東京都知事選舉都有超過20位參選,不免有浪費公共資源的疑慮。但若進一步觀察其中幾名候選人的政見,其實也可看出他們對於東京都的願景。但是在東亞仍有保守色彩的政治文化下,如棄保或是傾向投給大黨等不利小黨參選人的行為較多,也導致了得票集中在幾位有名的候選人,但這無法透過制度的修正改進現況。

  • 英國倫敦

另外,我們選擇以英國首都倫敦為參考對象。


猜你喜歡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02
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FireShot_Capture_3744_-_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
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shutterstock_1931787956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國科會科技辦公室 廣告


猜你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