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八九民運的女性身影:工自聯女性領導人呂京花的六四故事

尋找八九民運的女性身影:工自聯女性領導人呂京花的六四故事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呂京花到美國初年,持續組織與工會的運動工作,為受血汗工廠剝削的女工發聲、提供教育培力。雖然近年他不再走工運的路線,但他從工自聯到國際女服工會的故事,仍值得我們了解。

文:黃品學

上週五是1989年6月4日中國八九民運遭血腥鎮壓的32週年紀念日。

如果隨意點開網路上由主流媒體(無論是外媒或台媒)所製作的六四介紹影片或節目,我們往往會看到一則熟悉的故事:大學生由悼念胡耀邦逝世開始,佔領天安門廣場要求中國政府實行民主改革,最後遭到血腥鎮壓。但主流媒體很少提到,八九民運期間有一股強勁的工運力量,不僅在運動後期發揮極大影響力,也在中國社運史上別具意義。

而關心性別議題的我們,要如何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六四,尋找其中的女性身影呢?

八九民運裡的北京工自聯

1989年4月20日新華門事件學生遭到警察暴力鎮壓後,被激怒的少數工人們決定要建立一個組織,並開始以「北京市工人聯合會」(簡為「工自聯」)的名稱發布傳單,譴責共產黨的獨裁官僚政府的特權,以及經濟改革帶來的工人生活品質下降與嚴重的通膨。

雖然工自聯要到北京宣佈戒嚴以後(5月19日深夜),才開始較有檯面上的能見度,但從四月底一直到五月中,工自聯雖不公開以組織行動,仍不斷招募成員;不同於身為知識精英的大學生,這些相當年輕的工人 #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也沒有組織或運動經驗。

5月13日至20日這週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抗議,八九民運進入新的高點,而工自聯開始公開現身,參與許多大型工人街頭示威。宣佈戒嚴以後,運動進一步升級,工自聯幾乎每天都規劃示威、#發送傳單,組工人糾察隊維持秩序、保護學生,並派敢死隊阻擋軍警進入城市中心。

有學者研究指出,工自聯的訴求以民生議題開始,然而在運動的過程中迅速深化為對改革開放以及獨裁政府的批判,並發展出他們對民主的具體看法:反對獨裁官僚的貪腐、追求工人的工作權、集體協商權,以及法治。

相比之下,學生運動者對黨內改革派的好感、菁英的傾向與為了維持運動「純潔性」而阻止工自聯成員發起罷工與進入廣場等作為,使得工自聯對知識份子感到失望。

到了六月初,工自聯的成員已經達到兩萬人,而因為傳聞軍事鎮壓將臨,廣場上的學生開始不斷減少,學生運動者開始接納工自聯一同留守廣場。六四血腥鎮壓以後,工人的死傷和事後受到的清算都更加嚴厲。

北京工自聯與女工?

工自聯於運動後期行動愈趨基進,影響力也愈發強大,有許多論者推測,中共當局之所以最後決定血腥鎮壓,更大的原因可能是害怕工人組織的壯大,若導致工人起義與大規模罷工,將實質威脅到政權的穩定。

從工運史的角度而言,工自聯更是在中國第一個由工人自我組織且獨立於共產黨與政府的工人團體;同時跳脫了中國精英反對派與由黨派組織工運的傳統。

值得一提的是,工自聯在他們所發佈的傳單中,曾在諸多訴求之中具體提出要終結工廠對女工的僱用歧視。

目前似乎沒有對工自聯內部性別關係的實際描述,雖然有女工參與運動,也不知道實際比例(可能相比之下並不太多)。但工自聯提出這項(至少在名義上)追求性別平等的訴求,其背景並不難推測。

1989 年工人大規模參與運動,除了有聲援學運的近因以外,其實在八九之前,就已經醞釀了對改革開放的不滿。鄧小平上台以後,工人罷工權遭到限縮、私人企業受保障,而工人的工作穩定與工資惡化,又加上通膨、物價上漲,貧富差距擴大,以及官員貪腐,勞工對時局早有不滿。

而女工所受到的影響特別嚴重。在改革開放推動私有化的進程中,國營企業早期不斷縮編、裁員,根據數據顯示,1987年,國營部門被辭退的工人有64%是女性。當時的官方則呼籲女性回到家庭,企業也都偏向不雇用女性工人。女性的工資不平等也很嚴重,1988年的調查顯示城鄉女性的工資只有男性的84%。

工自聯的女性領導人:呂京花的故事

通常說到六四學運的女性領導人,大家會想到柴玲。工自聯在組織上雖沒有明顯的階層制,其中也不乏較為突出的核心人物。而呂京花是其一,也是難得的女性人物。

1989年的呂京花二十多歲,曾經在服裝工廠工作,後來開了服裝店,成為小商家的老闆。呂京花也是學生開始絕食抗議後被刺激的市民之一,他關門歇業開始為學生送物資。後來,他加入工自聯,擔任播報員,每天在天安門廣場上用播音機為大家報導新遞上來的各種消息。廣播部門在八九民運期間為工自聯提升不少能見度。

六月三日到六月四日血腥鎮壓、解放軍進入廣場清場之後,呂京花被迫流亡,並且遭到通緝。幾天後,他與一名香港的記者聯繫,離開家人與年幼的女兒,逃到廣東之後,再於八月下旬搭船到香港。呂京花的獲救,是當時許多香港人士營救中國民運人士的計畫一部份——原本被稱為「地下通道」,後來則被許多人稱呼為「黃雀計畫」。

香港無疑是當年中國的一個民主窗口,也成為協助民運人士逃亡的據點。可以順帶一提的是,當時的香港婦運就已經透過六四在思考民主運動與婦女運動之間的關聯,當時的香港婦女協進會、婦女基督徒協會與婦女勞工協會就曾聯合聲援民運,後來也有香港支援愛國民主運動婦女聯合會的成立,明確表示婦運不能從民運中缺席。

後來,呂京花到美國,輾轉到了紐約,任職於國際女服工會。國際女服工會在紐約代表了約七萬五千名女性服裝工人,而其中四分之一是中國移民。呂京花到美國初年,持續組織與工會的運動工作,為受血汗工廠剝削的女工發聲、提供教育培力。雖然近年他不再走工運的路線,但他從工自聯到國際女服工會的故事,仍值得我們了解。

結語

馬克思女性主義理論家Silvia Federici(2018)曾寫道:「中國的學生—工人運動不是消亡的社會主義的最後一個插曲,而是中國後社會主義的反資本主義抗爭的第一次顯形」。

然而,當今日我們指責中國在洗白六四的同時,卻常常沒有注意到西方主流媒體如何從一開始就在「洗白」六四:忽略工人的參與以及運動內部的複雜脈絡。

這篇文章介紹了工自聯的一名女性核心人物呂京花,以及提到了當時女工處境與工自聯訴求的關聯,或許可以提示六四的紀念在當今所具有的交織性潛力。關心性別議題的我們,不妨也可以透過這一天來思考民主以及各種議題——包含性別卻也不只有性別——的關聯與交織。毋忘六四。

參考資料

延伸閱讀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