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逵不是國家的好學生,但他一直會是二女兒素娟的老學生

楊逵不是國家的好學生,但他一直會是二女兒素娟的老學生
Photo Credit: 藏品/楊建提供,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政治迫害的社會,作為政治受難者後代的兒女們很難敞開自己,無法接受父親的擁抱,也埋藏了自己的夢。讓我們透過藏品的線索,回到國家機器進入楊逵家屋的那一天及其後,感受楊逵、葉陶與孩子們的驚懼和傷心。

文:郭汶伶

我們為什麼挑選這個藏品

當我們談論文學史,關注多半放在作家身上。比較少注意到,作家背後可能還有一群人——無論是家人,或是親朋好友,以及後輩友人。

楊逵因「和平宣言」一案,在家中被捕,押送臺北受審,最後送至「新生訓導處」服刑。服刑期間,想起女兒目睹自己被捕過程,觸景生情,寫下〈我的小先生〉,並刊載在新生訓導處出刊的《新生活壁報》。

在往後的日子裡,除了信件,《新生活壁報》也是楊逵與兒女對話的橋樑之一。楊逵試圖尋找可能的平臺,接住孩子們在受創的身心。

在政治迫害的社會,作為政治受難者後代的兒女們很難敞開自己,無法接受父親的擁抱,也埋藏了自己的夢。

讓我們透過藏品的線索,回到國家機器進入楊逵家屋的那一天及其後,感受楊逵、葉陶與孩子們的驚懼和傷心。

事件從未完結,更無遠弗屆的擾亂了作家與他珍視人們的身心。


楊逵如同往常走在臺中的街道,眼看附近街坊鄰居又要起衝突。

一邊是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另一邊則是臺灣本島的老住民,兩方才剛開始說話,談吐裡瀰漫煙硝,手腳都預備好,準備揮出、打擊對方。

省籍衝突越發平常,楊逵無法看得習慣,隱約感到危險。

二二八事件真的結束了嗎?人死了這麼多,官府清算這麼多人,血腥氣還黏著泥土與石牆,昭告事件告一段落。然而,街坊裡不同省籍的毆鬥頻頻發生,群眾的眼睛裡依然燃燒恐懼與憤怒。

國家真的安定了嗎?楊逵踏著沉鬱的步伐,回到一陽農園,坐進寫字間。這一路,他都在思量,臺灣人與外省人該如何透過相互合作消弭衝突、達到民主共治的可能。

「爸爸,吃飯。」

聽見熟悉的聲音,他回過神──是二女兒素娟,她剛從太平國校返家,提醒他太陽走到中飯開飯的時候。

楊逵笑開,瞇起眼,跟在素娟後頭。他一一遵照素娟的指示與指導,用肥皂好好洗淨洗手、遵循餐桌上用餐禮儀、享用菜餚。

他樂於接受女兒的指教,讓女兒成為他與妻子葉陶的小老師。特別是,女兒陌生的發音一再提醒他,臺灣走上了一個不一樣的時間,而他們這一輩人也走到一個重新開始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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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藏品/楊建提供,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楊逵樂於接受女兒的指教,讓女兒成為他與妻子葉陶的小老師。

他張開耳朵,辨聽ㄅ、ㄆ、ㄇ的發音,還無法弄清ㄓ、ㄔ、ㄕ跟ㄗ、ㄘ、ㄙ到底有甚麼差別。除了女兒從生活教養中開辦語言課程,他還要拿著民俗歌謠當作額外的教材,好讓女兒好聽的聲音歌詠,讓他體會民謠的美感,一舉兩得。

不,或許是一舉多得。

有時,女兒也會當起指揮家,指導他跟妻子倆人要齊聲合唱。興致在頭,女兒乾脆就跳起舞來,轉啊轉,像開了家庭式的歌劇會。

臺灣確實走到了一個不一樣的時間點了。

楊逵回到桌前,擱下書本,拿出尚未寫完的文章,是一篇配合「臺中文藝聯誼會」成立所撰寫的宣言,用意在呼籲各界人士合作,終結惡鬥,共同打造民主、快樂、和平的自治國。

寫完之後,他請印刷戶油印20份,並傳給「臺中文藝聯誼會」會中同人。

「臺中文藝聯誼會」,正是由他所草創的交流會,目的是推動不同省籍的文化人、文學人相互交流,其中也不乏仰慕他創作的作家,最為著名的人物就是任職《臺灣新生報》「橋」副刊的主編「歌雷」。

原本只是小小的文藝群間傳遞的草稿,不知道為什麼輾轉來到上海《大公報》記者的手中,甚至變成刊載在上海《大公報》的正式文章。

楊逵並不知道這件事,他把精神放在以文學改革社會的事業上,作為《力行報》的主編,又和中國來臺的知識分子揚風意氣相投、著手《臺灣文學叢刊》的編制。

他也投注心力與新一世代交流,擔任「銀鈴會」顧問與指導老師。

時不時在家中挪出一間房間,供「銀鈴會」的青年學子住宿。就幾張榻榻米,開辦短期的文學教室,私淑面向社會現實的文學觀。

在這之外,每每他看書看到一半,二女兒素娟總是會來到他身旁。

他會輕輕的把女兒抱到大腿上,確認女兒不會滑落,讓女兒教導他該如何準確發音而不致笑話。

家,是他的文學基地,既滋養他自己,也供養他人的文學夢想。

1956年1月,新生訓導處的「新生」能寫字的時刻,不是在固定的課程期間,兩個手掌大的矮小板凳,蹲寫課程內容與自我檢討。或是在夜晚的昏暗寢室裡,遷就窄小的木板床平面,趴著寫。

楊逵手底下是「新生筆記簿」,簿子上剛寫好的稿子預計刊登在新生訓導處發行的《新生活壁報》一月號。

因為那篇無意刊登的草稿,楊逵成為「新生訓導處」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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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藏品/楊建提供,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文學是楊逵與兒女對話的橋樑之一,楊逵試圖尋找可能的平臺,接住孩子們在受創的身心。

他並不知道陳誠對那篇草擬到底有多震怒,政府有多想置他於死地,甚至意圖擴大案件,拉出更多反叛者。他只知道,受審期間,咬緊牙關,不能透漏任何一個名字。

他感覺上頭確實要讓他死,既然如此,要死就是自己死,不必牽連誰。

或許是幸運,也或許是冥冥之中有人相助。他距離被捕快要七年,進來「新生訓導處」已屆五年,是老同學了。

政府看他,依然是有待思想與勞動改造的「新生」。

今年,新生訓導處內部決定公布並辦理「國語與教學識字辦法」,每個不識字、不會說中文的「新生」都配給「國語小老師」,讓失學的「新生」有機會學習「國語」。

楊逵沒有這個機會,他沒有特別在意。

他更在意,逮捕的那天,他在鍾愛的二女兒素娟面前消失。

他沒能跟他的小老師說,擦一擦眼淚,吃得飽飽才好。

1949年4月8日,一如往常,二女兒素娟從太平國校返家吃午飯,坐在飯桌前等開飯。他在寫字間看書,葉陶在廚房忙著為二女兒張羅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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