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峰會的弦外之音:拜登政府交出「新反中聯盟」初步成績單

G7峰會的弦外之音:拜登政府交出「新反中聯盟」初步成績單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華府在外交戰場上的橫縱連橫,不僅讓習騎虎難下,對於台灣情勢的關注,也直接破解了中共近期「以疫謀統」與「疫苗外交」的企圖。

正確認識中國意圖改變現狀的作為,不僅對美國國家利益造成挑戰,同時直接牽動民主政體、全球生產供應鏈、區域權力平衡與台海情勢已是美國朝野兩黨一致性的共識,然而川普與拜登兩人的外交策略的戰略與戰術仍有差異。

「戰略清晰、戰術模糊」恰是共和黨外交政策的傳統風格,他們主張應讓對手清楚認識華府的政治底線與基本原則,例如在小布希時期火神團隊針對兩岸關係就提出了「中共不武,台灣不獨」的紅線,同時向兩岸說明美國將扮演「現狀詮釋者」與「台海權力平衡者」的角色;另一方面,美國對於破壞現狀底線將採取的具體行動則保持模糊,因為軍事力量擁有絕對優勢下將讓華府擁有政策彈性。

戰略清晰之下,單邊與多邊的選擇

平心而論,在小布希任內,挑戰台海現狀的主變數仍是中國,2005年所制定的《反分裂國家法》可視為北京侵略性的作為,這也讓華府多次傳遞給胡錦濤戰略清晰的訊號。

到了川普任內,美中關係因為經貿大戰起了本質性的變化,除了延續戰略清晰的路線外,共和黨更延續了小布希時期某種單邊主義或強勢雙邊主義的立場,其基本前提都是高居「美國優先」的訴求,差別只在於敵人的界定,一個是恐怖主義,現在則是習近平的中國。

另一方面,政策的內涵都是預防性外交的體現,小布希避免911恐攻再發生一次,川普則避免中國成為另一個德意志帝國,不論領導人是威廉二世或希特勒,都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George W. Bush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民主黨過去認為戰略清晰的問題,在於可能讓對手判斷走投無路下採取先發制人的行動,例如日軍偷襲珍珠港的冒險行動,恰巧是美國對其採取石油禁運的大規模經濟制裁所致,其目的本來希望把日本逼上談判桌使其在中國撤兵議題上讓步,但沒想到聯合艦隊認為「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先下手為強」,促使山本五十六規劃了軍事偷襲行動。

這個戰略清晰策略恰是羅斯福所制定的,卻也戲劇性讓美國加入戰局。

民主黨始終是國際建制與國際組織的倡議者,因此打從心中厭惡共和黨充滿霸權思想的「單邊主義」的作法,這會讓華府失去盟國或可爭取的潛在國家的支持。

在此背景下,取而代之的則是多邊體制,在經貿體制則是逐漸重建世界貿易組織的功能,其基本運作性質是一種「多邊架構下的雙邊協商機制」;在軍事議題上則是類似北約的集體安全制度,希望透過合作或安全體制作為回應威脅的方式。

拜登掌權以來一直努力修補與歐盟的關係,川普過去要求各國分擔軍費的作法,消減了歐陸社會福利的支出,也影響各國左翼執政黨的群眾基礎。唯有獲得歐盟民主國家的支持認同,拜登的多邊主義的最後一塊拼圖才會具體完成。

建構在川普基礎上的民主黨外交政策

另一方面,拜登也在川普既有的基礎上去建構多邊體制,不論是美日關係、印太戰略成員國、五眼聯盟都是華府當今外交政策的夥伴關係,逐漸在幾個雙邊與多邊安全的對話機制中取得共識則是拜登國安團隊的成就;先前美日戰略,幾組2+2、四方安全還有G7外長會議直接驗證華府的積極作為。

RTXD9CMA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有了這些基礎,才有當下G7的聯合聲明與北約峰會的結果。

最後,交往政策應該是民主黨外交政策典範修正的關鍵,因為這不僅是「中國機會論」的前提,更是昔日卡特、柯林頓或歐巴馬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諷刺的是,真正揚棄交往政策的助力,來自於習近平侵略性的種種行動,在這些意圖改變的作為中,剛好突顯台灣在民主人權、地緣政治與全球供應鏈的重要性乃是最重要的一環。

拜登的出手時機也讓北京當局難堪且備感壓力。7月1日就是中共百年黨慶,不僅是習近平「第一個一百」的里程碑,也是開啟明年二十大權力佈局的機會之鑰,華府在外交戰場上的橫縱連橫,不僅讓習騎虎難下,對於台灣情勢的關注,也直接破解了中共近期「以疫謀統」與「疫苗外交」的企圖。

延伸閱讀

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02
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FireShot_Capture_3744_-_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
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shutterstock_1931787956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國科會科技辦公室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