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性別經濟結構、母職過勞，女性面臨疫情下的三重困境

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肆虐全球，台灣的疫情情況仍未解除危機，許多企業公司改為線上辦公，學校轉成線上教學，托兒所、幼稚園等相關機構也停課。從此刻起，各種家長「打國家幼苗」的照片在媒體瘋傳，內容不外乎是小孩各式搗蛋及被罰站的場面，特別是在育兒相關社群媒體裡，更可見媽媽們哀號求助或發洩怒火的貼文。事實上，疫情不僅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社會裡的性別議題也隨之浮出，特別是女性在疫情底下所面臨三種的困境：（1）家庭暴力問題（2）性別經濟結構問題（3）母職過勞問題，更發深刻鮮明。

如台灣在5月15日防疫進入三級警戒後，衛福部經統計發現，全國家暴通報量比去年同期間增加約百分之十五，而新北市家防中心主任許芝綺在《聯合報》報導中指出，產生家庭暴力的衝突來源基於瑣事，例如回家是否立刻洗澡等爭論，最後演變成肢體衝突。

筆者曾探究2018年到2019年間，大學生最容易發生親密關係暴力的時間點為何，結果發現是寒暑假及12月-1月最容易發生，原因在於長假期及強調團聚的節慶，促使雙方進入長期的密切互動，性別權力不對等問題便從中誘發。所以，為什麼女性更可能受到親密關係暴力（包括家暴）？這不只是生理面向（如力氣大小）的問題。特別在疫情期間，人們在同個空間的互動更為密切，卻更難對外尋求協助。

許多社會支持系統（如家暴防治機構、婦女保護庇護安置所等）受到限制，救援的即時性被影響，間接導致受暴女性獲得支援的機會減少；不僅如此，受暴女性也可能在家受到施暴者的資源威脅，例如生活用品、藥物、金錢等受到控制，女性的性別處境，將在疫情加劇生計困境（Roesch、Amin、Gupta & García-Moreno，2020）。

疫情也反映了社會經濟結構裡的性別不平等問題。Dias、Chance & Buchanan（2020）比較美國COVID-19爆發前後的父親、非父親（沒孩子的男性）及母親、非母親（沒孩子的女性）對照組，他們的被裁員率會如何變動，結果發現，父親被解僱機率為增加6.1%，非父親為10.5%，父親比非父親的被裁員率低；母親被解僱機率為增加10.1%，非父親為12.5%。整體看來，男性被解雇率的機率低於女性，其中又以作為父親的男性解雇率最低，而女性面臨被解雇的風險高於男性，特別是沒有小孩的女性被解雇的機率是兩倍多。

延伸反思，社會經濟與性別文化相互的效果，即是在社會薪資結構不平等的情況下，男性的薪水普遍高於女性，而男性被預設是家庭的經濟主要來源，因此雇主可能會以此考量。女性則被預設是生育及主要照顧者，沒孩子的女性被認為沒有太多家庭經濟壓力，是對照組中解僱率最高的，而母親身分的女性雖然解雇率相較低，看起來似乎很「性別友善」，其實更說明了疫情加深了女性的難處：非母親身分的女性，能力與貢獻被生育與否取代，而有些女性則看似因母親身分「保有飯碗」，但卻得同時兼顧繁重的母職工作，尤其是在疫情下的全天候照顧，金錢也不見得能夠解決的母職過勞。

若點開各大社群媒體或社團，可見幾乎都是以女性（媽媽）崩潰求助。Power（2020）指出因疫情非常時期，女性工作能力可能受家庭照顧所限制，社會也期待女性將照顧工作做得好、做得有效率，因此，Power（2020）也認為當疫情加重女性的照顧責任時，也同時提高女性被解雇的危機，或是只好轉成時間彈性但收入少的兼職工作，這反映了傳統性別角色分工仍然存在。而再回頭細看那些崩潰求助文，不僅只媽媽因照顧而留職停薪、或被解雇的抱怨文，就算是有職業的媽媽，更面臨上班途中（邊線上開會邊留意小孩），或下班趕緊回家料理、洗衣服、消毒家具。

可想而知，疫情放大了舊有社會性別想像，以及性別角色分工模式，男性辛苦賺錢回家可以喘息，而女性可能因照顧期待，或不符合社會的生育期待被迫從職場上退出。而職業媽媽辛苦賺錢回家後，仍需像霍希爾德（Hochschild）說得那樣：進入「第二輪班」，不間斷的負責打理三餐、陪伴小孩、收拾玩具、各種家務。尤其在疫情警戒控管之下，人們不外出避免群聚感染，而媽媽們整天泡在無止盡的公事或家事中，不少媽媽已開始在社群媒體裡書寫患憂鬱症的文章。

總而言之，疫情（或病毒）看似是客觀、中立的科學問題，但事實上，疫情也是社會性的，它會和社會文化互相影響，發酵或反映既有社會及性別結構問題。而或許能試著以下方式重新面對疫情帶來的三重困境：

1. 在住家空間裡，相互尊重每個家庭成員不同的習慣、生活方式；如果有真的看不慣之處，可請第三位成員協調，或是雙方各退一步，擬定好對彼此都有利、但也不會妨礙對方家規事項，並且雙方都須如實遵守，降低口角或肢體衝突。
2. 若為雇主，因疫情影響不得不裁員，在考量人員流動上，應以能力或平時辦公表現審核，而非單方面因性別或預設員工立場（如女性有沒有家庭要照顧）而裁員，而是可以真誠地想了解員工狀況的方式進行對談；身為媽媽的女性員工，也因納入個人職涯展望進行思考。
3. 若為職業媽媽，可以向另一半提出分擔照顧要求，學習家務事分攤，而不是一個人扛。

人們在性別養成的歷程裡，往往認為媽媽「應該」包辦一切，特別是照顧，而女性在學習成為媽媽的過程裡，也可能會內化母職意識，同時造成男性在學習成為爸爸的過程中，就算想幫忙也不知道「合不合情理」，造成雙方衝突。也因此，或許當家庭不再是媽媽單方面的第二輪班，而應是雙方共同付出、共同家務輪班。

在疫情帶來人與人關係緊張的生活裡，若能意識性別如何影響於其中，並且突破性別帶來的互動困境，或許在疫情的當下，反而能成為家庭成員、工作夥伴、親子之間重新培養建立感情，重新理解彼此的新生時刻。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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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全球因疫情工時損失8.8%，女性和年輕勞工最慘，台灣7%勞工受影響
• 疫情期間重溫對話式思想小說《彩虹麗子》，反思女性政治人物在當代的角色

參考文獻

• 平雨晨（2019）。恐怖情人了沒：初探大學生親密關係暴力經驗與性別現象。婦研縱橫（112），76-87。
• 亞莉．霍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著，張正霖譯（2017）。《第二輪班：那些性別革命尚未完成的事》，台北：群學。
• Dias, F. A., Chance, J., and Buchanan, A. （2020）. The motherhood penalty and the fatherhood premium in employment during COVID-19: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Res. Soc. Stratif. Mobil. 69. 100542.
• Power K. （2020）.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increased the care burden of women and families. Sustain. Sci. Pract. Policy 16 67–73.
• Roesch E., Amin A., Gupta J., García-Moreno C. （2020）. Violence against women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restrictions. BMJ （Clinical Research Edition）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