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性別經濟結構、母職過勞,女性面臨疫情下的三重困境

家庭暴力、性別經濟結構、母職過勞,女性面臨疫情下的三重困境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非母親身分的女性,能力與貢獻被生育與否取代,而有些女性則看似因母親身分「保有飯碗」,但卻得同時兼顧繁重的母職工作,尤其是在疫情下的全天候照顧,金錢也不見得能夠解決的母職過勞。

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肆虐全球,台灣的疫情情況仍未解除危機,許多企業公司改為線上辦公,學校轉成線上教學,托兒所、幼稚園等相關機構也停課。從此刻起,各種家長「打國家幼苗」的照片在媒體瘋傳,內容不外乎是小孩各式搗蛋及被罰站的場面,特別是在育兒相關社群媒體裡,更可見媽媽們哀號求助或發洩怒火的貼文。事實上,疫情不僅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社會裡的性別議題也隨之浮出,特別是女性在疫情底下所面臨三種的困境:(1)家庭暴力問題(2)性別經濟結構問題(3)母職過勞問題,更發深刻鮮明。

如台灣在5月15日防疫進入三級警戒後,衛福部經統計發現,全國家暴通報量比去年同期間增加約百分之十五,而新北市家防中心主任許芝綺在《聯合報》報導中指出,產生家庭暴力的衝突來源基於瑣事,例如回家是否立刻洗澡等爭論,最後演變成肢體衝突。

筆者曾探究2018年到2019年間,大學生最容易發生親密關係暴力的時間點為何,結果發現是寒暑假及12月-1月最容易發生,原因在於長假期及強調團聚的節慶,促使雙方進入長期的密切互動,性別權力不對等問題便從中誘發。所以,為什麼女性更可能受到親密關係暴力(包括家暴)?這不只是生理面向(如力氣大小)的問題。特別在疫情期間,人們在同個空間的互動更為密切,卻更難對外尋求協助。

許多社會支持系統(如家暴防治機構、婦女保護庇護安置所等)受到限制,救援的即時性被影響,間接導致受暴女性獲得支援的機會減少;不僅如此,受暴女性也可能在家受到施暴者的資源威脅,例如生活用品、藥物、金錢等受到控制,女性的性別處境,將在疫情加劇生計困境(Roesch、Amin、Gupta & García-Moreno,2020)。

疫情也反映了社會經濟結構裡的性別不平等問題。Dias、Chance & Buchanan(2020)比較美國COVID-19爆發前後的父親、非父親(沒孩子的男性)及母親、非母親(沒孩子的女性)對照組,他們的被裁員率會如何變動,結果發現,父親被解僱機率為增加6.1%,非父親為10.5%,父親比非父親的被裁員率低;母親被解僱機率為增加10.1%,非父親為12.5%。整體看來,男性被解雇率的機率低於女性,其中又以作為父親的男性解雇率最低,而女性面臨被解雇的風險高於男性,特別是沒有小孩的女性被解雇的機率是兩倍多。

延伸反思,社會經濟與性別文化相互的效果,即是在社會薪資結構不平等的情況下,男性的薪水普遍高於女性,而男性被預設是家庭的經濟主要來源,因此雇主可能會以此考量。女性則被預設是生育及主要照顧者,沒孩子的女性被認為沒有太多家庭經濟壓力,是對照組中解僱率最高的,而母親身分的女性雖然解雇率相較低,看起來似乎很「性別友善」,其實更說明了疫情加深了女性的難處:非母親身分的女性,能力與貢獻被生育與否取代,而有些女性則看似因母親身分「保有飯碗」,但卻得同時兼顧繁重的母職工作,尤其是在疫情下的全天候照顧,金錢也不見得能夠解決的母職過勞。

若點開各大社群媒體或社團,可見幾乎都是以女性(媽媽)崩潰求助。Power(2020)指出因疫情非常時期,女性工作能力可能受家庭照顧所限制,社會也期待女性將照顧工作做得好、做得有效率,因此,Power(2020)也認為當疫情加重女性的照顧責任時,也同時提高女性被解雇的危機,或是只好轉成時間彈性但收入少的兼職工作,這反映了傳統性別角色分工仍然存在。而再回頭細看那些崩潰求助文,不僅只媽媽因照顧而留職停薪、或被解雇的抱怨文,就算是有職業的媽媽,更面臨上班途中(邊線上開會邊留意小孩),或下班趕緊回家料理、洗衣服、消毒家具。

可想而知,疫情放大了舊有社會性別想像,以及性別角色分工模式,男性辛苦賺錢回家可以喘息,而女性可能因照顧期待,或不符合社會的生育期待被迫從職場上退出。而職業媽媽辛苦賺錢回家後,仍需像霍希爾德(Hochschild)說得那樣:進入「第二輪班」,不間斷的負責打理三餐、陪伴小孩、收拾玩具、各種家務。尤其在疫情警戒控管之下,人們不外出避免群聚感染,而媽媽們整天泡在無止盡的公事或家事中,不少媽媽已開始在社群媒體裡書寫患憂鬱症的文章。

總而言之,疫情(或病毒)看似是客觀、中立的科學問題,但事實上,疫情也是社會性的,它會和社會文化互相影響,發酵或反映既有社會及性別結構問題。而或許能試著以下方式重新面對疫情帶來的三重困境:

  1. 在住家空間裡,相互尊重每個家庭成員不同的習慣、生活方式;如果有真的看不慣之處,可請第三位成員協調,或是雙方各退一步,擬定好對彼此都有利、但也不會妨礙對方家規事項,並且雙方都須如實遵守,降低口角或肢體衝突。
  2. 若為雇主,因疫情影響不得不裁員,在考量人員流動上,應以能力或平時辦公表現審核,而非單方面因性別或預設員工立場(如女性有沒有家庭要照顧)而裁員,而是可以真誠地想了解員工狀況的方式進行對談;身為媽媽的女性員工,也因納入個人職涯展望進行思考。
  3. 若為職業媽媽,可以向另一半提出分擔照顧要求,學習家務事分攤,而不是一個人扛。

人們在性別養成的歷程裡,往往認為媽媽「應該」包辦一切,特別是照顧,而女性在學習成為媽媽的過程裡,也可能會內化母職意識,同時造成男性在學習成為爸爸的過程中,就算想幫忙也不知道「合不合情理」,造成雙方衝突。也因此,或許當家庭不再是媽媽單方面的第二輪班,而應是雙方共同付出、共同家務輪班。

在疫情帶來人與人關係緊張的生活裡,若能意識性別如何影響於其中,並且突破性別帶來的互動困境,或許在疫情的當下,反而能成為家庭成員、工作夥伴、親子之間重新培養建立感情,重新理解彼此的新生時刻。

延伸閱讀

參考文獻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