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歐攜手抗中,波音與空中巴士17年補貼爭議暫時劃上休止符

美歐攜手抗中,波音與空中巴士17年補貼爭議暫時劃上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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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歐雙邊關於航太工業的貿易戰早於2004年就已開始,起因為歐洲向空中巴士(Airbus)公司提供補貼。而拜登表示,為了改善並解決美歐關係長期的問題,現在是雙方放下爭議,共同專注於面對中國問題的時候。

編譯:吳宗宜

歐美放下陳年爭端,共同面對中國威脅

6月15日,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訪問歐盟總部,會晤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以及歐洲高峰會(European Council)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等人,雙方同意結束17年來的空中巴士與波音(Airbus-Boeing)爭端,擱置自身爭議以共同因應中國等新興的挑戰。

雙邊關於航太工業的貿易戰早於2004年就已開始,起因為歐洲向空中巴士(Airbus)公司提供補貼。

繼拜登在3月和歐盟達成臨時協議,暫停對包括飛機零件、葡萄酒、牽引機、烈酒、糖漿和起司在內的各種產品徵收報復性關稅後,本協議延續了前述協議的精神,繼續停止互徵上述領域的關稅。

拜登表示,「美國和歐盟都同意對相關產品互相停課關稅五年,我們的協議是為了確保我們的公司和工人能夠有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更重要的是,我們也達成協議,共同對抗中國不公平貿易/非市場行為所帶來的不公平優勢。美國和歐盟將找出具體合作方式,包括加強內外投資以及技術移轉等。美國和歐盟共同的價值,如公平競爭和決策透明等,將使民主世界的聯盟更加強大。」

拜登並表示,此協議解決了美歐關係長期的問題,現在則是雙方放下爭議,共同專注於面對中國問題的時候。

據《紐約時報》報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中國區負責人普拉薩德(Eswar S. Prasad)表示:「拜登政府顯然渴望緩和與傳統盟友的緊張關係,重新建立共同戰線,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態度。隨著美國站出來重新領導G7集團,明顯西方主要經濟體正準備聯合起來,遏制中國不公平的貿易和經濟行為。」

這對歐洲各國來說將是一項微妙的任務,長期以來歐洲與中國有大量經貿往來,不像華盛頓逐漸地將北京視為主要競爭或軍事對手,但歐洲國家也開始明白,中國在習近平領導下曝露的野心、在國外濫用現行貿易制度,以及廣泛侵犯國內人權,都使其不能只視中國為單純的合作夥伴。

如今歐盟將中國定位為經濟的競爭者和體制性的對手,不再像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長期以來所主張,繼續認為貿易和接觸將帶來政治和諧。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表示,美歐雙方已同意將暫停關稅的期限延長五年,以共同應對中國在飛航領域的、尤其是來自國營企業的大量投資。

「在與盟友並肩作戰合作時,我們是最強大的。我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在這個領域建立新合作關係,讓我們的企業員工就能夠在更公平的環境中競爭。」

過去波音和空巴兩公司寡佔了全球龐大的飛機市場,如今他們面臨著來自中國的嚴峻挑戰。在中國官方的大力贊助下,中國商用飛機公司(Commercial Aircraft Corporation of China)在2017年首度公開試飛,此後迅速成為飛機製造領域的主要競爭對手;此外,中國飛航公司都是國營事業,中國政府可以命令其購買國產飛機,這將大量壓縮波音和空巴的市場。

據《BBC》報導指出,空巴執行長福里(Guillaume Faury)早已暗示,未來十年飛機市場的雙頭壟斷可能變成三頭壟斷;因此,當他們現在面對共同的對手時,浪費精力在昨日的戰鬥中是沒有意義的。兩家公司的結盟是更廣泛的美歐關係縮影,即面對中國增長的經濟實力威脅和與俄羅斯日益緊繃的關係,人們似乎意識到美歐需要重新鞏固舊時的盟友。

對此戴琪指出,美國和歐盟將合作去面對中國的不公平貿易/非市場行為,以反映雙方在高標準、公平貿易上的堅持。

「近20年來,我們一直殺紅了眼,但在我們打這場仗的同時,別國也趁機發展了自己的產業,而我們一直忙著對付彼此而沒注意到。」

但她也警告,該協議對歐盟向空巴提供的補貼設定了上限,若歐盟的補貼越過紅線,美國將重新對該公司開徵數十億美元的關稅。「只要歐盟對空巴的補貼符合該協議,美國將繼續暫停課稅,如果歐盟的已使美國廠商無法公平競爭,美國將保留重新啟動關稅的政策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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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關係低谷緩步回溫

美歐貿易爭端在川普(Donald Trump)執政時期加劇,導致一系列與飛機生產無關的公司被兩方報復性的加徵關稅,從法國釀酒商、德國餅乾烘焙商到美國烈酒生產商等均受其害,雙方貿易關係在2019年達到低谷。

在世界貿易組織(WTO)裁定歐盟沒有遵守其對空中巴士的補貼裁決後,美國2019年對歐洲出口產品課徵了高達75億美元的關稅,WTO在2020年11月裁定美國向波音公司提供的補貼為非法後,歐盟隨即向美國輸歐產品課徵高達40億美元的懲罰性關稅作為報復。

2021年3月拜登上任後,雙方同意暫停徵收關稅,協議從3月11日開始,為期4個月,因此雙方的新協議將於7月11日正式生效。

在與拜登於今日的會議取得共識後,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賴恩表示,「確實開啟了我們關係的新篇章,經過17年的飛航爭端,我們從訴訟轉向合作。」

儘管兩國在貿易爭端上取得了突破,但該協議並未完全結束川普時期雙方的貿易爭端。川普政府曾在2018年6月以國安風險為由,對歐洲的鋼和鋁分別加徵25%和10%關稅,此舉激怒了歐洲國家,認為此舉既傷害歐洲生產商,又增加了美國公司進口鋼鐵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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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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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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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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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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