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畫經濟」最終導致蘇聯政權崩潰,中共正走在相同的老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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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接收掌權後,必須以中央極權政治藉口,收回這些經濟諸侯的權力,這造成如同蘇共歷史一樣,經濟問題與政治鬥爭混在一起的無解習題。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100歲生日,現在中國共產黨是全球最有權威的政黨,在中國黨國一體的體制下,所有的政治權力皆由一黨專政的中共所掌握。習近平為中共總書記,是權力核心。他掌權後的中國經濟、政治、外交皆發生了天搖地動的變化。
回顧中共的歷史,這個由蘇聯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CPSU簡稱「蘇共」;前身為俄國社會民主黨〔Russia 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扶持的中國政黨,在建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70年間(1949至今),由毛澤東創國的中央集權及國有化政策,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至今天習近平回歸黨及馬克思主義的路線,和蘇聯共產黨長達70餘年(1917-1991)的一黨專政歷史,有極為相似的政治循環。
大致上,蘇共與中共有相同的統治體制,即是在行政上要求國家高度極權專制,但中央又講求集體領導的個人權力鬥爭系統。
蘇共在史達林長達約30年的執政下,雖然大肅清(Big Purge,1934-1938)時期的血腥鎮壓在歷史上惡名昭彰,但蘇聯經濟在五年計劃的高速發展,確實奠定蘇共與西方對抗的實力。從1953年的多頭領政到1955年接班的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執行修正主義,在之後10年裡,也持續蘇共的經濟成長。
但在美俄冷戰環境下,蘇聯經濟於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主政時期由盛轉衰,經濟成長停滯,並在內憂外患的衝擊下,最終在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時期,改革無力造成蘇聯解體的悲劇。
根據蘇聯經濟專家Gur Ofer教授的研究,1928年(史達林〔Joseph Stalin〕執政初期),蘇聯經濟體約為美國經濟的四分之一,1955年(赫魯雪夫執政初期),蘇聯經濟體約為美國經濟的40%,1977年(布里茲涅夫執政中期)蘇聯經濟體達到美國經濟的60%,1975年蘇聯的人均GDP約為美國的52%。
事實上,蘇聯在冷戰期間,一直到80年代後期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80年代末期,日本才取代了蘇聯成為第二大經濟體。1950年代,蘇聯經濟成長率約為5.2%,但1980年代降為2.0%。
蘇聯經濟由盛轉衰的歷史結果,是否代表了中央極權及計劃經濟的宿命?
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如同蘇聯前期一般,1980年從鄧小平改革開放至2020年,40年裡經濟迅速起飛,中國現在也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近年來經濟成長率持續減緩,必須不斷藉著基礎建設投資解決短期成長停滯問題,高額計劃經濟的資本投入,是否能如期提升長期成長,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是否會重新與美國形成冷戰格局,習近平是否將如布里茲涅夫,位於國家經濟由盛轉衰的轉捩點,最終中共會重蹈蘇共覆轍;亦或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能超越西方資本主義,成為獨樹一格的永續共產政權?
蘇共的歷史與政治循環
蘇聯共產黨是由列寧(Vladimir Lenin)等馬克思主義政治運動者,於1898年建立於明斯克(Minsk,現在的白羅斯首都)。1903年分裂為多數派(布爾什維克派)與少數派(孟什維克派),後來列寧主持的布爾什維克派於1917年正式建黨,並於十月革命推翻沙皇政府取得政權;1918年布爾什維克黨改名為俄國共產黨,後於1952年再度改名為蘇聯共產黨。
蘇聯為黨國一體制度,蘇共一黨專政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前,被葉爾欽(Boris Yeltsin)將權力收回至俄羅斯總統身上,結束了20世紀蘇聯及創造全球政治傳奇的政黨。
「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經濟循環似乎是共產國家的極權政府的定律。以蘇聯的歷史來看,史達林的暴力形式及極權政府,形成了權力集中於黨中央的領導階層。共產黨對基層的嚴密控制,在每一個經濟計劃裡,使得國家資源在執行大型建設極有效率。這也是史達林時代(1920年代末期至1953年),在暴力摧毀地方勢力及私有財產制度後,得以迅速發展大規模國家建設而使經濟高速成長的原因。
但蘇共官僚制度的僵化成為創新的障礙,底層也缺乏市場規範無法自主發展動力。經濟在極權控制下最終成為貪污的官員與無作為基層的共生體。這便是「一抓就死」的經濟問題。此時民生物資的缺乏產生民怨,黨的集體領導經鬥爭後產生新的領導,往往以改革開放的修正主義進行經濟改革,但在缺乏市場規範及法治的環境下,物價波動及政商勾結又產生「一放就亂」的社會動盪,此時的政治鐘擺又將回到黨紀及極權。
這樣的政治經濟循環在蘇共歷史得到證實:史達林的國有化政策及農業集中制、赫魯雪夫的修正主義、布里茲涅夫的回歸中央計畫經濟與戈巴契夫的經濟改革政策,這樣的經濟與政治循環成為蘇共70年政權解不開的死結。

布里茲涅夫時期由盛轉衰的蘇聯經濟
布里茲涅夫當政期間正是蘇聯經濟轉捩點。之後蘇聯領導人,曾批評布里茲涅夫時期的經濟停滯時代(Era of Stagnation),是來自對赫魯雪夫時期採行的修正市場經濟政策的扼殺。
綠能x數位,科技助攻水產養殖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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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養殖結合太陽光電是一種創新的經營模式,讓漁場除了既有的漁獲外,更能提供綠電創造額外收益,國內更有漁場順勢導入數位工具管理養殖環境,持續提升水產質量。我們可以看到,數位與能源的雙軸轉型正在養殖漁業發生。
糧食生產是農漁業的主要功能,順應環境選擇不同的作物與耕種策略,是農漁民智慧的累積,臺灣的農漁業實力更是享譽國際。然而,由於整體產業結構轉型、生活型態轉變,傳統看天吃飯的一級產業,較不容易成為新世代就業的優先選項,如何在現有產業基礎上創造新商機、吸引年輕人返鄉,是各界都在思考的課題。
近年來,各國政府致力推動再生能源以實踐減碳,在不同場域、建物等結合光電開發的複合式發展模式,成為兼顧空間利用效率、提高單位面積產值的創新解決方案,這樣的趨勢正在農漁業現場發生。
農漁業結合光電創造附加價值
農電共生可提供自給自足的再生能源,還能保護農作物免受極端天氣影響,提高生產韌性,多餘的電力也可以躉售,提升農民收入。著眼於光電帶來的附加價值,越來越多國家看好農業結合太陽光電的發展潛力,德國、日本已有多個果園結合太陽光電從事農電共生,法國也實驗在成列的葡萄藤上安裝太陽光電模組。
不只農業,國際也開始出現結合水產養殖與太陽光電的漁電共生。例如美國切薩皮克灣(Chesapeake Bay)發展出太陽能牡蠣生產系統,不僅實現綠電自發自用,漁產收穫量更高達傳統養殖場的45倍;而在養蝦大國越南,也開始執行養蝦場結合太陽能發電的漁電共生計畫,為養殖場提供穩定電力並帶來漁獲,一舉兩得。

數位轉型為漁電共生添助力
漁電共生是利用漁業養殖場域結合太陽光電設置,期能改善生產環境、增加漁民收益,創造土地多元利用,是臺灣積極推動的重要政策方向之一。不過其他國家與臺灣的漁電共生開發型態不太一樣,其他國家多以沿海鋪設水面型光電為主,臺灣的漁電共生則採用室內養殖場搭配屋頂型光電,或室外魚塭搭配立柱型/水面型/塭堤型光電設備,近年來在許多漁民與光電業者的努力合作下,這樣的複合式土地利用模式逐漸展現效益。
不同養殖物種的環境需求不一,漁電共生導入的過程須經磨合,運用魚塭上方架設太陽能板,冬天防寒害、夏天助降溫,並配合不同物種的習性調整投料策略,同時結合數位環境監控系統調節養殖環境,進而達到提高漁獲收益之積極目的。

光電開發帶來的效益,也讓原本衰頹的產業地景重現生機,例如位於臺南七股的日運案場,原本是高鹽度的廢棄魚塭地,在養殖專家與在地青年的協力下,透過微生物、益生菌來控制池水,搭配AI數位化儀器監控養殖過程,持續累積養殖數據建立資料庫,烏魚、虱目魚、白蝦的混養模式已多次收成;四鯤鯓漁電共生案場過去同樣是廢棄魚塭,改建為室內型漁電共生案場後,能精準控制環境變數以從事精緻養殖,已成功育成一尾重達30克以上的白蝦。
由於漁電共生帶來的效益逐漸獲得認同,有別於過去多為光電業者發起的開發模式,最近也出現由漁民發起的漁電共生規劃,例如茄萣區不少養殖戶視漁電共生為吸引青農返鄉的契機,積極爭取納入漁電共生先行區;目前採用塭堤型與立柱型的光電設施,養殖的虱目魚也已開始收成。

養殖漁業正在實現數位與能源的雙軸轉型
數十年來漁民的養殖專業與經營視野,讓臺灣水產養殖產業在國際上向來有一席之地,但近年來確實也面臨產業結構轉型、從業人口老化凋零的挑戰;如今結合光電的漁電共生模式,讓原本看似傳統的一級產業開始蛻變,養殖模式、經營模式、商業模式不斷創新,也吸引更多青年關注與投入;臺灣養殖王國的美名,相信在不久的未來,將藉由數位與能源的雙軸轉型,再次展現耀眼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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