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跟華人交往也要管？從三起種族歧視事件談新加坡多元的假象

在今年的這三件種族歧視爭議事件發生後，一眾新加坡學者連署呼籲社會正式種族歧視問題，以及要求《聯合早報》善盡媒體責任，正視新加坡少數族裔日常遭受的結構性歧視問題。如果讀者們還記得的話，新加坡在2020年還發生兒童繪本出現涉及種族歧視的內容，最終出版社在輿論壓力下停售該繪本，可見歧視問題是經年累月而成的。

在野的工人黨政治人物佘雪玲就對近期發生的種族歧視事件，提出了幾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她說，除了互賞各族群的美食，參與各族群的紀念日子以外，社會可否從這三方面着手：

首先是組屋區的各族群配額 ：時至今日，組屋的各族群組成，必須和新加坡族群人口比例一致，因此各區組屋中，馬來裔、印度裔居民必然佔少數。因此佘雪玲質疑此政策是否合時宜，或者成了少數族群購買或銷售組屋的絆腳石？

第二，是專收精通母語與英語學生的特別輔助計劃學校（SAP schools），佘雪玲認為應提供更多名額給少數族群中的優秀學生就讀，或確保在這些校園內有更多元族群的教職員。

第三，就業市場。佘雪玲指出，儘管公眾可透過由全國職工總會（NTUC）、人力部（MOM）和新加坡全國雇主聯合會（SNEF）推動的《勞資政公平僱傭守則》，來證明他們在職場上遭受歧視，但推動反歧視法會更有效。

我對於佘雪玲提到的第一、二點，是比較有感觸的，生活、受教育的場域，決定了華裔與友族的距離。我就以個人為例，來為大家了解說明我這世代部分新加坡人的成長經歷。

許多1980年代長大出生的新加坡華人，自在小方方正正的國宅（後稱組屋）長大，由於租屋的居民組成是按照族群人口比例分配的，生活周遭多是華人，與友族小孩交流的機會有限。接著所上的小學和中學都是以華裔爲主的學校，除了精煉自己的官方母語—華語，還要搞好英語以及其他以英語為教學媒介語的數、理、文學和東南亞歷史等科目。課後消遣，都和華語息息相關，如觀看華語配音的周星馳喜劇電影、香港電視連續劇，還有新加坡本土的華語連續劇，所接觸的英語源流資訊很少，對於同時代的另一部新加坡英語情境喜劇《Under One Roof》（同在一個屋簷下）僅一知半解，知道多數演員為說英語的華裔，但不清楚也有異族演員也會在片中串門子。

中學畢業後，到了高職學院或大學，抑或是服兵役的時候，才開始有機會和少數族群的同學交流。也許這些時期，才發現歐亞裔（Eurasians）的存在，也才發現原來開齋節和屠妖節不是馬來人、印度人的新年。那如果很不巧地，一個新加坡華人在職場中沒其他友族同事的話，那這個人終其一生是相當「單一」的。

和筆者同輩的華人的生命經驗尚且如此，那「紅衣男羞辱跨族群情侶事件」中的前理工學院講師陳文利已60歲，他所走過的時代，可能未必比吾輩更多元。筆者不贊同陳文利在公開場合以及課堂上的言論，但不幸的是，新加坡的華人社會中，與陳文利有相同理念者不少，而且也常「雙標」，他們可能會贊同別人家庭有異族人的加入，但遇到自己的子女與異族通婚，馬上就擺出反對的姿態。即將在下個月，於台灣上映的新加坡喜劇電影《媽哩媽哩烘》(Not My Mother’s Baking) ，就是以輕鬆詼諧的態度，來探討這一類思維。

我們可以從社會結構和公共事務方面，嘗試去解決因歧視而引起的喧囂。但是在喧囂之後，新加坡社會還是要面對問題的本質，無論是多數族群或少數族群，彼此確實存在因不了解而心生的歧視。筆者始終認為，喧囂之後，真正的理解到來之前，套日本動畫《機動戰士Z鋼彈》主角阿姆儸的台詞：「人類還是要犯同樣的錯誤。」

最後，我最近在搭計程車時，遇到一個年紀與我差不多，但對「紅衣男羞辱跨族群情侶事件」不以為然的司機，我始終認為應該與不同意見者良性溝通，因此建議他可參考為少數族群發聲的學者、作家、記者的文章，如范國翰Jolovan Wham、亞菲言A’lfian Saat、韓俐穎Kirsten Han，有興趣的讀者也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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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吳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