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跟華人交往也要管?從三起種族歧視事件談新加坡多元的假象

印度人跟華人交往也要管?從三起種族歧視事件談新加坡多元的假象
Photo Credit: Reuters/ TPG Images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新加坡曾在1964發生兩次嚴重的種族衝突,儘管在1997年開始把7月21日定為非公共假期的《種族和諧日》,也沒有發生重大的種族衝突事件,但在多元族群的表像下,在以華人為主的新加坡社會,少數族群遭歧視的現象仍存在。

過去一個月,新加坡出現令人矚目的三起與種族歧視有關的事件。

首先,在今年5月底,一位馬來裔女性Sarah Bagharib 在其Instagram(簡稱IG)賬號發文,不滿新加坡的半官方組織「人民協會組織」(People’s Association),在一個開齋節公開活動上,沒有先行通知的情況下,擅用了她的結婚照片製作成人形立牌。她在IG的帖文表示(現已不設公開),這原本是她個人的分享與喜悅,卻變成了該機構對「馬來/新加坡穆斯林文化」缺乏敏感的烏龍事件。

接著6月6日,發生了《紅衣男羞辱跨族群情侶事件》。一名擁有西班牙、印度、菲律賓血統的混血兒Dave Parkash上傳了一段將近十分鐘的影片,講述他和華裔泰裔混血兒女友在新加坡知名的烏節路逛街時,一名身穿紅衣並綉上新加坡字樣的華裔男子走過來説,身為印度男子不要「獵食(preying)」華族女子。兩人當場就針對種族與跨族群戀愛,展開了辯論,而這名紅衣男子說,印度裔不找同族為伴侶,是多麽令家族「蒙羞」的事情。

該影片很快引起新加坡社會的熱議,這事件引起了身為印度裔的新加坡現任內政部長兼律政部長尚穆根的關注,他看完影片之後在官方臉書批評相關種族歧視的言論太離譜了,他寫道:「我覺得新加坡過往在種族和諧方面,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但是,以目前的情況來看,我不確定了(I used to believe that Singapore was mov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on racial tolerance and harmony. Based on recent events, I am not so sure anymore)」

爾後,紅衣男的身份被揭穿,是義安理工學院前工程系講師陳文利(Tan Boon Lee,名字音譯,60歲)。曾經被他授課的少數族群學生,紛紛分享他們在過去上他課堂的經歷。其中一名22嵗女生Nurul Fatimah Iskandar在其IG限時動態寫道,他的課堂所用的PowerPoint簡報,對伊斯蘭教《可蘭經》和先知穆罕默德的見解,已到了伊斯蘭恐懼症的地步,Nurul聼不下去便離開了講堂。此外,陳文利也被另一名網民揭露,他曾在課堂上發表對基督教的冒犯性言論。

經義安理工學院展開調查後,在6月17日發表聲明終止陳文利的合約。義安理工學院表示,「我們的職員必須尊重本地社會的文化、宗教、種族差異,時時刻刻維護世俗與公平的立場。對該名職員的紀律處分反映了本學院提供安全、包容和尊重的校園環境的承諾。」

比較令人啼笑皆非的,就是第三起「敲鑼女事件」,一名華裔女子被拍到,故意在信奉印度教(Hinduism)的印度裔鄰居Livanesh於家門外進行對神明的膜拜儀式時,拿著鑼敲打一番。新加坡警方在6月10日指出,已經針對上述的案件展開調查。

「敲鑼女事件」的出現,也引發了另一場網絡爭議。以諷刺新加坡社會和時事的搞笑網紅@theroycelee (Royce Lee),於IG限時動態以「敲鑼女事件」大作文章,但出現了反效果,引起許多網民的抨擊,最終這名網紅在IG帳號公開po文,對於早前的行爲感到抱歉,並且引用了新加坡伊斯蘭女性公民組織 @beyondhijabsg的IG帖文,表達對新加坡少數族群遭歧視的正視。

新加坡的族群衝突歷史

新加坡非常在乎種族和諧,畢竟在未獨立之前,還是馬來西亞的一部分的時候,1964年7月21日以及9月3日就經歷了兩次種族騷亂

1963年新加坡與沙巴、砂勞越與馬來亞共同組成馬來西亞後,當時李光耀領導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和馬來西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領導馬來民族統一機構(簡稱巫統) ,對於管理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馬來亞半島,出現了分歧而導致馬來族與華族出現不合。

接著在1964年7月21日的先知穆罕默德誕辰遊行中,部分馬來青年在新加坡維多利亞街毆打一名華裔腳踏車騎士,而芽龍14巷出現來自巫統的青年,高喊「打華人」的口號。這兩處的騷亂蔓延至靠近市區的丹戎巴葛區的Palmer Road,以及在小印度區内的Madras Street。同年9月3日的騷亂,是因一名馬來裔三輪車車夫,在芽龍士乃區被殺而引發的。兩起騷亂導致了36死,556傷,5007人被逮捕,近20間由華裔擁有,分別座落在芽龍區和惹蘭友諾士(Jalan Eunos)區的店鋪被燒毀。新加坡在隔年1965年獨立之後,把人們在法律面前皆平等寫進了《新加坡共和國憲章》。

騷亂過了33年後的1997年,新加坡把每年的7月21日定為非公共假期的《種族和諧日》(Racial Harmony Day)。原本是由教育部倡導的日子,後逐漸由人民協會以及社區發展理事會(Community Development Council)來主辦相關紀念活動,如在中學、小學校方鼓勵學童穿上各自的民族服裝來上課,校園會出現不同族群的美食,和接觸傳統遊戲來教導各族群和諧的重要性。

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

在今年的這三件種族歧視爭議事件發生後,一眾新加坡學者連署呼籲社會正式種族歧視問題,以及要求《聯合早報》善盡媒體責任,正視新加坡少數族裔日常遭受的結構性歧視問題。如果讀者們還記得的話,新加坡在2020年還發生兒童繪本出現涉及種族歧視的內容,最終出版社在輿論壓力下停售該繪本,可見歧視問題是經年累月而成的。

在野的工人黨政治人物佘雪玲就對近期發生的種族歧視事件,提出了幾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她說,除了互賞各族群的美食,參與各族群的紀念日子以外,社會可否從這三方面着手:

首先是組屋區的各族群配額 :時至今日,組屋的各族群組成,必須和新加坡族群人口比例一致,因此各區組屋中,馬來裔、印度裔居民必然佔少數。因此佘雪玲質疑此政策是否合時宜,或者成了少數族群購買或銷售組屋的絆腳石?

第二,是專收精通母語與英語學生的特別輔助計劃學校(SAP schools),佘雪玲認為應提供更多名額給少數族群中的優秀學生就讀,或確保在這些校園內有更多元族群的教職員。

第三,就業市場。佘雪玲指出,儘管公眾可透過由全國職工總會(NTUC)、人力部(MOM)和新加坡全國雇主聯合會(SNEF)推動的《勞資政公平僱傭守則》,來證明他們在職場上遭受歧視,但推動反歧視法會更有效。

我對於佘雪玲提到的第一、二點,是比較有感觸的,生活、受教育的場域,決定了華裔與友族的距離。我就以個人為例,來為大家了解說明我這世代部分新加坡人的成長經歷。

許多1980年代長大出生的新加坡華人,自在小方方正正的國宅(後稱組屋)長大,由於租屋的居民組成是按照族群人口比例分配的,生活周遭多是華人,與友族小孩交流的機會有限。接著所上的小學和中學都是以華裔爲主的學校,除了精煉自己的官方母語—華語,還要搞好英語以及其他以英語為教學媒介語的數、理、文學和東南亞歷史等科目。課後消遣,都和華語息息相關,如觀看華語配音的周星馳喜劇電影、香港電視連續劇,還有新加坡本土的華語連續劇,所接觸的英語源流資訊很少,對於同時代的另一部新加坡英語情境喜劇《Under One Roof》(同在一個屋簷下)僅一知半解,知道多數演員為說英語的華裔,但不清楚也有異族演員也會在片中串門子。

中學畢業後,到了高職學院或大學,抑或是服兵役的時候,才開始有機會和少數族群的同學交流。也許這些時期,才發現歐亞裔(Eurasians)的存在,也才發現原來開齋節和屠妖節不是馬來人、印度人的新年。那如果很不巧地,一個新加坡華人在職場中沒其他友族同事的話,那這個人終其一生是相當「單一」的。

和筆者同輩的華人的生命經驗尚且如此,那「紅衣男羞辱跨族群情侶事件」中的前理工學院講師陳文利已60歲,他所走過的時代,可能未必比吾輩更多元。筆者不贊同陳文利在公開場合以及課堂上的言論,但不幸的是,新加坡的華人社會中,與陳文利有相同理念者不少,而且也常「雙標」,他們可能會贊同別人家庭有異族人的加入,但遇到自己的子女與異族通婚,馬上就擺出反對的姿態。即將在下個月,於台灣上映的新加坡喜劇電影《媽哩媽哩烘》(Not My Mother’s Baking) ,就是以輕鬆詼諧的態度,來探討這一類思維。

我們可以從社會結構和公共事務方面,嘗試去解決因歧視而引起的喧囂。但是在喧囂之後,新加坡社會還是要面對問題的本質,無論是多數族群或少數族群,彼此確實存在因不了解而心生的歧視。筆者始終認為,喧囂之後,真正的理解到來之前,套日本動畫《機動戰士Z鋼彈》主角阿姆儸的台詞:「人類還是要犯同樣的錯誤。」

最後,我最近在搭計程車時,遇到一個年紀與我差不多,但對「紅衣男羞辱跨族群情侶事件」不以為然的司機,我始終認為應該與不同意見者良性溝通,因此建議他可參考為少數族群發聲的學者、作家、記者的文章,如范國翰Jolovan Wham、亞菲言A’lfian Saat、韓俐穎Kirsten Han,有興趣的讀者也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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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吳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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