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勾結外國勢力的證據,以《港區國安法》對蘋果日報下手合理嗎?

缺乏勾結外國勢力的證據,以《港區國安法》對蘋果日報下手合理嗎?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就目前看來,警方證據主要是有關從《逃犯條例》事件以來,在蘋果日報發表一百多篇報導、評論和社評,缺乏其他實質性的「勾結外國勢力」的證據,更加深了「言論罪」的擔憂。

6月17日,警方高調以《港區國安法》拘捕香港蘋果日報五名高層,警方同日宣佈引用《港區國安法》,凍結蘋果日報有限公司、蘋果印刷有限公司及蘋果動新聞三間公司的部分資產約1800萬港元,並落案起訴三公司。稍後,警方正式立案起訴張劍虹和羅偉光。根據最新的評估,蘋果甚至可能在幾天内就要關門。

這次拘捕是《港區國安法》頒佈後,第一宗真正涉及「新聞自由」的《港區國安法》案件,尤其是總編輯、副社長、和動新聞總監三人,都是蘋果日報(和壹傳媒)中直接負責内容生產的最高層。以《港區國安法》起訴新聞機構(三公司)也是《港區國安法》時代首例,其中蘋果印刷公司只負責印刷也被起訴。

毫無疑問,他們會否和如何被起訴,用什麼證據,能否定罪,和《港區國安法》時代下的新聞自由息息相關。就目前看來,警方證據主要是有關從《逃犯條例》事件以來,在蘋果日報發表一百多篇報導、評論和社評,缺乏其他實質性的「勾結外國勢力」的證據,更加深了「言論罪」的擔憂。

《港區國安法》在去(2020)年剛剛出臺的時候,筆者就論述過,《港區國安法》中的條文寫得非常寬泛,可以幾乎無限演繹,涉及的範圍相當廣。特別是其中的「煽動罪」,現在大家都看到,喊一句「光時」、「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等,展示一個標語,派發一張傳單,都可以算作煽動分裂或顛覆國家政權。

在《港區國安法》四大罪中(分裂國家、顛覆政權、恐怖活動和勾結外國勢力),「勾結外國勢力」罪非常特別。前三大罪都有相應的煽動罪(煽動、宣揚諸如此類),勾結外國勢力則沒有「煽動罪」。從這個意義看,勾結外國勢力是一種行為罪行,而不是言論罪行,控告新聞媒體「勾結外國勢力」,比控告它犯下其他三大罪的相應煽動罪要求理應更嚴格。然而,這不等於「勾結外國」沒有「言論罪」。

《港區國安法》「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規定的定罪條件如下,

第二十九條 為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涉及國家安全的國家秘密或者情報的;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串謀實施,或者直接或者間接接受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的指使、控制、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實施以下行為之一的,均屬犯罪:

(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戰爭,或者以武力或者武力相威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造成嚴重危害;

(二)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和執行法律、政策進行嚴重阻撓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進行操控、破壞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四)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五)通過各種非法方式引發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對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憎恨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從條文看,「勾結外國勢力」分兩類,第一類是為外國提供情報,即通常稱為間諜罪。第二類是「請求外國」、「串謀外國」和「接受外國指使或支援」實施「五大行為」。間諜罪當然需要有「提供情報」的事實。第二類則必須有兩個元素,第一個有「勾結外國」的三種情況(請求、串謀、受指使),第二個是「實施五大行為」。粗略看來,這些都涉及具體的行動。

但魔鬼在細節。它依然存在兩個「漏洞」(loopholes),能和言論扯上關係。

首先,是三種情況中的「請求」

其中三種情況中「請求外國實施」是最可能被拉上言論的。其他兩種情況都必須有具體的行為,串謀必須要具體的「合謀」行為;接受指使或支援,必須下命令或資金收受利益。唯獨「請求」條款的意義非常廣。

在《港區國安法》頒佈後,人民網專門有一篇解讀文章〈港區國安法中的「勾結外國勢力」如何理解?國務院港澳辦回應〉,有例子:「至於說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要舉個例子的話,去年修例風波當中也有人到國外去乞求外國政府制定法律對中國政府進行制裁,這也是故意而為。如果造成後果的話,那也是可以論罪處罰的。」

根據這個例子,到有人主動到國外「乞求」算請求。與之同等嚴重或其他更重的情況當然也算「請求」,但其他更輕的情況是否算「請求」則沒有說明。

把「請求」細分一下,可分為不同層次。

上門到美國國會遊說當然可認為是「請求」,但在報紙上出錢刊登廣告「呼籲外國制裁」算不算請求,或者在報紙上發表社論或評論文章「呼籲外國制裁」是否算「請求」,就有很大的解釋空間。如果根據普通法的原則,這種面對公眾的,沒有特定對象的請求,比較難入罪,但在《港區國安法》時代,邏輯就不一樣,多半算。

更嚴峻的問題是,如果有人發表評論,認為「外國應該制裁」,甚至只是評論制裁這種的行為優劣或可能性而不加判斷應否的問題,這是客觀評論還是一種「請求」?如果報紙報導「有人請求外國制裁」,在報導中語氣傾向支持,這是否又算一種「請求」?此外,作為一家報紙,如果刊登了「呼籲外國制裁」的廣告,算不算「請求」?這些都非常模糊。

筆者翻閲了部分蘋果日報在《逃犯條例》事件中的文章(不肯定是否警方所謂的一百多篇中的文章),其中相當多的文章,根據以上「請求」的詮釋,都有入罪的可能。警方最後用上哪些文章作為證據起訴,是觀察紅線所在何方的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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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是「五大行為」中的第五條「非法方式引發憎恨」

在「勾結外國」實施的五大行為中,第一種是「發動戰爭或以武力或者武力相威脅嚴重危害主權」,第二種是「阻撓執政」,第三種是「操控選舉」,第四種是「制裁」,第五種是「引發憎恨」。

其中,「發動戰爭」這項的入罪門檻最高,必須具備「造成嚴重危害」這個結果方可入罪(當然,在中國語境下,是否造成嚴重後果還是它說了算,但這裡只分析條文)。「阻撓執政」和「操控選舉」,則都只需「可能造成嚴重後果」即可。「制裁」就連「可能造成嚴重後果」也不需要,只要「請求」外國制裁,就可以入罪。

但最寬泛的還是第五種「非法方式引發憎恨」,能「引發憎恨」的方式幾乎都是言論或和言論表達相關的行動。其他四大行為的指向都相對明確。引發憎恨卻很可能是無上綱的。批評中國政府,批評香港政府,甚至批評香港警察,批評香港的房屋制度,都可能會「引發憎恨」。而且,定罪元素中只要「可能造成嚴重後果」就可以入罪。

值得注意的是,引發憎恨不一定是當事人能控制的,而在於其受眾是否被引發憎恨。這樣在定罪上,理論上即可能是高門檻,又可能是低門檻。比如,檢控很可能必須證明有人被當事人「引發憎恨」(高門檻);但很可能,即便當事人原意不是引發憎恨,但有人的憎恨被引發了,當事人也可能被控(低門檻)。鑒於香港現在的實際情況,低門檻更有可能。

「非法方式引發憎恨」的另一項定罪元素是「非法方式」。表面看來,「非法方式」是一個高門檻,但如何理解「非法方式」非常關鍵。

在〈港區國安法中的「勾結外國勢力」如何理解?國務院港澳辦回應〉也有例子:「張曉明舉例,如果通過造謠的方式引起全社會對政府的某種仇恨,類似於去年修例風波中印象比較深的,突然有人造謠說香港太子站發生打死人事件,把社會不滿情緒集中指向香港警方,子虛烏有的事情。」

根據這個例子,「造謠」算是「非法方式」。然而,「造謠」與否本身就很有彈性,完全無中生有的「造謠」當然可以證明,但有人看到部分事實,加上自己的理解而產生傳言是否算造謠,已經非常模糊。比如「太子站打死人事件」,現在基本認為是不可信的,但當時一片混亂,或許最初真有人相信「打死人」。牽涉面更廣的是所謂的「傳謠」者,因為傳謠也算「散播虛假信息」,在散播中甚至比「造謠」更重要。

從港澳辦舉出這個例子的更深憂慮就是,根據香港現行法律,沒有「謠言罪」,即沒有專門針對蓄意散播虛假信息的特定刑事罪行。可是,香港警方通常以《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第161條「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控告之。

在香港,「不誠實使用電腦」實際上是萬能的籮筐罪。反正現在幾乎所有能「引發憎恨」的行為,都會通過電腦或手機才能傳播得開,所以但凡使用了電腦或手機,就可以被「不誠實使用電腦」這個籮筐罪而被定義為「非法方式」。也就是說,只要是「引發憎恨」,就幾乎必然可以算成是「非法的」。

比如,有人發表了一篇「引發憎恨」的評論文章,如果發表在臉書上,就可以被認為是「非法方式」(不誠實使用電腦)。即便在傳統紙媒上發表,寫作用電腦,投稿用到email,都逃脫不了和電腦的關係。即便對傳媒而言,如果刊登「引發憎恨」的文章,那麼同樣有可能被認為「非法方式」。

在人民網的文章中也強調:當然,一般的「憎恨」不可能構成犯罪。這裡的「憎恨」明確規定了可能造成嚴重後果才可能構成犯罪。然而,「可能造成嚴重後果」可以很隨意地放大縮小,畢竟,萬事都有可能。在《港區國安法》的英文版本中,「可能」的用詞是「be likely to」,這種表述排除了可能性很小的情況。然而,《港區國安法》以中文版為準,完全可能以後被解釋為類似「be possible to」,則只要有很小的可能也會被入罪。

把「請求」和「引發憎恨」相結合,那麼定罪元素就更寬鬆。比如,在報紙上發表涉及外國組織關注香港的人權狀況的文章,就存在違反《港區國安法》的風險。

在蘋果日報案中,另一項令人關注的法律問題,就是《港區國安法》的追溯力。

根據目前警方所言,涉案文章自2019年逃犯條例開始,但有多少是2020年7月1日《港區國安法》頒佈之後發表的文章,則沒有明言。根據《港區國安法》,不能追究2020年7月1日以前的行為。所以警方到底掌握了多少能用於起訴的證據?會不會在起訴中,實際地運用上2020年7月1日之前的事作為證據?這都事關《港區國安法》的「實際」追溯力的問題。這裡就不展開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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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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