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中國奇幻商業大作《超級的我》與《刺殺小說家》,票房表現為何大相徑庭?

【影評】中國奇幻商業大作《超級的我》與《刺殺小說家》,票房表現為何大相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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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刺殺小說家》與《超級的我》的創新之處正在於,當它們戮力於尋找故事中的「異」時,對於所謂「異域」的建構已不再侷限於具象的地理異世界,而跨足到對時間、意識與存在的抽象思索。

文:張婉兒

三年前,韓延執導的漫改動作冒險片《動物世界》(2018)將鏡頭對準封閉郵輪上的生存遊戲,在典型的好萊塢敘事下,以腦洞大開、運鏡流暢的特效激盪主角的憤怒奇思,展現令人驚艷的商業執行力。

如果說,彼時《動物世界》的問世預示著華語電影已逐步具備調度微架空、高概念商業類型的工業實力,那麼由路陽執導的奇幻冒險動作片《刺殺小說家》(2021)憑藉其絢麗的視效與浩瀚的世界觀,無疑再度印證:技術將不再是困囿內容發揮的絆腳石,反而有機會成為讓想像力馳騁的羽翼,大幅提升故事的可看性。

《刺殺小說家》「全員集結」版海報-2月26日上映
Photo Credit: 原創娛樂提供
《刺殺小說家》

與《刺殺小說家》一樣遊走於現實與虛境的,還有張翀執導、《復仇者聯盟》系列導演羅素兄弟監製的《超級的我》(2021)。精巧細密的特效和打鬥設計,同樣為該片的奇幻屬性拉滿了氣氛。

然而,兩片的票房表現卻大相徑庭。據傳《刺殺小說家》投資成本介於4-5億人民幣(亦有稱不低於7億),在中國大陸春節檔上映,雖然受同期雙強作品《唐人街探案3》與《你好,李煥英》壓制,票房表現難稱得上驚喜,但依然穩步開出累計10.35億人民幣的票房成績;耗資2億的《超級的我》於四月初上映,票房走勢卻一路低迷,終究未能突破千萬人民幣。究其根本,最終還是回歸到對內容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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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的我》

探索未知之「異」

倘若將「奇幻」置於與「現實」相對的光譜,我們或能發現,幾乎所有奇幻作品都在探索並構建一個相對於熟悉之「我」的未知之「異」。

而《刺殺小說家》與《超級的我》的創新之處正在於,當它們戮力於尋找故事中的「異」時,對於所謂「異域」的建構已不再侷限於具象的地理異世界,而跨足到對時間、意識與存在的抽象思索。

在《超級的我》中,沒沒無聞的小編劇桑瑜(王大陸飾)飽受噩夢侵擾,無法辨清夢境與現實。當虛實兩界的模糊流動成了他生活的常態,他也宛如在一夕間獲取穿梭於不同時空的金鑰匙,擁有開啟另一種人生的無限可能。

在這一過程中,也帶出了影片的無數拋問:如果意識曾經經驗過,是否就證明經驗確實存在?如果肉體餘有傷痕,是否就揭示夢境實際為真?這當中的諸多曖昧不可解,含混不可知,讓故事的奇幻之「異」有了更多讀解的空間。

不過,較之《超級的我》仍舊在精神分析框架下玩夢裡夢外的翻轉,《刺殺小說家》事實上做到了更為龐大且不可思議的三層文本調動:路空文(董子健飾)筆下的小說異世界,關寧(雷佳音飾)的異都夢境,以及李沐(于和偉飾)的新科技統領下的近未來現實。三個世界相互參照,相輔相成,彼此驗證,互為因果,也不知到底是誰滲透進了誰的故事。

這不單單只是創作者機關算盡的文本遊戲而已,想像力的張狂外延事實上讓這些文本成了可以自由生長的有機體,直到最後一刻,都在引領著觀眾於狂想中肆意飛奔。這躍動著的新鮮脈搏,讓人尤為振奮。

《刺殺小說家》劇照3-董子健
Photo Credit: 原創娛樂提供
《刺殺小說家》董子健

尋覓情感起點

細察兩部電影的立基點,不約而同都起於寫作者的私我困境——在創作瓶頸中的精神無措。這實際上觸及了創作的靈性層面,一方面創作者赤裸地卸下「靈感」的聖光,以殘酷的自我揭露將創作焦慮轉嫁到奇幻異想上,並往往藉由作者的象徵性死亡來續寫故事;另一方面,它也確實帶有強烈的作者意識,是最直覺簡單的故事切口,但同樣容易落入自戀的陷阱中。

《超級的我》顯而易見地選擇直接將這樣的基點當作人物起點——汲汲渴望成名的桑瑜懷才不遇、窮迫潦倒,直到有一天他化危機為轉機,解封夢中取物的秘密能力。但在缺乏對人物的充分共情下,也極易讓主角因而變得幼稚自溺。三番兩次、千篇一律的取物奇招,初見新奇,很快便後繼無力,甚至到了中後段,一度落入年下癡情男追逐女神的愛情片框架中,讓人倍感困惑。

相較之下,《刺殺小說家》則並未讓這份創作焦慮掌舵故事,反而選擇以父愛為書寫起點。經歷喪女之痛的主角關寧為了找回女兒,鍥而不捨地追逐人口販子,甚至不惜答應屠靈(楊冪飾)的邀約,接下刺殺小說家的荒誕任務。在片中,小說家扮演了牽動故事並串聯多文本的關鍵角色,卻一點也不喧賓奪主,而是退居一旁,成為這位父親的旅程中的搭檔與輔助者。第一時間讓觀眾走入故事的,不是對獵奇的窺探之心,而是對親情的理解與認同。

近兩年,以親情為底蘊的華語電影頻出,收穫了廣泛正向的市場迴響。從在台灣以女性群像搬演家庭倫常的《孤味》(2020),到在中國驚奇穿越與母親當閨蜜的《你好,李煥英》(2021),又或是聚焦自我與親情抉擇的《我的姐姐》(2021),不論影片詮釋深淺,至少過去不被普遍看好的親情題材如今竟能獨挑大樑,可稱得上是一大喜事。這既是市場觀影漸趨成熟化的標誌,也再度揭示,情感內核之於電影,永遠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發掘奇幻真義

正是在情感基點上截然不同的選擇,讓兩部電影自此分道揚鑣。

作為一部噱頭十足的商業大片,《超級的我》固然提煉出了一個引人入勝的高概念假設題——如果人能靠夢境致富,你是否願意以生命相搏?並最終將故事落於「尚需腳踏實地,莫想一步登天」的警示寓言。然而片中的情節鋪排與人物領悟,卻也多在料想之中,在意義內蘊上難免落得淺薄。

與之相對的,《刺殺小說家》雖然在節奏上略顯冗長,但在人物形象與情境佈設上卻明顯帶有強烈的隱喻色彩。

且不說主角群幾乎都擁有身在不同文本的分身——一個看似存在又不存在的「我」,片中對妖怪黑甲的形象搭建,更直接衝破了我們對既往妖怪形體的固態想像,甚至以「寄生」的狀態與空文的軀體相融,不分你我。人怪共生,異界共存,這無異於是對「所謂『自我』究竟是否存在」砸下的重重一拳。

而如果說《超級的我》更偏向個人成長面向的道德哲學思考,那麼《刺殺小說家》還進一步擴及到了對社會政治的關照。

開篇以販運幼童入題,再遁入奇想虛空,幾乎可說是為沉重的社會議題尋到了魔幻刻寫的新途。爾後在異世界皇都中側寫狂人暴政與集體狂熱,復又是對權力貪婪與人性醜惡作了深刻諷喻。

說到底,或許我們所要探討的終究還是奇幻電影真正存在的意義。那些天馬行空的虛境,不該只是人們逃逸現實的庇護所,又或是創作者自我抒發的出口,而更該被期待具備拆毀常規的蓬勃新意,以及投影現世、回撞現實的生猛力道。

《刺殺小說家》劇照4-于和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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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殺小說家》于和偉

既要立「異」,便需懷有更寬敞的視野與野心。尤是在冒險片中,當旅途的關卡早有既定套路,如何闢出新徑就格外考驗創作者的決心與想像力。即便是開展出人意料的《刺殺小說家》,其處處開枝散葉的龐雜情節依舊被挑剔詬病。

當技術天花板一再抬升,龐大的資金投注固然一定程度擔保了影片呈現,但也極易流於審美疲勞的炫技轟炸,在在檢驗影片敘事是否足以承托視覺的華衣。當視效動作的花俏不再能輕易滿足觀眾,回過頭來,內容還是作品成敗的決戰場。

本文經《放映週報》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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