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過去百年歷史與台灣有許多相似之處,悲情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立陶宛過去百年歷史與台灣有許多相似之處,悲情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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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撇開現實的地緣政治不談,立陶宛過去100年歷史的發展與中華民國或者台灣有許多的相似之處。尤其是論及遭到外國侵略干預,乃至於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雙重蹂躪的歷史,或許立陶宛的悲情程度比起兩岸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位於波羅的海沿岸的小國立陶宛,最近因為提出向台灣捐贈20000劑疫苗的原因,而獲得國人好感。不過相比起日本與美國等另外兩個向台灣提供疫苗的國家,立陶宛對多數台灣人而言還是一個比較陌生的國家。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立陶宛長期遭到蘇聯佔領,蘇聯在冷戰時代又與親美的中華民國政府處於敵對狀態,雙方自然發展不了什麼正式的外交關係。

等到蘇聯解體之後,立陶宛與絕大多數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從發展經濟的角度出發,選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遵守「一個中國」政策。立陶宛與台灣的交流,多半是透過另外一個與中華民國互設代表處的波羅的海國家拉脫維亞來進行。直到今年3月,才傳出立陶宛打算來台灣設代表處的消息,此次宣佈贈送疫苗,似乎也真的是在為年底的互設辦事處做準備。

立陶宛為什麼突然要深化與台灣的關係?據說一切都是因為立陶宛沒有在中國推行的「一帶一路」政策中得到好處,所以立陶宛不只有在台灣設置辦事處的計劃,還打算退出中共主導的中東歐17國合作機制。與絕大多數的東歐國家一樣,立陶宛身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員國,採取親近美國又敵視俄羅斯的政策。支持台灣,某種程度上也是向美國宣誓立陶宛對自由世界的支持。

撇開現實的地緣政治不談,立陶宛過去100年歷史的發展與中華民國或者台灣有許多的相似之處。尤其是論及遭到外國侵略干預,乃至於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雙重蹂躪的歷史,或許立陶宛的悲情程度比起兩岸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在立陶宛即將在台灣設置代表處的今天,花一點時間瞭解這個東歐國家是相當有必要的。

更何況不久之前,筆者才撰文討論了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立陶宛正好又是蘇聯與德國結盟那段時間所取得的戰利品。事後立陶宛一度遭到納粹佔領,但是又因為德國戰敗的原因,在英美等國默許的情況下重新被納入蘇聯版圖。直到冷戰爆發後,立陶宛才又被英美還有中華民國視之為「被奴役國家」(Captive Nations),獲得包括台灣在內的自由世界聲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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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獨立戰爭中的士兵

中華民國眼中的「被奴役國家」

立陶宛這三個字,因為兩蔣時代反共抗俄教育的關係,在國人的印象中雖然陌生,卻又沒有完全缺席。根據1974年7月15日《中央日報》的報導,就有流亡海外的立陶宛反共人士獲中華民國政府邀請,來台北參加「支援被奴役國家周活動」,控訴蘇聯對東歐民族的奴役。對於支援「被奴役國家」的動機,蔣中正也有如下的表示:

蘇俄帝國主義者,處心積慮,企圖赤化全世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更屬肆無忌憚,向外擴張,經由直接或間接的侵略,將歐亞中國數億人口關入鐵幕,屠戮奴役,無所不至,造成人類有史以來空前未有的悲劇。

美國政府和人民為表達其對被奴役國家人民爭取獨立自由的同情與支持,從前年起,每年定期舉行「被奴役國家週」,展開活動,擴大影響。

或許因為曾經聲援過立陶宛的原因,台灣和立陶宛在蘇聯解體後還是有所往來。因為筆者在台北中正國小讀小學時,就曾經被老師教導如何跳來自立陶宛的舞蹈。所以在我小學三年級還是四年級的時候,就已經聽過這個國家的名字,而且因為這個國家實在是太少被人提起,反而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等年紀稍長一點,就對立陶宛還有其他兩個波羅的海國家產生興趣。

事實上,立陶宛並不是1991年以後才從蘇聯獨立的新國家。立陶宛做為俄羅斯帝國的一部份,伴隨著十月革命爆發於1918年2月16日宣佈獨立,雖然期間曾經與波蘭爆發領土衝突,但立陶宛做為獨立國家的地位早在20年代就獲得國際社會承認。日本帝國與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分別1919年和1921年承認立陶宛,拉開了今日兩岸與立陶宛交流的序幕。

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實今年也是中華民國與立陶宛建交的100周年,如果真的立陶宛能在本年設置台北辦事處,會有極高的歷史意義。不過立陶宛與中國時期的中華民國關係稱不上密切,就連典藏在台北國史館裡的外交部文獻,也只有斯梅托納(Antanas Smetona)總統在1932年11月遞交給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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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總統斯梅托納

生活在史達林與希特勒的蹂躪下

1939年8月23日,史達林與希特勒簽署《德蘇互不侵犯條約》,開始劃分各自在歐洲的「勢力範圍」。立陶宛與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等波羅的海三小國不幸被劃入蘇聯的控制區,所以通通在1940年遭到蘇聯佔領。立陶宛從1940年6月15日開始,在蘇聯淫威下變更國號為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就此失去了主權獨立國家的地位。

立陶宛人當然接受不了給俄羅斯人當二等公民的日子,想盡一切辦法脫離蘇聯控制,並且願意與一切能幫助立陶宛擺脫史達林的國家合作。只要能趕走俄國人,就算是與惡魔握手也在所不惜。1941年6月22日,撕毀《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德軍對蘇聯發動全面戰爭,讓波羅的海三國的民族主義者都看到了復國的機會。

德軍進攻蘇聯的同時,立陶宛民族主義者在極右翼領袖斯基爾帕(Kazys Škirpa)組織下發起「6月起義」,一舉推翻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推行法西斯主義的立陶宛臨時政府。然而希特勒與史達林一樣,並不樂見波羅的海三小國的民族主義運動興起,於是德軍在控制住立陶宛後,又將槍口調轉過來針對立陶宛民族主義者,將斯基爾帕軟禁了起來。

在歐洲兩大獨裁者的雙重壓迫下,一切讓立陶宛再度成為主權獨立國家的希望就此破滅。立陶宛的民族主義者,也因為無法在到底該優先反對蘇聯還是優先反對納粹這一點上取得共識,最終走上了分裂的道路。主張反對蘇聯優先的立陶宛民族主義者,做出了與德軍合作的選擇,打算利用希特勒幫他們徹底剷除掉史達林以後,再掉轉槍口對抗德軍。

然而因為立陶宛長期與波蘭有領土糾紛,且立陶宛民族主義者一如其他歐洲民族主義者一樣有反猶太人的傳統,所以這些右派份子在利用德軍的過程中也犯下了諸多屠殺猶太人或波蘭人的種族清洗罪行。有些反共反蘇狂熱者,還參加了納粹武裝親衛隊。立陶宛裔美國記者Silvia Foti,在今年1月28日一篇刊登在《紐約時報》的文章上,介紹了自己外祖父不堪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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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6月起義」的立陶宛極右翼領袖斯基爾帕

擺盪在納粹與紅軍之間

Silvia Foti一如台灣的外省族群一樣,是被共產黨趕出自己故國的第二代立陶宛人。她自幼在芝加哥長大,並在父母要求下學習立陶宛文化,期許能在鐵幕瓦解後的那一天光榮回歸祖國。Foti母親的父親喬納斯・諾雷卡(Jonas Noreika)因為反抗過納粹,又組織過反抗蘇聯的起義,是所謂森林兄弟(Forest Brother)的一份子,長期被立陶宛政府視為國家英雄,一如中華民國的王生明上校。

然而在搜索歷史的過程中,她卻發現自己的外祖父確實反抗過德軍也反抗過蘇軍,但外祖父同時也是一位參加過迫害猶太人的納粹份子。可見立陶宛與中華民國雖然同為弱國,卻因為疆域小而且又遭到兩大極權國家夾擊,能做出的選擇遠比中華民國還要少。中華民國尚可苦撐待變,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獲得美國援助成為戰勝國,甚至是世界四強,但立陶宛卻沒有這樣的運氣。

最終Foti的外祖父在1947年遭到蘇聯紅軍槍決,他與王生明一樣都是慘遭共軍殺害的反共軍人,諾雷卡在死後70多年被自己的外孫女稱呼為納粹,王生明則成為了捍衛台灣的英雄,他的兒子王應文得到了馬英九與蔡英文兩屆總統的肯定。為什麼差別那麼大?差別就差在王生明投入過對日抗戰,始終都身處同盟國的陣營,沒有如諾雷卡般參加過軸心國的前科。

無論諾雷卡是真心相信納粹學說,還是他只想利用德國幫他趕走蘇聯,他都因為屠殺過猶太人的關係,成為了連自己外孫女都唾棄的法西斯戰犯。另外一些想要把德國人趕走的立陶宛民族主義者,則同樣基於利用俄國人的心態參加了蘇聯紅軍。這讓蘇聯紅軍「解放」立陶宛的過程,又演變為左翼的立陶宛人殺右翼的立陶宛人的內戰。

納粹被趕走之後,加入蘇聯紅軍的立陶宛人理所當然成為國家英雄,可等到蘇聯解體之後,他們又被立陶宛人認為是蘇聯的國家英雄,不是立陶宛的國家英雄而遭到唾棄。相比起中華民國的榮民,立陶宛連一個讓全國與全世界共同肯定的二戰老兵都沒有,實在是相當的悽慘。某方面來看,他們似乎與以日軍、國軍或者共軍身份參加二戰的台灣人有更相似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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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期駐紮於立陶宛的德軍

成為「納粹同路人」的中華民國

當然對於戰後退出中國的中華民國政府而言,諾雷卡這樣的森林兄弟是向台灣人宣揚反共抗俄國策的最佳樣板。他過去參加納粹的歷史,不會被反共的國民黨提及,倒是他抵抗蘇聯英勇就義的事蹟,必定得到了兩蔣時代的中華民國政府傳誦。這是為什麼中華民國政府從來不承認立陶宛為蘇聯領土,並且廣泛邀請立陶宛右翼反共人士訪問台灣的原因。

負責支持東歐反共人士的團體,是由谷正綱領導的「世界反共聯盟」,即今天的「世界自由民主聯盟」,簡稱為「世盟」。而這些由「世盟」支持的東歐反共人士,很早就因為他們早年參加納粹的背景為歐美自由派鎖定。所以在70年代到80年代,中華民國為了支持立陶宛反共人士的關係,成為了西方自由派眼中的「納粹同路人」。

立陶宛民族主義者或許也是想要與過去納粹的歷史切割,開始採取非暴力抗爭手段對付蘇聯,於是就有了1989年8月23日的「波羅的海之路」(Baltic Way)運動,200萬波羅的海三小國的群眾手牽手向蘇聯表達自己想獨立建國的心聲。選在8月23日也是《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簽署的紀念日,選在這一天也是為了表達波羅的海三小國人民反對蘇聯也反對納粹,否定一切的極權主義。

或許立陶宛在恢復獨立以後,沒有馬上與中華民國建立關係,包括互設辦事處的一大原因,也是害怕過去立陶宛反共人士接受國民黨支持的「黑歷史」被世人揭發。國民黨固然不是納粹,但是接受「世盟」援助的很多森林兄弟卻有加入過武裝親衛隊的前科,適度的「避嫌」是有必要的。更何況重新獲得獨立的立陶宛政府,成立初期的核心成員還是過往的蘇聯官員。

就算是立陶宛右翼份子重新上台,他們也會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選擇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中華民國。一來中國市場無法取代,二來與立陶宛民族主義者有仇的是蘇聯,並不是中共。更何況60年代後,中共也因為民族主義的關係與蘇聯翻臉,反而讓同樣生活在蘇聯佔領下,又反對蘇聯的立陶宛人對中國有更多情感共鳴,這或許是立陶宛遲遲不與台灣發展關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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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紀念「自由之鍊」31周年,再次牽起人鍊聲援白羅斯

擺脫悲情歷史的第一步

一直與台灣沒有什麼淵源,如果有也是與國民黨比較有,與本土勢力毫無接觸的立陶宛,倒還是靠著「波羅的海之路」影響了台灣的民進黨。所以到了2004年總統大選,陳水扁與呂秀蓮也選在二二八紀念日這天搞出過一個「手牽手護台灣」的行動。一來向中共表達台灣獨立的決心,如立陶宛人反對蘇聯,二來則抗議國民黨過往的威權統治,如立陶宛人反對納粹。

2004年加入北約的立陶宛,或許是不想過度激怒俄羅斯,或許是不希望勾起西方盟國的納粹記憶,幾乎沒有常備部隊,現役軍人只有15900人,基本上完全是把防務交給盟友。俄羅斯仍是立陶宛,還有所有波羅的海三小國的首要威脅,故立陶宛採取軍事上親美,經濟上親中共的政策並不讓人意外。只是隨著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日益惡化,立陶宛也到了該選邊站的時候了。

除了中共無法在經濟上滿足立陶宛的需求外,立陶宛當局選擇在這個時候與台灣外交互動,可能也是在於中華民國經歷過兩次政黨輪替後,已經是舉世公認的民主國家。國民黨已不再是過去的威權政黨,且現在的台灣也是由受到「波羅的海之路」影響的民進黨執政。與台灣交往,不再有如過去那般被貼上納粹標籤的政治正確問題。

但是一如台灣,或者是一如所有從蘇聯獨立出來的國家,還有前華沙公約組織國,立陶宛內部還是存在著激烈的歷史及國家認同問題。面對參加過武裝親衛隊卻反蘇聯的右翼軍人,還有反對納粹卻參加紅軍的左翼軍人,歷史到底要如何調和?目前筆者看不出來立陶宛處理的比台灣還要成功,有多少人願意如Silvia Foti一樣出來給自己的祖先「轉型正義」,筆者還不知道。

在歡迎立陶宛與台灣關係拉近的今天,未來立陶宛如何處理歷史問題,也是值得我們觀察的。右翼軍人與左翼軍人的後代,能不能彼此和平相處,塑造一個統一的立陶宛認同,是他們能否成功的一大關鍵。若能成功,便可成為未來台灣藍綠雙方和解的一個重大指標。人家有納粹跟紅軍,我們這裡也有日軍、偽軍還有共軍,這是我研究波羅的海三小國歷史最感到有成就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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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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