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短暫的一生》導讀:用獨特而原創的話語張力,反陳虛構的如何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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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內蒂是存在主義的信仰者,《短暫的一生》是奧內蒂樹立風格之作,採用大膽手法構思小說與人生的關係。奧內蒂的小說多以他的出生地蒙德維的亞,以及移居之城布宜諾斯艾利斯作為故事的發展背景。令人窒息的城市生活,一直是他小說中揮之不去的夢魘。他常常將經歷的人事物,清楚地折射在他的小說字裡行間。
文: 童偉格
創造者進城:導讀奧內蒂《短暫的一生》
拉森望望廣場上的雕像,上面的題詞驚人簡短:創造者:布勞森,牌子上長滿了銅綠。他一面曬著太陽吸菸,一面心不在焉地想著,在每個城市和家庭,甚至他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安靜而昏暗的區域,一個類似下水道的地方,躲避著命中注定要發生的事件。那是個神祕莫測的區域,裡面總有一些緩緩爬行的扁蟲,牠們總是伺機報復,人們無法及時察覺。
——奧內蒂(Juan Carlos Onetti),《造船廠》(El astillero,1961)
1.
關於寫作者生涯,和現實世界的可能關係,鄂蘭(Hannah Arendt)描述過一種深刻的「生疏」(inexperience)。在為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文集《啟迪》(Illuminations,1968)所寫的導讀裡,她說,「一個時代的印記,常常是烙在那些最少受它影響、距離它最遙遠,卻也因此而吃盡苦頭的人身上」;就像二十世紀前半葉的歐洲局勢,對不幸在其中故去之後,世界才開始認識他的班雅明而言——雖然受迫於納粹追捕,也因此自殺,鄂蘭仍認為,班雅明一生的不合時宜、屢遭困厄與最終絕望,必須追溯一個更長程的文化轉型問題,才能得到妥善解釋。鄂蘭也據此,討論關於「身後名」的基本矛盾:往往,它是以同代人的最高評價為前導。
這是說:因為某位寫作者的「獨具一格」,所以和他同時在場、反思著同樣時代命題的同代人,才能即時辨識出他的獨特之處;但是,卻也正是因為這位寫作者的絕對獨特,所以,彷彿宿命般,必須經過更漫長等待,他的那些「既非現存等級可以安排,也未另闢蹊徑讓自己成為未來類型」的作品,才可能被同代範圍以外的更多人理解;甚至,在更宏觀尺度裡,成為關於那個已故時代的、一個相對更全面的說明。鄂蘭因此,稱呼終其一生,說不上熟悉歐洲現實狀況的班雅明,為「最後的歐洲人」。
我猜想,鄂蘭描述的「生疏」,也很適合用來定義奧內蒂這位小說家,和二十世紀拉丁美洲現實之間的關係;雖然拉美局勢,必然是比歐洲要複雜更多的。一九○九年,身為愛爾蘭裔與巴西裔移民的後代,奧內蒂生於烏拉圭的首都蒙德維的亞。彼時,在布拉格,保險理賠員卡夫卡(Franz Kafka)二十六歲,剛剛發明了工地專用的安全帽,但還沒寫下任何長篇小說。班雅明十七歲,在柏林讀中學,收錄於《啟迪》的名篇〈論卡夫卡〉,當然尚無創作的可能。歐洲的「最後」,仍在各自的青春與未識裡,還沒有以「身後名」逆溯「身後名」,集結成未來我們才理解的,豐碑般的「同代人」。
在地球另半、赤道以南,彼時的烏拉圭,很具體就是富庶歐洲的鏡像,人稱「拉丁美洲的瑞士」。只是,在這富庶國家裡,中學生奧內蒂卻因家貧而輟學,從此,只能在社會對歐洲文明的豐饒仿效中,刻苦自學文學創作。同時發生的歐洲現代小說,可能正是啟蒙年代裡,奧內蒂自擇與私淑的遠方「同代人」。如此,直到三十歲,奧內蒂出版了個人第一部小說《井》(El pozo,1939)。
彼時卡夫卡已故去十五年,未及發表的遺稿,正隨保管人布勞德(Max Brod)流亡到巴勒斯坦。班雅明,則正要走出勃艮第的無國籍者拘禁營,準備穿越偌大法國,走到邊界上、個人絕無預期的一處天主教信眾墓園。要經過再十五年,他的思維才能如實越境,代替他生還。
僅限為數不多的文學友伴,《井》一出版,立刻獲得高度讚譽。只是,對奧內蒂而言,這般讚譽一方面珍貴,另一方面,卻也預告了種種十分頑強的「誤讀」可能。例如:人們習慣將小說裡,孤獨主角的反體制傾向、對應現實的消極反應和虛無態度,簡單解釋為具有社會批評的寓意——確實,因一九三○年代全球經濟危機,烏拉圭陷入了空前而長久的衰敗景況,而這似乎正是奧內蒂所有小說,一致再現的社會氛圍。對此,奧內蒂個人的聲明總是:他的小說「沒有什麼衰敗的寓意」;他的小說有的,僅僅就是「具體的衰敗」本身。
問題是:小說可能沒有寓意嗎?
2.
小說可能沒有現實寓意,而僅僅就是「小說本身」嗎?
或者:一種沒有任何現實寓意的小說,具體說來,應該是什麼樣的小說呢?
卡夫卡追求過這樣的小說。他的創作,是以大量精確細節為基礎,憑此,搭建一個絕對封閉的虛構世界。在其中,主角(所有的K們)一切解謎的努力,都被他們窮盡理性,卻也還是無法明瞭的細節給挫敗。然而,因為這個對我們而言,僅是虛構的封閉世界,卻是對主角而言,唯一僅有、也絕不可能逃脫的真實世界了,所以,繼續被無由地挫敗,就是他們貫徹自我理性的方式。他們貫徹理性,不是為了對他者證明什麼,畢竟,他們連對自己說明真實到底是什麼,都莫名困難。卡夫卡描述了現實對個人而言,具體的無寓意。
然而,卡夫卡小說被詮釋的方式,其實也已經證明過,作者個人聲明的具體無效。因為從布勞德違背卡夫卡遺願,陸續出版、並嘗試詮釋他的作品起,直至一九六○年代,環繞這些作品的更繁多論述,原則上,都是在將作者表明別無寓意的文學創作,給予以重新寓意化,並寄語給讀者的現世。這是說:卡夫卡創造的,那些恐怖而突梯的虛構,在後來的解讀裡,還是全景成為了真實世界的喻體——K們對世界的不解,悖論地,成為我們親解自己世界的一種方式。也就是說:卡夫卡還是幫助我們,理解了真實是如何之不可解。而這,就是寓意。
值得注意的是:也是直到一九六○年代,奧內蒂的《井》才又重新出版,獲得更多讀者。某種意義,對卡夫卡的再(誤)解模式可以有多繁複,這些模式,也就可能多便捷地,應用在對奧內蒂的再「誤讀」上。於是,如果關於「小說本身」的封閉與自足,奧內蒂的追求,從來相仿於卡夫卡,那麼,他在比卡夫卡漫長許多的寫作生涯中,所再更重複親歷的作者聲明無效,也許,可具體幫助我們,理解奧內蒂所對應的現實狀況,與卡夫卡的終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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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風水成為我們的語言——跟著風水名師的腳步,重訪全球知名景點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無論古今中外,能夠永傳不朽的建築物,除了奠基於各地深厚的⽂化底蘊,和當時重要的哲學思考之外,其實也都依循著天⼈地合⼀理念,觀察當地的環境與氣候、為了服務使⽤者的需求⽽建設。
江名萱老師深入研究風水的契機,可以說是因為旅行所帶來的啟發——在旅行至北京故宮的時候,對於整個建築群落的方位、形狀、位置等都遵循著青囊經的原理所設計,有著強烈的感觸。
因此,原本就熱愛旅行的江老師,帶著強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走訪世界,考察各地的建築物。他發現,能夠永傳不朽的建築物,除了奠基於各地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當時重要的哲學思考之外,其實也都依循著當地的環境與氣候、使用者的需求而建設,和江老師順應自然的風水概念不謀而合。例如巴黎的聖母院、印度的泰姬瑪哈陵等建築,都能在天人合一的設計下,達到一種平衡、和諧的效果,並且更好地利用自然的能量。
與天對話:巴黎聖母院
「建築物的存在,是要為裡面的人所服務。所以,所謂好的建築風水,其實是應天、應地、應時、應人制宜。」因此,雖然我們可以看到聖母院中央的玫瑰窗,是一個非常強大的風水符號,代表光明、能量和生命力;聖母院的塔尖,也象徵著穩定、領導力,以及上達天聽的請求。但更重要的是,屬於宗教建築物的聖母院,為所有信仰著神的人們,所帶來的莊嚴、平靜感受。「聖母院營造出非常強烈的和諧的氛圍,你可以想見當時的設計師,在設計這個建築物及其所創造出來的空間時,所有的考量都是為了讓人的內在可以安靜下來、與天/神對話。」江老師指出。

巴黎聖母院建築風格是哥德式建築,它的建造開始於1163年,耗時超過200年。教堂的尖頂屋頂,不只是融合了各種藝術風格的幾何美學,更代表著天地宇宙之間的聯繫。這種尖頂建築形式,在古代被視為智慧和神聖,有向上流動的能量。象徵著天空和地球之間的聯繫,連接聚集天地宇宙之間,讓整個建築物更加神聖,充滿生氣和活力,並為⼈們帶來好運和幸福。
在古代文化的哲學中,太陽代表著宇宙和自然界的秩序、生命和創造⼒、上帝神性力量等等。所以在建築的設計和規劃中,必須要考慮季節的變化,和太陽的位置,以確保光線在建築空間中,可以達到最佳的利用。聖母院的三扇玫瑰花窗,被認為是世界上 最美麗的玻璃藝術品之⼀,當你走進聖母院中,透過玫瑰花窗所照進來的彩色光芒,加上吟誦詩歌的聲音,還有焚燒香料所產生的煙霧,體現了像是引導人們的心靈,通往宇宙智慧神性的力量,彷彿可以治癒和平衡我們的身心。
「整體而言,巴黎聖母院的每一項設計、每一處細節,都讓人感到非常平靜。」江老師又補充道:「這就是好的風水,所帶來的能量。」
深埋於地的愛:泰姬瑪哈陵
談完了聖母院,江老師又繼續分享她在泰姬瑪哈陵的經歷。「如果聖母院是一棟與天對話的建築,那麼泰姬瑪哈陵想要傳達的,則是一份深埋於地的愛。」位於印度的泰姬瑪哈陵,不只是印度文化的代表性建築,也是世界文化遺產之一。泰姬瑪哈陵始建於1632年,耗時約22年完工,在建築風格上,它結合了印度傳統建築和伊斯蘭建築的元素,以白色大理石為主要建材,建築外牆有細密的浮雕和嵌花紋飾,表現了印度文化的細膩和精緻。在陽光照耀下,白色大理石的建築散發出耀眼的光芒,展現出浪漫、華麗的氣息,「但是當你走進泰姬瑪哈陵之後,除了感受到它的莊嚴、神聖之外,還有一份濃烈的愛情。」江老師說道。
蒙兀兒帝國的第五代皇帝沙賈汗,和他的妻子慕塔芝.瑪哈王后深深相愛,即使沙賈汗要前往戰爭的最前線,慕塔芝也會相伴在旁,兩人感情十分深厚。但令人惋惜的是,慕塔芝在1631 年的征戰途中難產而亡,沙賈汗在悲痛之餘,承諾為她建造天上人間、無與倫比的美麗陵墓——泰姬瑪哈陵。

這座象徵沙賈汗畢生激情和財富的美麗紀念物,每年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國內外遊客前來參觀,感受這份愛情的真切。「剛才講到聖母院有尖塔,我們可以注意到,泰姬瑪哈陵的屋頂也是尖頂,同樣象徵著天空和地球之間的聯繫。皇帝沙賈汗希望透過泰姬瑪哈陵向上連接,跟他⼼愛的瑪哈王后能夠永恆緊密在⼀起。」泰姬瑪哈陵在風水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利用水池來達到陰陽平衡的作用。「水是陰性的象徵,而白色大理石所建造的陵墓則是陽性,因此,水池的存在可以平衡建築物和自然環境之間的陰陽能量,創造出和諧的能量和氛圍。」除此之外,江老師也認為在像印度這樣炎熱的地區,利用水池的清涼氣息,撫平人們的情緒、創造安定氛圍,進而幫助人們減輕壓力、放鬆身心。因此泰姬瑪哈陵也是一個「應天、應地、應時、應人而制宜」而建成的建築典範。
傳世六百年之作:北京紫禁城
紫禁城是中國古代明、清兩朝24位皇帝的居所,建於明成祖永樂4年(1406),於永樂20年(1420)完工。占地面積72萬平方公尺,建築面積約15萬平方公尺,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的宮殿型建築,整個建築群給人威嚴而神聖的感覺,是皇權的象徵。雖然紫禁城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歷史,但依然保持著它的輝煌和美麗,其中風水的佈局,是紫禁城能屹立不搖至今的重要因素之一。
當年永樂皇帝在建造紫禁城的時候,他要求紫禁城建築佈局形狀和方法,都要符合風水學中的宇宙觀,以及天地人萬物合一的理論。因此,紫禁城的主要建築,都建在南北的中軸線上,這代表著能夠吸收天地間的能量,東西方向的建築物較少,是為了可以利用南北向的通風和自然循環,達到環境的舒適感。
以紫禁城太和殿的設計為例,這個皇帝接近朝臣的宮殿,不僅考慮到太陽的位置、建築物的形狀、360度的方位等等,還有周遭的水源、水流、風向、陽光以及山水環境、生活機能等多個面向。例如太和殿的正門面向南方,就是為了要確保日照充足,可以為太和殿帶來更多的光線和暖氣。而在正午時分,陽光會直射在皇帝的龍椅上,讓這裡充分地接收滿滿的太陽能量。
青囊經中提到:「明地德,立人際,因變化,原始終,此謂之化成。」紫禁城風水設計,是創造出一個巨大的立體空間,裡面有陰陽、南北、前後、東西、左右、內外、動靜、虛實,是因為建築師/設計師能夠將這些元素完美的連結起來,因此成就了永垂不朽的紫禁城。而整個紫禁城的建築群,也因為與自然環境融為一體,呈現出一種高超的的藝術美感。
「如果我們回到600年前,紫禁城建造之初,想必是永樂皇帝將想法、理念,與設計者溝通之後,所誕生的結果。他們當初的偉大理想是什麼?風水方法又是什麼?在整個建造的過程中,永樂皇帝和設計者之間的信任也是非常的重要。作為皇帝,永樂皇帝必須展現領導者的遠見和決策力,但又必須給予設計者充分的自由和支持。讓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華和創造力。如此一來,才能共同完成這件舉世無雙的建築作品。」江老師補充道。
「風水的學問,是全世界共通的,我們東方有陰陽五行術數之源的《河圖洛書》,西方也有由四元素和以太所對應而形成的梅塔特隆立方體。」建築設計最精彩、也是最核心的表現,就在於它如何讓人心的空間、建築的空間、自然的空間、宇宙的空間,互相連結滲透,能量循環不已。對江老師來說,無論古今中外,這些能夠矗立千百年之久的建築物,都是能順應著自然的脈動、四季的變化,讓建築引導著宇宙、自然的能量,為身在其中的使用者所服務,同時創造出最適合使用者的安適環境,使用者自然能夠感到心神平靜,從而展現宏大的精神面貌。江老師也相信,風水的千年智慧,是值得我們現代人細細研究、推廣的一門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