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億中產階級」到「貧富分化社會」,日本底層階級靠自救也無法擺脫的困境

從「一億中產階級」到「貧富分化社會」,日本底層階級靠自救也無法擺脫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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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底層階級,是指除專業人員、管理人員及兼職主婦之外的非正規就業人員。由於是臨時工,工作崗位不穩定,收入很低。現在這一群體有900萬人,占全體勞動者的14%。筆者在此警示,如果不認真考慮救助他們的方法,日本就沒有前途。

文:橋本健二

從「一億中產階級」到「貧富分化社會」

過去有那麼一段時期,日本曾被稱作「一億中產階級」社會。那是20世紀70-80年代的事情。據經合組織(OECD)統計,日本的貧富差距與北歐國家一樣,均屬最低水準。

日本政府實施的輿論調查顯示,當時約九成民眾認為自己的生活水準為「中等」。當然,那時的統計資料不像今天這麼準確。「中等」占九成,其實是把在 「上」「中上」「中」「中下」「下」這5個選項中選擇中間3項的人數比例合計得到的,只是個大概數字。

但是,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持續15年的經濟高速成長,使日本人生活水準大幅上升。大部分日本人都相信了「一億中產階級」的神話。

但在那之後,日本的貧富差距迅速擴大。日本社會的基尼係數(越接近1表示貧富差距越大)1980年達到0.349的最低點,之後開始上升,2001年為0.498,2016年為0.559。由職業、企業規模、產業領域等的不同導致的差距也在不斷擴大。日本的貧困率(表示收入低、經濟上處於貧困狀態的人群占總人口的比率,註)在G7國家中高居第2位。

就這樣,不知不覺間日本成為了「格差社會(貧富分化社會)」。如今,很多日本人已經認識到,日本不再是「一億中產階級」社會,而是「貧富分化社會」。

介於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兩個中間階級

在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過程中,日本作為一個巨型的階級社會,而且是新型階級社會的特性在不斷增強。

所謂資本主義社會,本身就是分割為各個階級的社會,也就是階級社會。現代社會學家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四個階級。其代表性階級是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資本家階級是組織生產的經營者或股東等,工人階級則是受雇於資本家階級從事勞動的人們。

在這兩個階級之間,存在兩個中間階級。其中之一是「新中間階級」,即企業裡介於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階級,他們在資本家階級指示下從事組織運營、生產管理、技術開發等工作。

另一個是「舊中間階級」,即自耕農或個體戶,他們和資本家階級一樣自己經營事業,但又和工人階級一樣自己從事現場生產工作,兼具這兩個階級的性質。由於這一階級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誕生之前就已存在的古老階級,所以被稱為「舊」中間階級。

當然,這四個階級可以按經濟狀況排序,最上面是資本家階級,最下面是工人階級,兩個中間階級居中。因此,資本主義社會的底層階級,指的就是工人階級。資本家階級不能讓工人階級一直處於薪資微薄、甚至危及生存的狀態。因為,如果工人無法在第二天精神飽滿地工作,公司運營就會成問題,而如果工人不能組建家庭養育子女,工人階級就將後繼無人。

因此,人類社會自進入確立了基本人權的現代社會以來,工人階級已不再會被隨意炒魷魚,也獲得了足以維持正常生活的薪資保障。

泡沫經濟以後,出現了龐大的非正規就業勞工群體

但是,從20世紀80年代末泡沫經濟時期開始,工人階級內部開始出現分化。因為經濟景氣,企業必須增加人手。可一旦被錄用為正式員工,企業就不能在經濟不景氣時隨意解雇這些人。於是,企業開始雇傭那些剛從學校畢業的年輕人為非正式員工。當時,這些年輕人被稱為自由職業者。在那之前,已經有很多已婚女性被雇傭為非正式員工,現在又有更多年輕男女加入了非正式員工的行列。

90年代初泡沫經濟崩潰,經濟危機隨之襲來。企業自然會考慮減少招募新的正式員工,轉而以非正式員工待遇來招收剛從學校畢業的年輕人。特別是從90年代後半期開始,這種趨勢愈演愈烈,很多剛畢業的年輕人都無法作為正式員工就業。這一時期被稱為「就業冰河期」,由此誕生的就是「就業冰河期一代」。尤其是1999-2004年畢業(現在40歲左右)的人群就業情況最為惡劣,成為「冰河期一代」問題最為典型的一代人。

在北美和歐洲各國,剛畢業的年輕人沒法馬上找到工作的情況並不鮮見。但是,對於從戰爭中恢復過來的日本,出現這種狀況還是第一次。而且,日本企業通常只從應屆生中錄用正式員工,很少錄用畢業多年的人。因此,就業冰河期一代人中,很多人都一直無法成為正式員工,只能做低薪的非正式員工。

這種狀態持續至今已經有30年了。泡沫經濟時期畢業的年輕人如今也50多歲了。就這樣,從年輕人到中老年人,在日本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非正規就業勞工群體。

占工人階級近四分之一的大群體

他(她)們毫無疑問也屬於工人階級,但卻只能拿到勉強維生的低薪資。從而難以結婚,生兒育女更是難上加難。有配偶的女性,即所謂的兼職主婦,雖然也是非正式員工,但因為有丈夫收入作保障還算過得去。可是泡沫經濟以來成為非正式員工的那些年輕人以及現在的年輕人卻一無所有。

就這樣,日本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新底層階級。這些人群,即除了兼職主婦之外的非正式員工,逐漸被稱為「底層階級(under class)」。在英語圈中,「under class」一詞有時主要用於歧視性地描述少數民族貧困階層,但在本文中則是指那些從事低薪資、不穩定工作的貧困階層。

這個群體具體人數究竟有多少呢?請看下面的圖表,它顯示了1992-2017年非正規就業勞工階層(不包括管理人員和專業人員)數量的變化。非正規就業勞動者的人數1992年為992萬人,但之後迅速增加,到2017年已達1739萬人。而且,1992年兼職主婦占非正規就業勞動者的六成,這一比例到2002年降至五成,底層階級成為了主流。底層階級2012年為929萬人,2017年略減至913萬人,但仍占全部就業人口的14.4%,占工人階級的近四分之一,形成一大群體。

底層階級和兼職主婦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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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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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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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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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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