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價值結合在地文化,台灣如何透過「公眾外交」成為世界的貢獻者?

民主價值結合在地文化,台灣如何透過「公眾外交」成為世界的貢獻者?
駐美代表蕭美琴在農曆新年,將創意春聯拿來做外交,上面「招財進寶」文字轉180度就變成「追求自由民主」,廣受美國友人好評|Photo Credit: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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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外交」一直是公眾外交領域內的重要部分,但同時亦是較具挑戰之傳播內容,尤其外國公民通常難以接受另一個其完全不熟悉之文化內容,甚至會對不同文化產生排斥,這亦是我國將「中華文化傳統」作為公眾外交主軸之難處。

文:林育全(國立台灣大學政治所學生)

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一詞,係指政府藉由實際參與一外國公眾社會的互動、影響該國公眾輿論氣候,進而使外國政府做出有利於己的決策。

而近來在不同領域,也出現包括文化外交、體育外交、醫療外交、科技外交和數位外交等公眾外交架構下的新概念,透過公眾外交的實踐,國家得在國際社會中建立吸引力的「軟實力」(Soft Power)和「國家品牌」,提升能見度並促成國家利益的獲得。

對於台灣來說,由於特殊的外交地位,我國外交空間相較他國更顯狹窄,陳樂宗(Gerald Chan,1997)曾貼切描述「台灣是一個財政富有但外交貧瘠的國家」(註1),在此情勢下,公眾外交對於台灣外交拓展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儘管在現實的國際政治場域裡,公眾外交的發展難以讓他國改變既有外交承認的政策、或讓我國成為聯合國體系的會員國,惟成功的公眾外交政策得以塑造有利於台灣與外國互動的環境,避免中共於國際上不斷擴張話語權所帶來的邊緣化威脅,透過頻繁的對外溝通與合作,能夠保障台灣安全和經濟等利益。(註2)

台灣在公眾外交的環境結構擁有不少挑戰,在外交關係上,台灣位處美國和中國的三角關係之中,外交空間的拓展不免受到兩國政策的影響;台灣擁有的邦交國於2021年亦僅剩15國,在國際舞台上能理直氣壯為我國發聲的盟國則相當有限;再者,台灣內部持續存在國家認同的歧見,使國際媒體對於台灣往往聚焦於兩岸關係、台灣兩極政黨政治或國家認同之相關議題(註3),若台灣要發展更寬廣的公眾外交關係相對困難。

回顧過往台灣的公眾外交發展策略,我國主要側重「價值」與「文化」二面向,2000年至2008年陳水扁執政期間以及2016年蔡英文執政至今,台灣國際溝通的策略著重「台灣民主的歷史成就」以及「亞洲自由民主燈塔」的價值。

提出「軟實力」概念的學者奈伊(Joseph Nye)即曾指出,民主價值對於公眾外交的推廣相當重要,著名政治學者里格爾(Shelley Rigger,2011)亦曾寫道,台灣已經成為蘊含美國多數欲向世界推廣重要價值的代表性社會(註4);因此,我國將自由民主價值作為公眾外交策略主軸,得以彰顯與主要西方強權「價值的一致性」。

然而,在2008年至2016年馬英九執政期間,台灣的公眾外交轉以強調「傳統中華文化的繼承地」,例如我國書法藝術之文化價值,羅恩斯利(G.D. Rawnsley,2014)提到此一政策的轉向對於台灣來說是合理的,因為相較於台灣民主化的議題,宣揚中華文化的傳統能避免敏感的兩岸政治,讓台灣在2010年與中國達成「外交休兵」,避免兩岸互相在外交場域消耗大量資源、相互競爭。

同時,亦得近一步提升兩岸經濟的合作關係,例如2010年簽署之「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惟羅恩斯利認為,文化作為公眾外交的媒介較難以衡量其政策效果,國外受眾也可能視不同的文化為其本土文化之威脅,故此一政策難以轉換為實質的軟實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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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中央社

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1942)寫道:「在國際政治裡,權力的追求並非為了實現道德價值,道德價值是為了被用來獲得權力。」點出國際政治之現實,國際社會中行為者會使自己的安全或經濟利益,符合國際普遍的道德規範,或嘗試使自己的價值成為國際規範,以此獲得相對應的報酬或國際上的地位。

換句話說,道德得以納入國家政策之戰略,在一些情況下,作為更有效取得國家利益之方法。(註5)此一角度,合理解釋長期台灣為何以「醫療為世界人權」,爭取台灣不應被排除參與WHA會議之策略,或者將台灣視為民主對抗威權的重要地方。

然而,從另一角度而言,國家是追求國家利益的理性行為者,台灣除了以醫療受害者和醫療人權角度爭取參與WHA外,亦應強調我國願意向國際社會貢獻之專業醫療技術與資源,相較於世界上相當多的「求援者」,告訴世界我國得作為「援助者」之角色,對於理性判斷的國家來說,或許是更有效之公眾外交策略。

故我國去(2020)年即在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肆虐期間,以#Taiwancanhelp、#Taiwanishelping作為醫療公眾外交之提倡策略。另外,以亞洲民主燈塔推廣台灣重要性的同時,此種公眾外交若結合經濟、科技、醫療等領域之優勢,才能在現實的國際社會裡極大化公眾外交之效果。

「文化外交」一直是公眾外交領域內的重要部分,但同時亦是較具挑戰之傳播內容,尤其外國公民通常難以接受另一個其完全不熟悉之文化內容,甚至會對不同文化產生排斥(註6),這亦是我國將「中華文化傳統」作為公眾外交主軸之難處。

然而,筆者認為文化並非不得作為公眾外交之策略,而是必須納入「普世價值」或「共同文化」作為溝通橋樑,例如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導演、原著劇本與國際影片四項大獎的韓國電影《寄生上流》,即以世界隨處可見的「貧富差距」問題,作為與世界受眾的溝通媒介,同時在劇中亦隱藏韓國街景、自助餐、愛國歌曲等韓國文化元素,乃韓國文化外交之典範。

反思台灣文化,不管是中華文化、原住民文化、客家文化皆為台灣文化之特色, 2020年獲得最佳年度專輯獎的《kinakaian 母親的舌頭》即係台灣跨文化溝通的成功範例,其專輯音樂不僅傳遞原住民文化,更結合現代音樂元素,讓不了解原住民文化的大眾閱聽人,都能進入相同的音樂世界進行溝通。

近年台灣多齣戲劇嘗試與HBO、Netflix等國際影音平台進行影視合製,讓我國影視產業獲得更多世界曝光的機會,然而,我國應把握此種機會,讓戲劇的產出不只是傳遞本土文化,若能結合普世價值或大眾都能輕易接受的題材,相信此種文化外交能取得更大的公眾外交效果。

總結來說,台灣面對著諸多外交環境的限制,使得我國在推廣公眾外交任務上相對困難。然而,台灣擁有豐富且多元的文化,又與西方共享自由民主價值,若能制定更縝密的公眾外交戰略與思維,以「共通文化」作為跨文化溝通的橋樑,並結合道德價值以及我國的優勢資源和技術,塑造台灣為國際社會的「貢獻者」角色,相信台灣勢必能在競爭的外交環境中突破重圍。

註釋

  • 註1:Rawnsley, G. D. (2014). Taiwan’s Soft Power and Public Diplomacy.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43(3), 162.
  • 註2:Rawnsley, G. D. (2020). Introduction: Taiwan,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3(1), 7.
  • 註3:Rawnsley, G. D. (2014). Taiwan’s Soft Power and Public Diplomacy.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43(3), 164-165.
  • 註4:Ibid, 163-170.
  • 註5:Alexander, C. (2020). The Recognition Imperative behind Taiwan’s Public Diplomacy: a Critical Study of Taiwan’s Efforts to Jo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3(1), 45-47.
  • 註6:Rawnsley, G. D. (2014). Taiwan’s Soft Power and Public Diplomacy.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43(3), 171.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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