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防疫嘗過「懲罰主義」的苦果,為了「零風險」付出不成比例的社會成本

日本防疫嘗過「懲罰主義」的苦果,為了「零風險」付出不成比例的社會成本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很多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曾經遭受追求「零風險」的病態完美主義正義魔人攻擊。過去日本社會為了安撫這些「零風險」魔人,付出了不成比例的巨大社會成本,結果不但無法達成「零風險」,反而養肥了「零風險」魔人的胃口。

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肆虐下,東京經歷了三次緊急事態宣言。同樣是緊急事態宣言,三次的氣氛完全不一樣。

第一次緊急事態宣言(2020年4月7日-同年5月25日):
發布宣言當時的最近7天日平均感染人數是98人。當時的民眾戰戰兢兢,很多商家暫停營業、學校停課、企業嘗試推動遠距離工作。在緊張的社會氣氛中,許多民眾把逛超市當成紓壓放鬆的手段,一些超市在上午開門前,外面常常已經有民眾大排長龍。這次宣言解除時的最近7天的日平均感染人數是7人。

第二次緊急事態宣言(2021年1月8日-同年3月21日):
發布宣言當時的最近7天的日平均感染人數是1499人,宣言生效當天東京都公布的感染人數是2459人。這一次,感染人數比前一次多很多,不過民眾心裡頭對緊急事態宣言已經有個底,所以氣氛沒有上一次宣言時那麼緊張。大部分的商家照常營業,一般學校照常上課。日本政府雖然有呼籲企業推動遠距離工作,不過成效不彰。實質上只有餐飲業配合政府,營業到晚上八點為止。這次宣言解除時的最近7天的日平均感染人數是301人。

第三次緊急事態宣言(2021年4月25日-同年6月20日):
發布宣言當時的最近7天的日平均感染人數是727人。這次緊急事態宣言有新法依據,加了罰則,強制效果較大。提供酒類的餐飲店及大型商業設施暫停營業。不提供酒類的餐飲店營業到晚上八點。一般學校照常上課。日本政府還是呼籲企業推動遠距離工作,但是成效依然不彰。這次宣言解除時的最近7天的日平均感染人數是388人。

三次緊急事態宣言都有讓感染人數減少,也減輕了醫療體系的壓力。不過第二次和第三次宣言解除時,新一波的感染已經開始,而且宣言解除的時間點上的感染人數一次比一次多。

緊急事態宣言的緊張程度,可從電車擁擠度看出端倪

我家附近的地鐵車站在東京地下鐵尖峰時段擁擠度排行的前五名內。疫情發生前,通勤族在早上八點多的車廂內會被擠到無法動彈。第一次緊急事態宣言期間,由於民眾外出自制、企業嘗試推動遠距離工作,所以尖峰時段的車廂變得比較空,甚至偶爾還有空位。

第一次宣言解除後,大部分的通勤族又回來了,不過車廂並沒有疫情發生前那麼擠。搭車時如果稍微神經質一點,是有可能不用和其他乘客發生肢體接觸。第二次緊急事態宣言發布後,通勤時段的車廂狀況沒有明顯變化。乘客沒有再度變少,但是也沒有疫情發生前那麼擁擠。第三次緊急事態宣言時,狀況也幾乎沒有變化。

第二及第三次緊急事態宣言雖然無法抑制東京通勤時段車廂內的人數,但是還是降低了感染人數。從這裡可以推論東京的通勤環境對疫情爆發的影響有限。這可能是因為大部分的通勤族在車廂內都非常安分,不會忘我發言、發射飛沫,所以降低了傳染風險。

在我自己的日常生活方面,第一次緊急事態宣言期間,我完全沒有在外用餐。由於我常去的健身房主動暫停營業,所以我也不能去健身,想運動時就只能去河濱地帶跑步。

第二及第三次緊急事態宣言期間,我都有在外用餐,只是外食頻率沒有疫情發生前那麼高。各家餐廳都有努力加強衛生管理,提供客人安心用餐的衛生環境。我曾經擔心過小規模的迴轉壽司店的衛生問題,不過實際造訪店家時,店家有幫壽司加蓋,讓客人安心。

至於我常去的健身房因為營業規模的關係,不受緊急事態宣言影響,第二及第三次緊急事態宣言期間照常營業,所以我去健身房運動的頻率和疫情發生前差不多。

我的經濟生活雖然有受疫情影響,不過日子還過得去,算是幸運。整體而言,疫情對日本觀光和餐飲業界打擊非常大。我認識的幾名英語導遊已經很久接不到工作。上野廣小路到湯島天神之間的春日通,沿途很多小餐廳都結束營業了。讓我最難過的是,我學生時代常去的上野車站前的東京牛丼在2020年10月底關店,這恐怕也和疫情脫不了關係。

疫情期間,醫院無法充分發揮醫療量能

日本是病床人口比相當高的國家,不過在第二及第三次緊急事態宣言時,曾經發生過需要住院的肺炎病患人數超出醫療體系負荷、找不到醫院收留的情形。根本的原因是日本的行政體系原則上不能干涉民間事業,結果行政方面能協調收容COVID-19病患的醫療機構,大多是國立和公立醫院。

由於日本的國立和公立醫院數量和病床數都比私人醫院少,所以肺炎病患壓迫的是多數國立和公立醫院,以及少部分願意收容COVID-19病患的私人醫院的醫療能量。日本無法有效發揮醫療能量的問題,到目前依然沒有解決。或是說,只要日本沒有變成強權國家,這種問題可能永遠不會解決。

在醫療能量受到壓迫下,日本有醫院為了減輕醫護人員的工作負擔,有調整作業程序。當醫護單純進出肺炎病患病房時,只要戴口罩即可。如果病患沒有戴口罩,醫護人員就要加戴護目鏡。只有要和病患直接接觸時,才必須穿防護衣。這家醫院照顧過百名以上的肺炎病患(包含變異株的感染患者),而且沒有發生院內感染,這些處置經驗之後也有分享給其他收容肺炎病患的醫院。

RTXCK2TN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日本嘗過「懲罰主義」苦果,疫情控管多半只有輕罰

在疫情爆發初期,日本政府能對社會運用的防疫措施就只有「緊急事態宣言」而已。「緊急事態宣言」實質上只在管制物資和醫療方面有強制性,對民眾活動就只能呼籲自制而已。由於防疫制度機能不全,所以日本國會在第二次緊急事態宣言期間,中修法新增了「蔓延防止等重點措置」的防疫措施。

修法過後,日本政府對社會能運用的手段就變成「蔓延防止等重點措置」和「緊急事態宣言」兩種。前者是在感染人數開始急增時實施,實施區域的設定彈性比較大。後者則是前者控制不住時的最後手段,實施範圍是以都道府縣為單位。而且兩者都加了罰則。

日本很多法律是明治時代制定,當時的日本政府完全不信任民眾,所以法律管得非常細,民眾很容易踩線。不過2021年日本國會在修改防疫相關法令時,對加入罰則的態度非常慎重。這是因為以前日本曾經發生過漢生病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患者的歧視問題。如果用刑罰來當防疫的主要手段,有可能再度造成社會對患者貼標籤的人權問題。

另外,刑罰也可能會造成染病患者恐懼,進而隱瞞疫情,實質上會妨礙疫學調查。所以日本國會在修法時,「蔓延防止等重點措置」和「緊急事態宣言」的罰則,只針對不配合防疫的業者,而且是採用不留前科的行政罰。修法在草案階段雖然有設定刑事罰,不過測風向的可能性比較高。由於罰則的出發點不是為了製造恐怖統治,而是讓業者不會貪小便宜取巧,所以行政罰的設定金額並不極端。

過去日本社會嘗過太多懲罰主義的苦果,日本國會在修防疫相關法規時顯然有意識到懲罰主義不是萬能,而且不合時宜。用懲罰主義統治社會,只會讓想看好戲的嗜血族群得到快感,但是這種快感只是一瞬間而已,而且討好嗜血族群對社會發展並無益處。從長遠角度來看,懲罰主義有可能逼民眾自暴自棄,讓社會失去互信互助的關係,對社會造成更多傷害。

日本的防疫在抑制刑罰的同時,有採用誘導的配套手段。日本的各自治體有提供補助金給配合防疫的餐飲業者,補助條件設定得雖然不完美,無法救濟到所有的業者,但是可以激發多數業者配合防疫的意願。算是實踐了行為經濟學。

日本的防疫並不出色,不過日本政府有努力留給民眾自由活動的空間,也努力不給疫情下的社會施加壓力。從這種不出色但是卻寬容的防疫措施,可以隱約看出日本政府相當努力不走向強權統治,而且試圖改變過去日本社會的「零風險」的病態風潮。

大部分的日本人並不嚴謹,也不是完美主義者,不過很多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曾經遭受追求「零風險」的病態完美主義正義魔人攻擊。過去日本社會為了安撫這些「零風險」魔人,付出了不成比例的巨大社會成本,結果不但無法達成「零風險」,反而養肥了「零風險」魔人的胃口。

政治家要克服「強權統治」的誘惑,同時要對抗「零風險」的民粹,需要非常大的勇氣。

奧運在即,防疫難題考驗日本政府

日本要面對的另一個難題是要在疫情當中舉辦奧運和帕運。當初日本打算利用奧運和帕運來向世界宣傳日本、吸引外國觀光客、帶動經濟發展。這也是日本說服自己國民接受舉辦奧運和帕運的一大要因。不過COVID-19的疫情爆發後,跨國移動受到限制,全世界的觀光業都受到打擊,日本想藉奧運和帕運發展經濟的計畫變成了泡影。

奧運和帕運失去了振興經濟的附加價值,日本民眾對奧運和帕運的支持度就會降低。再加上疫情會讓不少民眾不安,越是不安的人,越是會本能性地擴張自己的防衛圈,採取激烈的行動自保。奧運和帕運自然就成為箭靶。由於支持或是不反對奧運和帕運的民眾的意見沒有新聞性,所以日本媒體就充斥著要求政府停辦奧運和帕運的聲音。這些聲音不但給日本政府很大的壓力,就連運動員也成為媒體及網路鄉民的騷擾對象。

基本上,在這個時間點上反對奧運和帕運的理由不外乎是勞民傷財、無法期待經濟效果、可能造成肺炎疫情擴大等。但是換個角度來想,東京奧運和帕運在無法期待經濟效果的情況下,奧運和帕運才有機會辦得夠「純」,讓運動員得到更多關注。

另一方面,奧運和帕運並不會讓防疫停擺,反而有機會讓社會累積及傳承更多衛生管理及防疫的經驗。日本有監控參賽選手及相關人員的健康狀態,外國選手及相關工作人員實質上會和日本民眾的生活隔離。日本職棒及J聯盟在疫情當中,讓民眾入場觀戰的防疫管理經驗,當然也有提供給奧運及帕運的組織委員會。

另外,日本天皇是東京奧運及帕運組織委員會的名譽總裁,日本天皇的安全對國際奧會而言是超級大的無形重壓,國際奧會的形勢未必比日本強。所以東京奧運和帕運並不是日本在疫情下單方面收爛攤子的活動。日本到現在還是一直努力克服種種困難,花心思把活動辦好。這些經驗是今後的奧運精簡化,以及危機管理的重要參考資料。

在新的一波疫情升溫時,要把奧運和帕運辦好相當不容易。不過日本已經有在緊急事態宣言中舉行奧運和帕運的覺悟。在疫情當中舉辦奧運和帕運的國家並不只是日本而已,巴西在辦里約奧運時也有面對傳染病問題。

當大家完全不期待奧運和帕運時,對日本而言或許是個轉機。因為日本有機會向世界證明在這種狀況下還是有可能辦好奧運和帕運。這也是讓世界認識日本的好機會。

本文經作者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梅と桜 ―日本台湾年軽人的事情―

延伸閱讀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