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左詩人」但丁,震攝七百年——以現實人民話語,面對神聖菁英語言

「極左詩人」但丁,震攝七百年——以現實人民話語,面對神聖菁英語言
但丁。Photo Credit: Micione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但丁以市民中產階級出身,卻接收最高貴族教育,讓他不斷產生「階級矛盾」。過去評論多以為但丁為小貴族出身,但當今研究顯示,但丁的貴族身分,可能來自「自我虛構」。

文:Yo Chen

以「混合階級」、「混合風格」,詩人但丁如何於完美神學、菁英語言之透光裂隙,成為七百年文學演化之靈魂前身……

翻動世紀,前衛極端之行動政治詩人

詩人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於今年2021逝世七百載之際,與其將他視為供奉塵封圖書館、遙遠中古世紀、象牙塔完美詩人,不如深入脈絡,回到當時風起雲湧之時代衝突——於政治抗爭上,這位自詡出身貴族之義大利詩人,如何決定獻身常民文化,以共和國價值,對抗神聖教皇威權,付出「終身流亡」、「超過死刑」之慘烈代價;於文學革新上,詩人更大膽對抗貴族菁英拉丁文,執意以「不宜」在地人民話語——佛羅倫斯方言作詩,寫下曠世鉅作——《神曲》(Divina Commedia),作品感染力之大,終以一個地方常民話語,成為鼓舞義大利獨立、數百年共和國夢想,一個建國語言。

但丁於西方文學之關鍵(翻轉)地位,可說與屈原對東方詩學之深刻(衝擊)影響,互相輝映——不僅在文字運用革新上,更可能在於政治介入實踐上,兩人都執意以庶民理想,對自身文化產生深遠貢獻。

若說但丁介入政治之深,如曾擔任佛羅倫斯執政官(相當於今天的市長),屈原之政治參與不惶多讓,曾於戰國時期中原邊境之南方,擔任楚懷王之三閭大夫(相當於部長);兩人也身陷激烈之政治鬥爭——若說但丁信仰佛羅倫斯之共和國價值,對抗教皇國之帝國擴張,屈原則身處南方豐饒文化大國,面對窮兵黷武的秦國,其虎視眈眈之統一野心。

兩人也為其政治介入付出終極代價——但丁對抗無上教皇之併吞威權,被判最重刑罰——死刑或流亡,而屈原更身經秦國攻破楚國首都——郢都,面對暴政將臨,以投江作為明志。

兩位政治參與詩人,都試圖革新文學語言,對詩藝產生深遠衝擊——但丁以在地方言,創造世界史詩,終結中世紀神聖拉丁文宰制,開創文藝復興大鳴大放的民族話語;屈原則沉浸南方山林的風火水土,招喚詭譎的妖嬈鬼神,以鏗鏘五言、纏綿七言或更為自由浪漫的型態,面對四平八穩、中原正統的《詩經》古典四言。

兩位政治激情的詩人,都嘗試以日新又新的人民話語,以在地鬼神信仰,面對天地不仁造化,以生命現實寫下人間詩篇。

天龍國蛋黃區,高利貸家族之小開

詩人但丁出生於十三世紀的佛羅倫斯共和國(Repubblica Fiorentina),不但身處中古世紀末期轉變至文藝復興肇始之交界,自身更是劇變時代舞台的主要角色(狠角色)。

佛羅倫斯於中世紀晚期,以其新興的銀行金融業(新創產業),被譽為世界最富裕、最先進的城市國家,完全展現歐洲風雨欲來的政經典範轉型——傳統王公貴族之統治地位(掌握軍事威權),受到新興中產階級之質疑挑戰(要求民主改革)。詩人但丁生活在這樣轉型交界,不僅被動捲入世代交替之核心衝突,更主動介入方興未艾、以生命為賭注的民主鬥爭。

但丁的出身背景可說展現佛羅倫斯階層翻動之典範轉移。但丁祖先似出身微寒,但後以金融業(高利貸)致富,以新興階層(暴發戶)崛起,多年即落腳於佛羅倫斯;但丁於是不僅出身於歐洲首富地區(天龍國),更誕生於繁華首都核心地段(蛋黃區,如台北天母),以新興產業繼承人之姿(高利貸家族小開),從小即接受最好的教育——不僅能和貴族子弟一起上課(如天母美國學校),更沉浸於國際大都會佛羅倫斯之最新思潮,尤其是來自多國先進人文主義學者之薰陶,並至西方第一個成立的波隆那大學(Universitas Bononiensis)神學院留學(還是公子遊學)。

但丁以市民中產階級出身,卻接收最高貴族教育,讓他不斷產生「階級矛盾」。過去評論多以為但丁為小貴族出身,但當今研究顯示,但丁的貴族身分,可能來自「自我虛構」。

以家業興盛(新富階級),自小薰染至為雅致的文化,「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使得詩人在殘酷人間,對天堂般優雅可能,持續著迷幻想。但丁迷戀貴族精緻優雅之深,以至於在《神曲》〈天堂篇〉(Paradiso)中,虛構創造自己的出身,首先攀附一個曾經參與(慘敗)第二次十字軍東征的遠親,自此將他家族連結到佛羅倫斯的創城始祖,遙想先祖實為古老羅馬帝國之皇帝親信,最後追朔到其家族竟為戰神後裔(來自火星……)。

但丁的「身分虛構」可說將佛羅倫斯當時社會情境,創造一種義大利式(誇張)的發揚光大,當時出身卑微之中產階級,從銀行業(高利貸)發達後,可以自行「創造」貴族出身,因義大利當時貴族身分並無法律規範,而是以其政經實力,自行宣告,以至新富階層,會同文人雅士,一同創造神話般無限想像的神奇家世譜系(甚至可連結至外太空,想像不犯法)。

但丁虛構的貴族身分,不但展現一種市民想像(空想)與貴族平起平坐之「階級矛盾」,也顯示其所處的中產階級,介於理想的優雅菁英、現實的在地底層之間,不斷追尋「混合階層」之方法。但丁或許早於七百多年前,即不斷實踐二十一世紀法國思想家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之當代理論——階級「錯置」(déplacement)作為寫作方法,將菁英貴族的優雅理想,錯置於底下階層的日常話語之中,以社會差異衝撞出嶄新的意義。

這或許就是其不到三十歲第一部傑作——《新生》(La Vita Nuova),於文學革新甚至社會實踐的探索實驗。青年(前衛)詩人但丁,特別顛覆中世紀官方主導文學——將不食人間煙火的宮廷騎士愛情小說,翻轉經典類型,「錯置」成發生於日常佛羅倫斯街道上,個人經驗的愛情邂遘,更為大膽(大逆不道)的是,竟全都以當時「不宜」的在地方言書寫,終以切身現實生活話語,震驚(驚嚇)菁英文壇。

或許早於波特萊爾(Baudelaire)《巴黎的憂鬱》(Le Spleen de Paris)近六百年,但丁在《新生》即實驗創新的「散文/詩」((Prosimetrum)的結構,不僅將當時不登大雅之堂的方言入韻,寫下優美之愛情詩篇,更以樸實的生活話語,散文書寫個人的感覺心境,讓文學關注從神聖宗教解放,從理想天堂轉向現實人間的個人感知。

《新生》或許寫下翻轉中世紀最著名的愛情——詩人自己與貝緹麗彩(Beatrice)青梅竹馬故事…… 兩人於九歲時偶然會見,但丁一見鍾情,感到天堂美與愛招喚,生命自此有新的意義;兩人第二次見面,卻已相隔九年,各自都已與他人訂下婚約,年輕但丁意外碰見魂牽夢縈初戀情人,卻倉皇失措,狼狽失態,只能逃回自家,關起房門,開始寫詩。

後來輾轉得知貝緹麗彩於青春二十五歲,香銷玉沉,青年但丁大受打擊,自閉家中數個月,成為創造《新生》之契機。如此愛情故事或許也可看出中世紀的感情觀——首先,但丁與貝緹麗彩一生可能只有見過兩次面、說不到兩句話,卻成就了千古愛情,成為詩人從《新生》初試啼聲到《神曲》終身鉅作之愛的神秘探索,個人追求救贖的終身靈糧。

我們也可在其中看到中世紀的強大社會約制,但丁和貝緹麗彩自幼即和陌生權貴人家結下婚約,婚姻當時完全是政治經濟的交易籌碼,讓作家但丁產生某種靈肉分離——對意外碰見兩次的初戀情人,奉獻一生寫下永恆詩篇,而面對為自己生下三個孩子、顛沛流離之髮妻,終身卻隻字未提。

另外,多年來,但丁學者也不斷辯論一個《新生》中提到的一個見微知著的超小細節——少年但丁寫詩,有沒有自己的房間?中世紀城市家庭空間十分緊促,少有隔間,更重要的是,當時完全沒有個人空間、隱私權的概念,個人房間當時為難以想像之進步思潮,但當今學者大都同意,但丁自小非常可能有自己的房間;一方面,身為新貴階層,政經條件足夠給少年一個獨立房間;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當時佛羅倫斯處於中古世紀和文藝復興交界,為個人意識逐漸抬頭的翻轉年代。

若二十世紀初,吳爾夫(Virginia Woolf)提倡女人有「自己的房間」,作為女性自主寫作的初始條件,七百多年前,市民詩人終於有自己房間,竟也成為個人意識甦醒、文藝復興肇始之一個社會轉變條件。

以大膽開創一種個人生活私密書寫,《新生》可說為中世紀少年懷春又幻滅的《少年維特之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青年(狂飆)詩人但丁,自此以人民在地方言、生活現實情懷,擺脫菁英拉丁文、唯美宮廷文學,展開終身探索的「新感性風格」(dolce stil novo)。

「極左」政治實踐,背負「超過死刑」

詩人但丁以在地方言追求「新感性風格」,不僅是面對宮廷拉丁文學之語言革新,更有其社會轉變、政治思想性——市井小民,如何面對菁英貴族,獲得平等話語能力?如此新興民間意識,但丁走得非常之遠,不僅在風雨名山的文學創作上,同時也在可說轟轟烈烈的政治實踐上,並付出慘重代價。

法國但丁學者希瑟(Jacqueline Risset),提出這位中世紀詩人年輕參政,政治光譜於當代可能為「極左」(extrême gauche)實踐,完全一語驚醒夢中人。從初戀情人貝緹麗彩早逝,閉關創作《新生》之後,青年但丁決定重新出發,從書房出走,試圖以其新興市民階級身分,展開從政生涯,從低層崛起,最後掌握市政大權,大破大立,不得不面對既得利益者排山倒海之反撲。

今天關於但丁之歷史檔案可說為殘篇斷卷,除了七百年的時光掏洗之外,更重要的是,「叛徒」但丁資料可能遭到執政當局的「記憶抹滅」,然而今天學者大多同意,青年但丁可能以從軍,當作進入政壇的起點——但丁年輕時,參與佛羅倫斯對抗保守皇權的戰鬥,身歷兩場決定性戰役,穩固了共和國地位。但丁的戰爭經驗,不但可看出其在中世紀社會地位,更成為影響其寫作風格的一個轉捩點。

青年但丁是以騎士(Cavaliere)位階,參與佛羅倫斯的兩場戰役。身為騎士,為展現中世紀的政經實力之手段——首先,騎士的裝備需要自費,「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還可能還要加上一個僕役(助理)在旁伺服。

騎士身分以經濟條件之超高門檻,數百年為貴族專屬,但佛羅倫斯新貴階層崛起,中產階級開始能自行負擔騎士費用,於戰爭爆發,擴張關鍵影響。

於是,騎士階層背後更展演一種政治力量,中世紀的政治實力與軍事實力完全是一體兩面,貴族長期以騎士階層,以壓倒性武力把持軍事專制,然而,在佛羅倫斯卻產生微妙變化——中產階級逐漸把持騎士位階,以軍事參與,於城邦政治蔚然崛起,威脅到貴族數世紀的傳統宰制,成為青年但丁跨入政治的第一步。

以光輝的騎士位階,但丁雖身經奠定城邦地位之兩場關鍵戰役勝利,卻不斷看見天地不仁、殘酷現實景觀,成為其《神曲》〈地獄篇〉(Inferno)之開場雛形…… 相對官方宮廷文學,承繼荷馬《伊利亞德》(Iliás)英雄史詩之千年傳統,以華麗詞藻歌頌戰爭榮光,身經實戰經驗的但丁,完全往反方向奔跑——青年詩人在官方讚揚的戰爭勝利下,實際經驗卻是,騎士團在開戰時馬上不敵潰散,後來靠步兵人海得勝,最後還為一起長大的同袍戰友收屍,見證的是人類征戰「殘酷」,感受到的是險惡人世「恐懼」,成為其創作《神曲》的人間靈感,如其一錘定音的開場詩篇,以「陰影」(oscura)和「恐懼」(paura)兩字貫穿韻律,開啟其現實地獄之旅。

以軍事承擔,但丁步入政壇,旋即捲入激烈的黨派鬥爭…… 以佛羅倫斯為衝突中心,義大利城邦中世紀分裂為兩大勢力,一為支持天主教教皇之「圭爾夫黨」(Guelfi),一為支持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之「吉伯林黨」(Ghibellini),但丁參與的兩個戰役,正是「教皇黨」完勝「皇帝黨」,確立佛羅倫斯共和國不受皇帝控制,正式與教皇勢力聯盟。但丁因戰役有功,於政壇似平步青雲,但「教皇黨」隨即又分裂成兩個敵對派系,一個是貴族勢力(既得利益)「黑派」(Neri),一個為市民勢力(新興階層)「白派」(Bianchi)。

雖但丁(政治婚姻)的髮妻,正為「黑派」黨魁的女兒,其文藝摯友也多為純正貴族出身之「純黑」,青年但丁毅然選擇庶民階層的反叛「白派」,展開其短暫卻激烈的政治生涯。

「白派」一開始以其進步的市民理念,受到民眾廣泛支持,得以壓制舊有貴族特權,而青年詩人但丁,熱血以人民優先,提出嶄新視野,五年間政途一路順暢,從地區代表(今天的市議員),一度甚至做到執政官(今天的市長/市議長),然而好景不常,進步的市民理念,遇到一個最可怕的對手——神聖的教皇。

教皇,為佛羅倫斯共和國新興民主力量,最危險的敵人,也成為造成但丁政途愕然中斷,一個首要幕後人物。佛羅倫斯擊倒「皇帝黨」,本為「教皇黨」立下汗馬功勞,然而新任教皇——波尼法爵八世(Bonifacius VIII),以其曠世野心,不但恩將仇報,將佛羅倫斯當作教皇國(Stato Pontificio)下一個擴張目標,更覬覦一個更為誘人的獵物——教皇看上的,完全不是城邦彈丸之地,而是其方興未艾的銀行業,如此蕞爾小國,卻掌握歐洲三分之二的財產,尤其是富可敵國教皇本尊交付的銀行,即位於這個迷你共和國。

新任教皇打的如意算盤,在於一石多鳥——併吞佛羅倫斯,不但教會威權擴展,又能掌握歐洲核心銀行,更能對付怒火燎原、一發不可收拾的民主幼苗,一次連根拔起…… 教皇於是處心積慮培植共和國內部不滿失勢份子——舊有保守「黑派」,試圖結合外國軍隊,推翻新興民主「白派」。

面對「路人皆知」之教皇明目張膽,但丁特擔佛羅倫斯全權大使,飛馬到達羅馬,目的為規勸教皇,其結合外國勢力的軍事佔領陰謀。然而,險惡教皇不是省油的燈,一方面拖延與大使但丁的會面,另一方面先下手為強,催促軍隊出發。

法國國王胞弟於是帶領上千騎士,兵臨佛羅倫斯城下,表面以「維持和平」為名,實則協助貴族「黑派」,放火發動血腥政變,展開對人民「白派」恐怖清洗。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陰險教皇卻緊接著自食惡果——法國國王看穿其曠世野心,大膽出兵囚禁教皇,不但斷送其之稱帝美夢,促其三日悲憤而亡,法國更將聖座從羅馬遷往亞維儂,自此展開促成天主教大分裂之「亞維儂教廷」(Cattività avignonese)。如此教皇貪婪成性,斷送千年教廷名聲與新興民主發展,使得但丁撰寫《神曲》〈地獄篇〉,特地於「地下八層」為其留下一個位置。

身為民主「白派」的核心份子,但丁不僅列為貴族「黑派」首要清洗對象,更編織罪行,處以最重的可能刑罰——除了「財產充公」,加上極刑:「一旦踏進城邦領地,處以火燒死刑」。但丁自此展開流亡生涯,終身無法回到其摯愛的出生地——佛羅倫斯。

此時詩人正值盛年、民主夢想崩塌、步入永恆漂泊,可對應到《神曲》詩篇開場之第一句——「於生命過一半的中途,我步入陰險的叢林……」(Nel mezzo del cammin di nostra vita, mi ritrovai per una selva oscura……)

放逐流亡的但丁,一方面輾轉流浪於義大利林立小國,擔任小吏以求溫飽,一方面繼續發展其政治理想,以教皇稱帝野心為戒,撰文發展出如「政教分離」超時代進步理論,旋即遭受教廷打壓,下令著作焚毀(最好連作者也一起燒掉)。

「黑派」掌權十多年後,曾欲特赦但丁,只需要他認錯悔改,詩人抵死不從,於是但丁於祖國,再次被判極刑——除了自己「二次死刑」,其兒子也被判「火刑」,但丁家族並從城市檔案「記憶抹滅」,可說詩人站在人民一邊,得罪菁英貴族,得到「超過死刑」之後果;要等到七百年後,佛羅倫斯政府於2008年正式道歉,洗清但丁的罪名。

作為一個夢想共和國詩人,但丁的政治理想,可說必須經過數百年的試煉,終在祖國開花結果。佛羅倫斯被「黑派」政變把持之後(就回不去了),貴族統治持續超過五百年,除了零星短暫(失敗)的人民革命之外,梅蒂奇家族(Medici)之蔚然崛起,更將佛羅倫斯的命運,擺盪在教皇勢力與法蘭西強權之間,而城邦文藝復興的榮光,也隨著梅蒂奇家族的沒落,一同沉寂歷史舞台。

要等到十九世紀義大利獨立運動,感念但丁之淑世理念與文學創造,一度將佛羅倫斯定為首都,並將但丁使用的佛羅倫斯方言,指定為義大利國家語言。

然而還必須經歷民族統一、帝國興衰、法西斯崛起、二戰慘敗,義大利共和國1946年才終於成立,至今仍不到百年,但丁的民主夢想與人民語言,持續在祖國流盪。

以在地方言承擔信仰,成為「現實主義第一人」

於顛沛流亡中,但丁寫下風雨名山文學之業。《神曲》恢弘壯闊的百部詩篇,全都是於詩人被迫放逐,浪跡天涯,於顛沛流離,潛心思索,於人世可能最低潮,創造西方文學關鍵轉變——如何以「混合階級」,以庶民話語取代菁英語言,以「混合風格」,以現實人間叩問理想天堂,創造西方空前絕後文學變革——如何可能以極致神學架構,創造人民主體的「現實文學濫觴」?

以義大利方言寫詩,但丁絕非第一人(在他之前、同時、之後,都不斷有人嘗試),卻無疑是影響力最大的方言詩人。拉丁文作為中古世紀之朝廷與教廷語言,表面上為文化品味,為確保古典價值的優雅傳承,實際上為政治操作,國家與教會經由以「必須接受高等教育為條件」的拉丁文書寫,確認貴族階層的菁英統治,確保安全穩固的階級秩序。

面對菁英語言、拉丁文宰制,青年(狂飆)但丁結合新銳(前衛)詩人,以被官方與教會視為「不雅」之佛羅倫斯方言,創造「新感性風格」,成為文藝復興以個人為本之先聲;經研究顯示,但丁當時並不是首創方言寫詩,而實為一個文學運動的領導者;然其成熟時期,漂泊沉潛之大作——《神曲》,則以在地話語、現實人世,擘劃人類神學、承擔人民信仰,造成西方文學徹底翻轉——人民話語如何可能取代神聖拉丁語言,成為終結中世紀的絕響。

《神曲》數百年驚嘆歐洲人民,不只其放膽使用被視為「不雅」之現實生活語言,更在於如此「不宜」方言,如何可能創造比教會優雅拉丁文更完美的神學宇宙?更驚人的是,如此無暇天堂架構,又如何可能在世人眼前,像風中城堡崩塌消失,宛如被上帝遺棄,迎接人類被拋出的自由?

以一種淑世理想實踐,詩人但丁之神學造詣,不僅可說集中世紀知識大成,更在文學史上,創造可能空前絕後最完美的信仰宇宙。但丁中世紀時代的教育,神學和哲學無法分開,其少年時期不僅追隨佛羅倫斯當時吸收最頂尖的國際人文學者,更曾至西方第一成立的波隆那大學之著名神學院深造,並還可能在流亡時期,至巴黎索邦大學造訪。

但丁研究的一個百年爭議,為其是否曾經漂泊遠至巴黎,主要關鍵可能為,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曾寫下但丁巴黎深造之旅,並以其終身大作《人間喜劇》(La Comédie humaine),致敬但丁浩瀚的「神聖喜劇」(《神曲》之法文原名,La Divine Comédie);如今,此經典書寫被認為完全是虛構傳說,因為不存在任何歷史檔案支持法國作家的說法。

然而,學者今天卻大多同意,巴爾札克寫下的傳奇,有其豐富的真實成分,因以但丁炙烈的求知慾,千里至索邦大學,朝聖中世紀末最偉大的神學家——湯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完全可信、合情、合理,並表現於其作品上。曾在巴黎任教的阿奎那,創造了中世紀最完美之神學體系,融會希伯來文《聖經》,和拉丁文希臘、羅馬經典,結合基督教神學與亞里斯多德哲學,可說總和中世紀神學探索,開啟文藝復興哲學方向。

《神曲》即以阿奎那神學作為架構靈感,由古典羅馬詩人維吉爾(Virgile)帶領,當代佛羅倫斯作家但丁展開歷險,探索遠古《聖經》所描繪的人類精神宇宙,試圖探險西方千年宗教與哲學結合的心靈地圖。

數百年來,讀者驚嘆《神曲》之神奇結構,以「三位一體」(Trinitas)出發,以「三」作為神秘數字,創造詩作層層相連的構造——《神曲》分為三個部分——地獄篇、煉獄篇(Purgatorio)、天堂篇,各篇各有三十三首詩(外加前導一首,整體計共一百首),每篇都以「群星」(stelle)作結,表達詩人如何從九層(三乘以三)地獄歷劫歸來(「我們終於走出,重見群星」),至煉獄九階淨化歷練(「澄清,準備升至群星」),終於到達九重天之天國,因初戀摯愛貝緹麗彩得到最後救贖(「是愛轉動太陽,與其他群星」)。

如此從墜落到飛升的人類靈魂歷練,不僅總結中世紀的神學智慧,更以洋溢深情之詩篇,創造了一個西方文學前所未見的完美宇宙。

然而,就因為《神曲》創造的天堂結構太過完美,其於人間永遠無法實現。二十世紀可能最重要的但丁研究者,德裔猶太學者——奧爾巴哈(Erich Auerbach),認為《神曲》以人類語言創造的人造天堂,於西方文學史為空前絕後,為將基督教完整信仰宇宙,淋漓表現於文字之第一人,然而,這個經院哲學所辯證出的中世紀知識結晶,在世人面前,展現的卻是失效與瓦解。

奧爾巴哈認為,若說《神曲》〈天堂篇〉創造最完美基督教系統,卻不管在過去、現在或未來,都不可能於人世實現。更為殘酷的是,詩人但丁自己也感覺到,他奉獻一生創造的完美神學,在《神曲》完成一刻,展現於瞬息萬變時代,隨即失效,宛如天堂水晶構造,一觸碰人間土地,瞬間瓦解、煙消雲散,中世紀自成一體之完美宗教宇宙,將讓位於蓄勢待發的開放科學探索。

奧爾巴哈於其但丁論述結論——「這場戰鬥但丁輸了,他的期望與預言從來不曾實現。」《神曲》成為神學與藝術交會的崢嶸高峰、衝撞危機與最後天鵝之歌。但丁創造神學結晶,總結中世紀,並終結中世紀。

但丁構思《神曲》,相異於引經據典的抽象經院哲學,在於如何以在地現實生活人物,融會人民信仰。從文藝復興以來數百年間,但丁讓世人震攝驚嘆的,不見得是〈天堂篇〉完美呈現的《聖經》無上構造,反而是〈地獄篇〉淋漓展現之人類現實鬥爭。

奧爾巴哈認為,但丁對西方文學的衝擊,與其說提供了前所未見的純粹結構,不如說開創了一種「混合方法」(styles mélangés)——面對西方文藝理論權威——亞里斯多德《詩學》(De Poetica),將藝術「嚴格劃分」(séparation ridige)兩種類型——貴族專屬之高貴命運悲劇,和平民專屬之低下現實喜劇,但丁異想天開,將權威混合翻轉,從《神曲》之義大利文原名 Divina Commedia (「神聖喜劇」),即可看出端倪:詩人企圖混合貴族最神聖的唯美詩學,與庶民最通俗的「不雅」方言,成就一種奧爾巴哈所說的:「崇高與卑微的怪獸結合。」

這也是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曾讚歎道,最優雅《神曲》,如何可能有最不宜方言(髒話)入韻成詩。但丁以神聖悲劇的嚴肅,描繪他所屬時代的平凡人,和他們所處的日常,以詩發現「百姓的真實活力」。但丁藝術專注於「人的個體化」與「生活的獨特化」,成就一種「所有人共有獨特性之靈感途徑」。

人的命運於是獨立於神的意旨之外,甚至墜入地獄,在所不惜,如同奧爾巴哈評論《神曲》之貢獻:「人的影像遮蔽了神的影像」,於現實地獄存活的人,終成為一種面對神聖宗教驅逐,和優雅階級排拒,被拋出的解放。

如同帕索里尼對《神曲》〈地獄篇〉人的命運著迷,法國美學家迪迪——裕柏曼(Georges Didi-Huberman)也發現,對比〈天堂篇〉之上帝讓人眼盲之無上「強光」(luce),〈地獄篇〉中被神聖宗教詛咒的人物,帶有一種存活「微光」(lucioles);藝術與其服務權力中心無限「強光」,更可能追尋邊緣可能發出之「微光」。

面對上帝意志之微小個人,〈地獄篇〉的人物,引發數百年來異質矛盾的詮釋,如但丁描寫不信神的尤里西斯,展開未知海洋之冒險,在望見嶄新大陸之時,被暴怒上帝閃電擊沉,永遠消失。

在中古時代,這個故事表現出上帝神聖意旨,尤里西斯罪有應得、死得其所…… 文藝復興時代認為,這段詩篇展現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人類旺盛求知慾,百年前竟神奇預言——追尋新大陸的大航海時代。

浪漫主義更將但丁描寫的尤里西斯,比喻成為了人類福祉、向上帝盜火、悲劇命運的普羅米修斯。但丁的地獄之旅,啟發眾多現代作者,如艾略特(T. S. Eliot)之《荒原》(The Waste Land),人如何於被上帝拋棄、無意義世界中,不斷探索危險荒謬、又甘之如飴,一點僅存自由。

但丁將現實生活的凡人大眾,融會《神曲》浩瀚詩篇中,對奧爾巴哈而言,成為「現實主義第一人」——相對荷馬英雄的神話史詩,還是專屬貴族的神聖悲劇,但丁另開蹊徑,大膽以在地生活的方言,讓平民百姓之命運,成為文學嚴肅探索的個體對象,造就西方文學的關鍵翻轉——以「混合階級」、「混合風格」,詩人但丁如何於完美神學、菁英語言之透光裂隙,成為七百年文學演化之靈魂前身。

本文經《方格子》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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