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你自己:西洋哲學史卷三》:達爾文自己也很懷疑,人類這個物種根本不是透過天擇原理演化

《做你自己:西洋哲學史卷三》:達爾文自己也很懷疑,人類這個物種根本不是透過天擇原理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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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對於達爾文而言,決定人類的演化的並不是環境,而是美感、愛、道德和倫理。所以說,關於人類的演化或許談不上什麼冷酷無情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而應該說是「最聰明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smartest)。

文:理察・大衛・普列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

適者生存

當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物種起源》於一八五九年出版的時候,佛格特、莫勒休特和畢希納覺得他們的理論得到證實了。讓他們的唯物論自然觀獲得歷史縱深的不是黑格爾,而是天擇理論。唯物論的「三巨頭」不遺餘力地在日耳曼到處宣揚達爾文的理論,然而人們很少從學術的角度去評論這個新的演化論。他們是否接受該理論,大多取決於其世界觀。一八六三年在史提汀的自然科學會議上,一個年輕的生物學家海克爾(Ernst Haeckel, 1834-1919)宣告說,達爾文的理論撼動了「整個科學學說大廈……的地基」,那是個「重塑整個世界觀的知識」。

隨著達爾文的演化說,神從生物學裡消失了,正如以前伽利略(Galileo Galilei)把神從物理學裡除名。就連人類居住的世界,也是依據機械性法則在運作。那麼現在我們為什麼要質疑一個統一的自然觀和人性觀呢?在海克爾、佛格特以及莫勒休特眼裡,華格納的說法簡直不堪一擊。

英國的許多哲學家也都這麼想。其中叱吒風雲的代表人物是史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在他的那個世紀裡,他就算不是最重要的英國哲學家,也應該是影響力最大的!他起初在鐵路公司擔任製圖技師和土木工程師,那是聖西門主義者的典型起跑點。他的生涯其實和孔德有過許多交集。

在一八四八年到五三年之間,他擔任《經濟學人》(Economist)的編輯,並且寫了第一部作品《社會靜力學》(Social Statics)。他也和孔德一樣支持拉馬克的學說。對他而言,社會是一座有生命的大廈,一個「超級有機體」,不斷致力於盡善盡美。到頭來(他在這點上和孔德分道揚鑣),一切都會井然有序,經濟也不再需要國家。「進步」和「臻至完美」,拉馬克的這兩個演化原理,史賓塞一生奉為圭臬。

《經濟學人》的社長安排了這位力爭上游的編輯進入倫敦的知識圈裡。史賓塞認識了彌爾,也愛上了女作家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此外他也引薦年輕的船醫湯瑪士.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進入那個社交圈。史賓塞在一八五三年繼承了大筆遺產,讓他得以潛心於他的科學作品之中。一八五五年,他出版了《心理學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這本書只是他計畫中的曠世巨作中的一部分。正如亞里斯多德研究地自然的原理,用它們去解釋生物學,接著以生物學去解釋人類的心理,又以心理學為起點去解釋社會和倫理,史賓塞也如法炮製。他自詡為休爾所定義的那種科學家。社會科學應該也是一種自然科學,正如彌爾的主張以及孔德致力追求的:沒有思辨,沒有形上學的假設,只有定義清楚的概念。從心理學到自由貿易,他的哲學把一切都串接成一條巨大的有機體譜系。

而一八六○年到一八九三年間,十一冊的《綜合哲學體系》(System of Synthetic Philosophy)就以這種方式誕生了。而貫穿整部作品的主要思想就是演化。生物依據大自然的原理和定律,演化出越來越複雜的心理結構,到了最高的階段則建構了人類社會及其倫理和道德。

所以說,如果以這個第一原理為開端,闡述生物學的種種形構法則,再由這些法則推論出心理學,接著則開展出社會學和政治學的正確結論,這豈不是更好的哲學起點嗎?他的野心比孔德更大也更周詳,比馬克思更完備且更科學(他並不認識馬克思),他要揭露自然和社會的運動定律,那些到頭來一以貫之的定律!

史賓塞的建築設計對當時的人來說相當有說服力:以物理學為地下室,一樓是化學和生物學,心理學則建立在二樓,社會學在三樓,頂樓則有倫理學。直到今天,他的「大樓管理員的夢想」仍然激勵著有哲學傾向的自然科學家:搭電梯從物理學的地下室一路暢通無阻地到達道德的閣樓!

美國著名的演化生物學家威爾森(Edward O. Wilson, 1929-)到了一九九○年代都還有相同的夢想。「思想最為宏大的計畫,始終是把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統一起來。現在碎片化的知識以及它所導致的哲學混亂,其實都是現實世界以及學術界文化產物的反映。」哲學所能做的只是附會自然科學,以它為組件校正自己的理論,並且清楚定義自己的概念。讀了這部哲學史的讀者們,會漸漸明白這個計畫在知識論上的童騃無知。齊克果的哲學會因為沒有以物理學原理為根據就是「錯誤的」嗎?

不過,在史賓塞的時代,這個夢想似乎可想而知。達爾文的演化論猶如萬有理論一般,使生物學如虎添翼,就像牛頓的作品之於十八世紀的物理學。不過史賓塞最重要的基本假設其實是擷取自拉馬克而不是達爾文,他把兩者的理論雜揉在一起,彷彿其中不會有任何矛盾。拉馬克相信生物內建著不斷使自己更完善的程式。就此而論,環境的影響有可能轉變成學習者的經驗,而改變一個有機體。達爾文則不認為有任何自我改良的內在程式。決定生物生死存亡的並不是學習者經驗,而是偶然。沒有任何生物會為了存活而適應良好;情況正好相反,那些存活下來的都是偶然地適應良好。

史賓塞相當離奇地把兩者的理論湊在一起。他認為社會的生存競爭和動物界一樣洶湧慘烈。每個人都意圖實現其內在程式,但是只有強者才有辦法遂行。適應不良的人或是社會裡的弱者,因而成了殘忍的進步的受害者。史賓塞認為讓不同的「人種」混處是特別危險的事,因為那會使人軟弱且退化。

這個說法和達爾文並不一致,因為大規模的變異不會導致退化。史賓塞的種族主義是對拉馬克主義自導自演的恣意詮釋,他認為種族的混合會妨礙單一「種族」朝向盡善盡美演進的內在本性。可是史賓塞從拉馬克和達爾文那裡推論和總結出來的也就是種族純淨以及生存競爭,都和真正的科學理論判若雲泥。

而且發人深省的是,天擇說的公式偏偏不是出自達爾文,而是史賓塞提出來的:「適者生存」(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那是出自一八六四年的《生物學原理》(Principles of Biology)第一冊第一六四段。儘管意見相左,達爾文仍然相當敬重史賓塞,更在一八六九年《物種起源》第五版裡引用了他的這個說法。這個概念的歷史影響不容小覷,特別是在德國,因為「適應」這個語詞很難翻譯。在一八六○到七○年代的德語作品裡,只看到「Uberleben der Passendsten」(最適合者生存)這個說法,就像史賓塞的德文版本一樣。

可是沒多久之後,各種說法蜂起:「Uberleben der Angepassten, Geeignetsten, Tauglichsten, Tuchtigsten, Starksten und Besten」(最適應者、最適當者、最有用者、最能幹者、最強者、最好者生存)。其中許多概念都含有強烈的評價意味。「能幹」是透過自己的努力得來的,而不是大自然的抽獎。人是否「有用」則是取決於特定的目的。而在演化當中,許多動物種類根本不算是「強者」。至於誰才是「最好的」,那更是完全不必要的價值判斷。於是,這個公式演變成世界觀的評價,而各種譯法其實只是透露了譯者自己的世界觀,和演化無關。

如果說達爾文聰明的演化論是受到一八三七年到一九○一年維多利亞女王主政時期的時代精神影響,那麼史賓塞更是如此。那些以科學之名粉墨登場的,終究只是在替進步思想,以及宛如脫韁野馬的資本主義,和殖民時期的帝國主義搽脂抹粉而已,其中鮮少沒有種族主義的。而史賓塞則反過來正當化這些時代現象以及和它對應的文化,認為那合乎自然而且別無選擇。不過這背後隱藏著一個循環論證。演化論原本是受到英國政治經濟學的啟發,現在卻回頭把它的理論嫁接到社會上,意圖證明且正當化它的社會。

一直到一九七○年代,英國的演化生物學家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1941-)神來一筆,把金融資本主義的概念搬到大自然。他寫道,人類在其孩子身上持有「百分之五十的基因股票」,在伴侶選擇上遵守著「風險策略」,並且在人際關係上進行「投資」。他在其著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裡誑稱他不是把經濟學概念轉抄到大自然,而是在大自然裡面遇見它們,而從那裡回推到社會。其實,直到今天仍然有許多生物學家自陷於循環論證的窠臼。

我們越是窮究到底,就越加覺得史賓塞以天擇的歷程解釋文化和社會的歷史演進行不通。就連達爾文自己也很懷疑。人類現在這個物種根本不是透過天擇原理演化的。就像他在一八七一年的《人類原始與性擇》(The Descent of Man)裡所寫的,決定性因素不是自然選擇而是性擇。達爾文遍訪各地十二年之後,不只告訴他的讀者動植物從何而來,更提到英國人是怎麼來的。

就像所有人類一樣,他們的祖先也來自動物界。不同於螞蟻或變形蟲,人類一般會謹慎選擇他們的性伴侶。所以說,決定誰或者什麼東西在演化當中勝出的因素是伴侶選擇,而不是環境。然而人們必須有美感、有能力去愛、有道德感,他才可能挑選他的性伴侶。對於達爾文而言,決定人類的演化的並不是環境,而是美感、愛、道德和倫理。

所以說,關於人類的演化或許談不上什麼冷酷無情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而應該說是「最聰明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smartest)。對生物學有興趣的恩格斯也是如此猜想。馬克思從達爾文那裡認識到的關於生存競爭的那個「英文拙劣」的論證,只提到一個演化的元素:

「在達爾文的學說中,我同意他的演化論,但是我認為達爾文的證明方法(生存鬥爭、自然選擇)只是對一種新發現事實所作的初步的、暫時的、不完善的說明。……自然界中物體—不論是死的物體或活的物體—的相互作用中既包含和諧,也包含衝突;既包含鬥爭,也包含合作。達爾文的全部生存競爭學說,不過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的學說、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競爭學說,以及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從社會搬到生物界而已。……人類社會和動物社會的本質區別在於,動物最多是採集,而人則能從事生產。僅僅因為這個唯一卻基本的區別,就不可能把動物社會的規律直接搬到人類社會中來。」

當恩格斯在一八七五年的信裡這麼寫的時候,德國也和英國一樣流行著「社會達爾文主義」。正如大自然的定律,在人群裡也是如此:人類天生就自私自利,為了生存競爭必須不計任何代價勝出,不管是個人或是整個民族。這個搬動不僅僅是基於一個「英文拙劣」而片面的生物學觀念,也就是視其為戰場;它也牴觸了休姆的著名法則,那就是我們沒辦法從事實的認定推論出任何規範。

某個東西以某個方式存在,這並不意味著它應該或不應該如此存在。德國自二○一五年來收容了一百萬難民,這也不意味著它收容太多了。有些人或許認為十萬人就太多了,或者是一個都不要,或許也有些人認為兩百萬都不嫌多。

演化的法則也是如此。即使真的存在著這些法則,那並不意味著它們規定個人(或是整個民族)應該怎麼做。我們用康德的一個著名的區分來說吧,自然法則是強制性的(bindend),但並不是義務性的(verpflichtend)。換言之:重力的作用一直都在,不管我是否知道它,但是它不能告訴我應該如何生活。只有道德規範才可以告訴我,但是它的強制性和重力是兩回事。我可以抗拒或遵守它,但不是被迫的,而是出於理解或自我調適。

史賓塞和他在德國與英國的同志,以哲學的方式對於世界的定義是錯誤的,而且悖離了人性。可是它的溫床卻再適合不過了。一八七○到七一年的普法戰爭為社會達爾文主義推波助瀾。德國的大獲全勝豈不是證明了戰爭是「生存競爭」的正當工具嗎?優越的民族,例如德國,可以侵略其他國家,僅僅因為他們是優越的。戰爭不只是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眼裡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工具,更具有相當於自然律的義務性。

一八七八年,奧地利文化史家海爾瓦德(Friedrich von Hellwald)在其作品裡讓這個時代精神躍然紙上,他以贊同的語氣說:「在普魯士的領導下,德意志帝國誕生了,那並不是『以牙還牙』之類的倫理原則的勝利,而是強權就是公理的體現。」

就連相當叛逆的神學家史特勞斯(David FriedrichStraus),在他晚年的作品《舊信仰和新信仰》(Der alte und der neue Glaube, 1872-1875)裡,他對於基督教的期望也因為社會達爾文主義而讓步:「在座諸位,你們什麼時候才會讓人類以和平協議解決紛爭?就在你們有辦法讓這群人只以理性對話的方式不斷繁衍的那一天。」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做你自己:西洋哲學史卷三(從後黑格爾時期的哲學到世紀之交的哲學)》,商周出版

作者:理察・大衛・普列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
譯者:林宏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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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商周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王祖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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