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你自己:西洋哲學史卷三》:達爾文自己也很懷疑,人類這個物種根本不是透過天擇原理演化

《做你自己:西洋哲學史卷三》:達爾文自己也很懷疑,人類這個物種根本不是透過天擇原理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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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對於達爾文而言,決定人類的演化的並不是環境,而是美感、愛、道德和倫理。所以說,關於人類的演化或許談不上什麼冷酷無情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而應該說是「最聰明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smartest)。

史賓塞相當離奇地把兩者的理論湊在一起。他認為社會的生存競爭和動物界一樣洶湧慘烈。每個人都意圖實現其內在程式,但是只有強者才有辦法遂行。適應不良的人或是社會裡的弱者,因而成了殘忍的進步的受害者。史賓塞認為讓不同的「人種」混處是特別危險的事,因為那會使人軟弱且退化。

這個說法和達爾文並不一致,因為大規模的變異不會導致退化。史賓塞的種族主義是對拉馬克主義自導自演的恣意詮釋,他認為種族的混合會妨礙單一「種族」朝向盡善盡美演進的內在本性。可是史賓塞從拉馬克和達爾文那裡推論和總結出來的也就是種族純淨以及生存競爭,都和真正的科學理論判若雲泥。

而且發人深省的是,天擇說的公式偏偏不是出自達爾文,而是史賓塞提出來的:「適者生存」(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那是出自一八六四年的《生物學原理》(Principles of Biology)第一冊第一六四段。儘管意見相左,達爾文仍然相當敬重史賓塞,更在一八六九年《物種起源》第五版裡引用了他的這個說法。這個概念的歷史影響不容小覷,特別是在德國,因為「適應」這個語詞很難翻譯。在一八六○到七○年代的德語作品裡,只看到「Uberleben der Passendsten」(最適合者生存)這個說法,就像史賓塞的德文版本一樣。

可是沒多久之後,各種說法蜂起:「Uberleben der Angepassten, Geeignetsten, Tauglichsten, Tuchtigsten, Starksten und Besten」(最適應者、最適當者、最有用者、最能幹者、最強者、最好者生存)。其中許多概念都含有強烈的評價意味。「能幹」是透過自己的努力得來的,而不是大自然的抽獎。人是否「有用」則是取決於特定的目的。而在演化當中,許多動物種類根本不算是「強者」。至於誰才是「最好的」,那更是完全不必要的價值判斷。於是,這個公式演變成世界觀的評價,而各種譯法其實只是透露了譯者自己的世界觀,和演化無關。

如果說達爾文聰明的演化論是受到一八三七年到一九○一年維多利亞女王主政時期的時代精神影響,那麼史賓塞更是如此。那些以科學之名粉墨登場的,終究只是在替進步思想,以及宛如脫韁野馬的資本主義,和殖民時期的帝國主義搽脂抹粉而已,其中鮮少沒有種族主義的。而史賓塞則反過來正當化這些時代現象以及和它對應的文化,認為那合乎自然而且別無選擇。不過這背後隱藏著一個循環論證。演化論原本是受到英國政治經濟學的啟發,現在卻回頭把它的理論嫁接到社會上,意圖證明且正當化它的社會。

一直到一九七○年代,英國的演化生物學家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1941-)神來一筆,把金融資本主義的概念搬到大自然。他寫道,人類在其孩子身上持有「百分之五十的基因股票」,在伴侶選擇上遵守著「風險策略」,並且在人際關係上進行「投資」。他在其著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裡誑稱他不是把經濟學概念轉抄到大自然,而是在大自然裡面遇見它們,而從那裡回推到社會。其實,直到今天仍然有許多生物學家自陷於循環論證的窠臼。

我們越是窮究到底,就越加覺得史賓塞以天擇的歷程解釋文化和社會的歷史演進行不通。就連達爾文自己也很懷疑。人類現在這個物種根本不是透過天擇原理演化的。就像他在一八七一年的《人類原始與性擇》(The Descent of Man)裡所寫的,決定性因素不是自然選擇而是性擇。達爾文遍訪各地十二年之後,不只告訴他的讀者動植物從何而來,更提到英國人是怎麼來的。

就像所有人類一樣,他們的祖先也來自動物界。不同於螞蟻或變形蟲,人類一般會謹慎選擇他們的性伴侶。所以說,決定誰或者什麼東西在演化當中勝出的因素是伴侶選擇,而不是環境。然而人們必須有美感、有能力去愛、有道德感,他才可能挑選他的性伴侶。對於達爾文而言,決定人類的演化的並不是環境,而是美感、愛、道德和倫理。

所以說,關於人類的演化或許談不上什麼冷酷無情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而應該說是「最聰明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smartest)。對生物學有興趣的恩格斯也是如此猜想。馬克思從達爾文那裡認識到的關於生存競爭的那個「英文拙劣」的論證,只提到一個演化的元素:

「在達爾文的學說中,我同意他的演化論,但是我認為達爾文的證明方法(生存鬥爭、自然選擇)只是對一種新發現事實所作的初步的、暫時的、不完善的說明。……自然界中物體—不論是死的物體或活的物體—的相互作用中既包含和諧,也包含衝突;既包含鬥爭,也包含合作。達爾文的全部生存競爭學說,不過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的學說、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競爭學說,以及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從社會搬到生物界而已。……人類社會和動物社會的本質區別在於,動物最多是採集,而人則能從事生產。僅僅因為這個唯一卻基本的區別,就不可能把動物社會的規律直接搬到人類社會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