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你自己：西洋哲學史卷三》：達爾文自己也很懷疑，人類這個物種根本不是透過天擇原理演化

當恩格斯在一八七五年的信裡這麼寫的時候，德國也和英國一樣流行著「社會達爾文主義」。正如大自然的定律，在人群裡也是如此：人類天生就自私自利，為了生存競爭必須不計任何代價勝出，不管是個人或是整個民族。這個搬動不僅僅是基於一個「英文拙劣」而片面的生物學觀念，也就是視其為戰場；它也牴觸了休姆的著名法則，那就是我們沒辦法從事實的認定推論出任何規範。

某個東西以某個方式存在，這並不意味著它應該或不應該如此存在。德國自二○一五年來收容了一百萬難民，這也不意味著它收容太多了。有些人或許認為十萬人就太多了，或者是一個都不要，或許也有些人認為兩百萬都不嫌多。

演化的法則也是如此。即使真的存在著這些法則，那並不意味著它們規定個人（或是整個民族）應該怎麼做。我們用康德的一個著名的區分來說吧，自然法則是強制性的（bindend），但並不是義務性的（verpflichtend）。換言之：重力的作用一直都在，不管我是否知道它，但是它不能告訴我應該如何生活。只有道德規範才可以告訴我，但是它的強制性和重力是兩回事。我可以抗拒或遵守它，但不是被迫的，而是出於理解或自我調適。

史賓塞和他在德國與英國的同志，以哲學的方式對於世界的定義是錯誤的，而且悖離了人性。可是它的溫床卻再適合不過了。一八七○到七一年的普法戰爭為社會達爾文主義推波助瀾。德國的大獲全勝豈不是證明了戰爭是「生存競爭」的正當工具嗎？優越的民族，例如德國，可以侵略其他國家，僅僅因為他們是優越的。戰爭不只是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眼裡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工具，更具有相當於自然律的義務性。

一八七八年，奧地利文化史家海爾瓦德（Friedrich von Hellwald）在其作品裡讓這個時代精神躍然紙上，他以贊同的語氣說：「在普魯士的領導下，德意志帝國誕生了，那並不是『以牙還牙』之類的倫理原則的勝利，而是強權就是公理的體現。」

就連相當叛逆的神學家史特勞斯（David FriedrichStraus），在他晚年的作品《舊信仰和新信仰》（Der alte und der neue Glaube, 1872-1875）裡，他對於基督教的期望也因為社會達爾文主義而讓步：「在座諸位，你們什麼時候才會讓人類以和平協議解決紛爭？就在你們有辦法讓這群人只以理性對話的方式不斷繁衍的那一天。」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做你自己：西洋哲學史卷三（從後黑格爾時期的哲學到世紀之交的哲學）》，商周出版

作者：理察・大衛・普列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
譯者：林宏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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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哲學史裡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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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商周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王祖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