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與科學家的語言》:在拉丁文教育中,除拉丁文本身以外,一切都很重要

《神與科學家的語言》:在拉丁文教育中,除拉丁文本身以外,一切都很重要
Photo Credit: Gerard Brils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捍衛現行制度的人和支持引進「現代」題材的人之間的爭論,在十八世紀下期變得格外激烈;雙方非但不限於專家之間單純的唇槍舌戰,還間接利用報上文章,發動更大規模的輿論。反對拉丁文的人士列出大量特別令人印象深刻的論據。

文:方索娃斯・瓦克(Françoise Waquet)

培育全人

我們不得不回到歷史的起點,重新置身於拉丁文重獲新生的那個時代,也就是義大利的十五世紀。義大利人文學者以被視為一切教育源頭的古代大作家為文化核心:因此,用歷史批判法直接閱讀古代著作,不僅是訓練(指學習古典拉丁文和希臘文,並獲取「科學」知識)的基礎,也是教育(就這個詞完整的意義而言)的基礎。

誠如加林所強調,維羅納和他的競爭對手除了志在「使學生精通某種技巧外,還要幫助他們對人生有所準備,不是為從事這個或那個職務(即使很高的職務)做準備,而是單單為某一項職務,一個獨一無二的行業――也就是『做人』,打好根基。」古典拉丁文學科也以同樣的原則(即閱讀古代著作的原則)為依據,並遵守同樣的要求。沒有語言,就無法理解社會、人類和人類史,想要深入了解人的內心、著作和時代的內情,以便從中獲取道德、人文方面的好處,就一定得嚴謹、確實地學語言。因此,這絕不是一種形式上、賣弄學問式的語言學習。

「你說我讀了那麼多西塞羅的作品,也無法像他一樣表達己見,」義大利人文學者波利天答覆一位質問他的人,「但我,我不是西塞羅;多虧了西塞羅,我才學會做自己。」雖然對義大利人文學者而言,研究拉丁文和古典世界,具有和原始的血統關係密切聯繫的特殊價值(針對這點,瓦拉曾經洋洋灑灑寫了好幾頁),但對其他任何民族而言,這點同樣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它使人「在文化的共同起源中、與神父交談中,意識到一個共同的文化……」,同時「認識自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城市的居民」。一個具有雙重霸權的文化模式因而建立起來一方面,它包含全人培育(以訓練和教育為目標);另一方面,由於建立在與大師(眾所公認的人類典型)對話的基礎上,它一開始就具有普世永恆的價值。

正如我們從人文學者的著作中所見,該模式是一種理想,但現實是另一回事。就像格拉頓和賈汀所說,在維羅納的學校,大多數學生的拉丁文能力早就達到肯定使現代教師滿意的程度;但這種成果卻賠上了全人培育。每日的學校生活盡是寫筆記、默背、反覆練習和仿效;雖然老師偶爾會講些道德上的評語,但這類評論「對講究推理的倫理哲學而言,絕非嚴密的貢獻」。把研究延伸到十六世紀和義大利以外的地區後,這兩位作者強調指出,人文主義主要表現在產生古代語言方面的人才(在這點上,拉丁文多於希臘文);至於被理論作品視為教學重心的目標(「為人生做準備」),就實際結果而言或許很不明顯。

由拉穆斯孕育出的「實用人文主義」,可以說早就注意到這種情勢:為有利於整體實際考量(指幫助人為未來的職務、從事公職和法官職務做好準備),只好捨棄教育的道德內容。雖然人文主義淪為人文學科,人文主義教育的理想(即相信這種教育能培育出人文主義者的精神和道德)幾乎仍存留至今;這種持久性讓格拉頓和賈汀不得不斷定,有一個「博雅教育的騙局」遍布整個西方世界。

在確定這點以前,我們最好先看看這個文化模式在長達五世紀的歷史期間有什麼功用,並回顧世人對它的詮釋、它所經歷的轉變,以及世人使用它的方式。簡言之,就是理解一個傳統如何形成且歷久不衰(在此傳統中,拉丁文始終占領中心地位,即使對這個語言的實際認識,不再如同過去在人文主義學校中一樣,是最重要的結果)。

一、西方教育中的常數

既然拉丁文是從事某些職業的必備條件(更確切地說,既然不精通拉丁文,就無法從事這些職業),有關拉丁文在教學上的安排,自然不成問題,除非涉及如何讓學生以較少的代價和最大的成就獲得語言能力。但當拉丁文不再被視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換句話說,當日常生活中應具備的知識,再也不需要以認識古代語言為前提時,情況就改變了。於是大家開始問,學拉丁文的意義何在,這種質疑反而引出一些正當理由。有意思的是,這種現象不是發生在十八世紀以前;更有意思的是,表現得最明顯之處,是過去幾乎沒什麼影響力的地方,也就是新大陸。

在美洲殖民地創辦的中小學和大學,大都模仿英國的教育模式,賦予「古典教育」極大的分量。儘管如此,古代語言的優勢(實際上往往單指拉丁文),在特別容易於美洲殖民地發展的各種思潮(從培根的功利主義到貴格會的教義)影響下,很快就遭到質疑。渴望社會平等與關心國家建設,導致在絕大多數人眼中強調菁英主義且毫無用處的傳統學校課程,被實際且立即有用的知識比下去。

捍衛現行制度的人和支持引進「現代」題材的人之間的爭論,在十八世紀下期變得格外激烈;雙方非但不限於專家之間單純的唇槍舌戰,還間接利用報上文章,發動更大規模的輿論。反對拉丁文的人士列出大量特別令人印象深刻的論據。

除了批評學生的語言表現平庸之外,他們更常抨擊一般認為拉丁文會帶給學習者的有利影響。他們認為,拉丁文既未提供訓練,也未給人教育;它什麼都沒教,因為一切都有譯本可讀;它對熟練母語沒有幫助,反而製造一種矯揉造作的風格,抑制文學創作;它根本沒有塑造出極其文明的君子,反而製造學究和自命不凡的人;它不教人推理,反倒阻礙思考、扼殺一切天賦才能;它對年輕人的基督教教育和道德教育沒有貢獻,反倒在他們心中散播不純潔、不敬虔的思想。

最後,它鼓動一些和新興國家必備的合理情操(即民主精神、愛國心和擁護共和政體)背道而馳的思想。這種種不滿在呂須筆下處處可見,他堅決反對古典學科,甚至認為希臘文、拉丁文「和黑奴制、酒精一樣,是妨礙美國道德、知識和宗教進步的不利因素;雖然」,他明確指出,「(古典語言)程度較小」。儘管承認古代語言或許是某些職業的必備條件,他仍強調它們對近代世界的需要毫無用處。因此,他有一個極端的願望「如果所有拉丁文和希臘文書籍(《新約聖經》除外)都在一場大火中燒毀,這個世界就會變得更有智慧、更美好。」他還說:「毀滅,羅馬的語言必須毀滅,應是世界各地發自理性、自由和人道的呼聲。」

古典教育的支持者也以同樣堅決的態度反擊,並證明學習古代語言(更確切地說,學拉丁文)的益處和必要性:它是從事某些職業的基本條件,而且有助於了解工藝美術的專有名詞。它對學習以英語為首的近代語言很有幫助,能使人在語言的使用上養成力求精確的習慣,並銘記萬用的文法規則。它訓練頭腦、鍛鍊記憶力、發展思考力和判斷力。它培養興趣,提供各種體裁的文學範例。它藉作品中的箴言和典範,建立一套崇高的道德教育課程。它透過提供愛國的典範和領導國家的準則,來教育人民和政治家。雖然最後這項「好處」也可以藉閱讀譯本得到,但其餘種種卻需要直接接觸原著才能得著。

在古老的歐洲,論戰完全沒有這種規模。前文說過,當十八世紀下半葉,批評拉丁文的聲浪格外激烈時,最多也只是要求降低古代語言在學校課程中的地位,以利母語發展。的確,有些批評不以此為限,而是質疑拉丁文學科的教育成效。早在一七二六年,羅蘭(他並不反對拉丁文,還曾為適度使用這個語言辯護)就承認,這種做法「使年輕人處於無法自由表達己見的困境和束縛中,幾乎是窄化他們的思想」。愛爾維修的態度顯得激進多了:一七五五年,當提到國民教育中必不可少的「改造」時,他強烈反對耗費「八到十年的時間學一個畢業後隨即忘掉的死語言,因為它在我們人生過程中幾乎毫無用處」。對此,他不得不提出論點來駁斥支持現行制度的人。

沒有用的,他們會告訴你,把年輕人留在中學這麼長的時間,不是為了教他們拉丁文,而是要讓他們在這裡養成努力用功的習慣。然而,要孩子養成這種習慣,難道就不能選一個成效較佳、較不令人討厭的科目嗎?難道沒有人擔心孩子裡面那天生的好奇心,那在少年時期使我們燃起學習慾望的好奇心,會消失或減弱嗎?如果在人還不會為強烈的情感分心的年齡,就有物理、歷史、數學、倫理學、詩等學科,取代乏味的文字學習,他的學習慾望怎麼可能不增強呢?

或許他們會反駁你,學習死語言在某種程度上就能達到這個目標:它使年輕學子服從翻譯和解釋古代著作的需要;因此,它以古代最好的作品中所含有的一切思想觀點,充實他們的頭腦。但我的回答是,耗費數年來記住幾個透過譯本就能在兩、三個月內牢記的事實或觀念,還有什麼比這更滑稽可笑?

一七七五年,狄德羅(他在為俄羅斯一所大學擬定的教育計畫中,把拉丁文基礎課程延至最後一年才上)聲明反對「歷代各國約定俗成的教學順序」,也就是把希臘文和拉丁文學科放在「一切教育的首位」。在他看來,依傳統提出的理由(這是鍛鍊記憶力的學科,是唯一適合青少年培養這種能力的方式)幾乎無法令人信服;記憶力可以用別種更愉快、更有成效的方式訓練,孩子能勝任訴諸理性的學習。

此外,狄德羅也抨擊某些古代作家和著作,讓青少年面臨道德危險:所謂危險,是指「在純真無邪的眼前」呈現普勞圖斯或泰倫斯劇本中的某些情節、卡圖盧斯或奧維德的某些詩作。一七八五年,戈斯蘭於著作中提到,過去他所受的拉丁文教育完全偏離目標(在監獄般的中學裡,做一些荒謬的習作,並接受「無賴」或「和自己要照顧的學生一樣懂得不多的學究」指導):

這就是所謂的傳授人文學科啊!好奇怪的人文學科!這跟把孩子送到野蠻人那裡,好叫他們知書達禮沒什麼兩樣。然而,有人會告訴你,他們(孩子)可以和古代所有偉人往來,永久和這些人交流。事實是,學校讓學生捧著他們根本看不懂的名著,等到中學畢業,他們對這些著作早已深惡痛絕,以致餘生再也不屑看它們一眼。

誠如前面提到的論點所證實,敵對陣營也為自己的立場辯護。在改革家為採用法語的教學法據理力爭之際,有人反駁慣用的教學法已被法語取代,甚至有助於法語學習。因此,一七七七年,勒魯瓦教士指出(他是巴黎拉馬什中學的名譽教授,曾指責本篤會修士在索雷茲寄宿學校實施近代教育),老師可以在課堂上不斷比較這兩種語言,更何況不學古代語言,就不可能知道「母語的根基。因為我們若不知道拉丁文、甚至希臘文的結構本質以資比較,又怎能自信完全懂得法文及其結構本質呢」?

擔任神職人員大會發言人的普魯雅教士,在著作《論國民教育》(一七八五年)中,駁斥那些刪除拉丁文課程,或大量縮減其分量的「新教育投機份子」:「他們大概不曉得,學生從閱讀拉丁語作品中學講法語。」一七九一年,拉阿普強調:「不可將拉丁文學科和博雅教育分割,而且理當如此。」直接接觸古代著作(附帶一提,有人抨擊譯本「大都很不完整,而且一概比不上」原著),不但使人向廣大的知識敞開,而且有助於實現一個更高的目標:「以各種方式、在各方面塑造年輕學生的心思、理性和興趣。」

因此,還不到十八世紀末,就有很多支持或反對拉丁文的論據產生,但這些論據都不是針對學拉丁文可能得到的語言能力,而是圍繞著拉丁文(至少拉丁文學科)可能在智力和道德方面具備的固有效能。最早出現的這些論據幾乎不曾改變:即使在二十世紀中期,到處都有人用同樣的理由為學拉丁文辯護。

一九二四年,美國古典聯盟在對拉丁文教師和學生進行大規模調查後,訂下拉丁文學科應達到的目標;到了一九四三年,這些目標仍維持不變。內容如下:

(一)增加對從拉丁語派生的英語基本知識的理解;(二)增強用英語說、讀、寫的能力,以及使用母語作為思想工具的效能;(三)增強學習其他外語的能力;(四)培養正確的心理習慣;(五)培養文史知識;(六)培養面對社會形勢的正確態度;(七)培養文學鑑賞力;(八)對語言結構的通則和基礎原則有基本認識;(九)改善學生書面英語的文學品質。

在二十世紀八○年代初期,該聯盟根據「當代的挑戰」,重新制定上述目標,說明如下:

(一)增強使用母語的能力;(二)建立學習近代外語(特別是羅曼語族語言)的穩固基礎;(三)增進對文明和希臘羅馬文化的理解,做為了解自己的入門;(四)把拉丁文當作語言如何發揮作用的範例,有系統地熟悉拉丁語的功用,並培養精通這個語言的能力。

法國也盛行過類似的目標。我剛上六年級時,拉丁文文法書有篇引言,標題是:〈為什麼學拉丁文?〉,答案是:

學拉丁文,是為了溯好幾種近代語言(尤其是我國語言)的起源;為了讓我們的詞彙和文體鍛鍊得更扎實;為了使我們能更理解國內許多深具拉丁特色的作家。從更廣泛的角度來說(或許從更實用的角度來說),學拉丁文,是為了在持續的衝突中(指不斷比較兩個相似但性質如此相異的語言),迫使我們的智能接受鍛鍊,而培養出觀察和敏銳的特質,進而培養科學精神和文學精神。最後,學拉丁文能使人同時得到道德和知識上的好處。學拉丁文,是為了學習認識人類的一種典範。這典範詮釋了有教養人士的基本特性:守法、渴望受教的活力、敏感於同胞的苦難。

同時期在義大利(二十世紀六○年代),面對有人正式討論降低拉丁文在教學中的地位,羅曼語研究學院發表了一篇聲明,為古代語言辯護。該文鄭重重申:

(一)拉丁文學科的重要性(做為一種方法,使新世代直接接觸古典世界和羅馬文化永恆、無可取代的基本價值);(二)拉丁文教育的價值(做為絕佳的訓練和工具,使學生自幼便加強、發展推理能力和智力,並更確實認識基本的概念綱要和表達方法);(三)無私的人文教育機會(做為教育和人格發展的方法,沒有任何時代比朝向技術專業化和求物質福祉的今日,更需要這部分)。

一九八○年,科倫大學教授沃爾芬概述德國、中歐和南歐人士(尤其德國),所提出為學拉丁文辯護的論據。這些論點分屬三類主旨:「起源的主旨」,指的是「身為歐洲社會的成員,我們理應知道自己從何而來」;「文化遺產的主旨」,指的是「古代藝術和文學作品,過去、現在都存在於從古流傳至今的作品中。因此,認識這些原著必使人獲益匪淺」;「實用的主旨」,這部分「包括八項論證」:拉丁文有助於學習羅曼語族語言;它有助於了解外文詞彙和專有名詞;它是取得某些才能的條件;它有助於學習母語(藉由對照兩種語言);它是絕佳的心智訓練;它是西方文化的柱石;在追求物質享受和技術的時代,它象徵一個受保護的小島;它是公民教育的途徑。

沃爾芬還提到,有些人「承認以上列舉的優點,沒有一項本身是充足的,他們也強調沒有任何學科能同時具備這麼多優點」;這就是拉丁文具有「多重價值」或「多重用途」的原因。最後,面對這麼多提出來使拉丁文學科合法化的論據,沃爾芬總結:我們幾乎可以說「在拉丁文教育中,除拉丁文本身以外,一切都很重要」。

從十八世紀至今,對學拉丁文有利的理由幾乎不曾改變;很早就有大量已建立的論據供人自由取用。儘管如此,隨著時間和在論戰過程中的用法,這些論據吸收了額外的深度,並在歷史上的不同時刻,得到創新的色彩;但它們總是直接或間接地,聯結十五、六世紀成形的人文主義模式(當時就有人在古代語言的基礎教學中,看到「博雅」教育特有的方法)。在大量重複提出的論據中,我們將只談幾個似乎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神與科學家的語言:拉丁文與其建構的帝國》,貓頭鷹出版
作者:方索娃斯・瓦克(Françoise Waquet)
譯者:陳綺文

拉丁文曾是歐洲最高知識階級的象徵。
今日,拉丁文符號無所不在。

  • 象牙塔頂端的知識傳遞工具

兩千年前,羅馬帝國的官方語言拉丁文曾受到嚴格控管,是只有菁英分子才能學習的知識性語言。在16世紀文藝復興運動後,拉丁文獲得史無前例的重視。天主教教會決定以拉丁文作為禮儀語言,學校也以教育拉丁文為主,西方世界沉浸在拉丁文的世界中。作為歐洲曾經的正統語言,拉丁文一度獨佔了知識的統治地位,不只是各種西方語言詞彙之母,也成為醫學、法學、分類學等人類重要學門的根本語源。

  • 拉丁文在近代社會地位的演變

隨著中世紀以後各民族國家與地方語言的崛起,拉丁文漸漸地式微,甚至在口語上成為一種「死亡」的語言。然而,拉丁文在近代西方的學校與教會中卻一直占有主導地位。到了二十世紀,當拉丁文正式從學校教育與教會中「除名」後,仍有許多建議恢復拉丁文作為國際通用語言的聲音。時至今日,所有新發表的生物物種也依舊以拉丁文命名。對現代社會來說,拉丁文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又具有何等的意義與價值?

  • 歐洲文化史專家,詳細剖析唯一足以象徵西方共有文化資產的指標性語言

本書作者為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文化史專家。在本書中,她詳細分析了拉丁文在16世紀後,在教會、教育界和貴族的支持下為何卻逐漸無法對應現代社會,以及它在人類文化中的未來走向。在本書中,作者闡述了拉丁文在全盛時期所形成的知識版圖、說明它如何全面融入西方文化的所有面向、以及當今拉丁文具有的符號意義等。讓讀者更貼近理解這個即便在日常社會生活中看似不再重要,但對全人類有著深遠影響的重要語言。

  • 前版書名:《拉丁文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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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貓頭鷹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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